《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关羽水淹七军，擒获魏军大将于禁、庞德。羽令群刀手押于禁过来。禁拜伏乞哀，声言“望君侯怜悯，誓以死报”。羽绰髯笑曰：“吾杀汝犹杀狗彘耳!”遂令人将禁缚送荆州大牢；并说一句，“待吾回，别作区处。”到第七十九回，于禁被东吴放遣回去，曹丕派他董治曹操墓陵，却事先让人在墙上画了于禁向关羽伏地求饶的图画，于禁“见此画像，又羞又恼，气愤成病，不久而死”。

从“降”到“死”，于禁的命运遭际颇多曲折，令人悲叹。且看《魏书》于禁传：“会孙权擒羽，获其众，禁复在吴……”另据　《吴书》孙权传：“(建安)　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

由此可知，于禁虽然投降了关羽，却并未改旗易帜，反戈一击。而鉴于这位降将的级别很高，关羽自不可擅自处理，只能将其暂时关押，同时上报成都，等候刘备定夺。却不料，战局变化波谲云诡，人的命运鬼神莫测。正当魏蜀两军鏖战之际，孙权遣吕蒙袭破公安、南郡，既而占据江陵。于是乎于禁被当作吴军的“战利品”，转移到了孙权手里。具有荒诞意味的是，几天前还讥笑于禁“吾杀汝如杀狗彘空污刀斧”的关羽，转瞬间自己的首级倒被孙权砍下，然后摆放到了曹操的案头。然而曹操也高兴得未免太早。他刚刚欣赏了关羽的首级，尚未来得及将其安葬，不想自己竟忽染重疾，连神医华佗都无可奈何。从于禁被擒到曹操之薨，满打满算也不过四个来月。

据《魏书》　于禁传，当曹操听知禁等七军皆没和庞德不屈节而死的消息，曾“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耶!”这既是曹操的困惑，也是读史者的不解。要知道，早在初平三年，曹操在兖州建根据地时，于禁即投其麾下，并担任“军司马”的重要职务，故可谓曹操的“老班底”成员。而后他追随曹操，攻徐州、陷濮阳、拔宛城、战官渡……一路走来，出生入死。曹操曾在讨伐张绣的宛城之战后盛赞于禁：“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魏书》　亦有一段评论曹操的文字，称其：“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由此可知，于禁是曹操倚重信赖的“四虎”之一。此前他只有累累战功，而无不良记录，自然也不存在与曹操之间的嫌隙。他的确没有背叛曹操的理由。

曹操的那句哀叹，于禁虽不能听到，却能于心灵上感知。可以想见，囚室里的于禁，肯定会咒骂那该死的雨神，且喋喋不休地向曹操辩解说：樊城之败，非败于羽，乃败于天。那连绵的秋雨使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致禁所统领的“七军”皆没于汪洋……这还真不是于禁诿过避责之词。翻看史书，的确找不到让于禁承担战败责任的字句。既然“天灾”的因素不可抗拒，而“本能”又使人避险求生，于禁及其身边的将士，便只好如　《魏书》　说的那样，仓仓惶惶地爬蹬高阜，蚁聚一处，四面汪洋，无所回避。而关羽的军队则驾驶大船横冲直撞，且以乱箭攒射，将禁军当作靶子。于禁不想让两万余条生命　(按汉魏兵制，满员的“七军”，应为二万二千四百人)　作无谓牺牲，只好下令全军放下武器。

这种成建制的投降，实属无奈但是理性的抉择，古今战场并不罕见。然而曹操不会认可。在一位称霸天下的雄主眼里，几万条生命微不足道。当然了，同样是生命，庞德的生命则另作别论。庞德代表的是一种“气节”，而“气节”即军队的根基。遗憾的是，守节如庞德者委实太少，而丧节如于禁者不可胜数。当“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之时，即有“将军董衡和部曲将董超等欲降”，而被德“皆收斩之”。稍顷大水“浸盛，吏士皆降”，与德并肩战斗的，就只有“将一人、伍伯二人”了(据　《魏书》　庞德传)。

当曹操为庞德英灵大加旌扬的时候，于禁却以战俘身份屈辱地苟活在囚室里。我们弄不懂他为何要活下来。是怕死之故吗？　然而翻看　《魏书》　于禁传，如下两处记录却足证他是不怕死的勇士：其一，当年曹操征袁绍，绍兵甚盛，而禁冒死先登。操遂“壮之”，并增禁步卒二千。其二，官渡大战曹、袁连营，起土山相对。禁督守土山，处境危险。乱箭如雨之中，“士卒多死伤，军中惧”，而禁“力战”而“气益奋”。此二例证若能排除于禁怕死之嫌的话，那他投降的唯一理由就是：活下来，争取机会，返回魏国，待重上战场，一雪前耻!

事实证明，这猜测是符合逻辑的。

于禁在吴地大约生活了两年。两年的时间不算长，然而这期间三国的形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曹操辞世，继之刘备作古，然后献帝禅位，曹丕登基。倏忽已是魏黄初元年八月，吴王孙权向魏帝曹丕遣使称藩，于禁终于获得了被“遣还”的机会。

《魏书》　于禁传对此事的记述过于简约，只有“权称藩，遣禁还”六字。但据　《吴书》　孙权传，和裴注所引的《魏略》，“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里的“等”字，应包括与禁同时被俘的护军浩周　(字孔异，曾任徐州刺史)，以及于禁帐下的军司马东里衮。而且，从　《吴书》　中还可以了解到，当魏帝曹丕接见孙权使者赵咨，问“吴王何等主也”时，咨答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可

见孙权对于禁是极其重视的，否则不会将其跟鲁肃、吕蒙相提并论。

于禁终得北归，并受到魏帝曹丕的“引见”。《魏书》　借用丕的视角，形容于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足见其在东吴的日子过得很不舒畅。《吴书》　虞翻传有段文字，或可为禁在吴的真实写照：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孙)　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　出，引禁并行。(虞)　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宴，禁闻乐流涕……

而今天面对“泣涕顿首”的昔日名将，魏帝自然要抚慰一番。此刻于禁肯定表达了重上战场，为国家戴罪立功的恳切愿望，否则不会有随后颁发的一条制谕。据《三国志》　裴注，《魏书》　载制曰：

昔荀林父败绩于邲，孟明丧师于郩，秦、晋不替，使复其位。其后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　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

“制”中提到的荀林父、孟明，乃春秋时期名将。荀林父为晋国中军元帅，曾在邲地被楚军打败，但仍为晋景公信重，后率军攻灭赤狄的潞氏，以大功获“狄臣千室”之赏。孟明即孟明视，为秦国大夫，在郩之战中兵败被擒，回国后秦穆公未治其罪，又派其将兵伐晋，大获全胜，秦遂霸西戎。曹丕通过这份制谕，不仅明确告诉“禁等”不必担负樊城战败的责任，而且显示自己将如晋景公、秦穆公那样，以博大胸怀对待他们。这自然不是空口说说而已，事实上魏帝在“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的同时，已经决定“拜　(禁)为安远将军”了　(《魏书》　于禁传)。

我们必须相信曹丕这份制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会猜想这只是君臣之间的一场“游戏”，所以三个月后，当又一道圣旨下达，皇上决定让于禁去办一件大事的时候，人们猜测他将重掌兵权，去完成荀林父、孟明视那样的功业了。然而事情有点匪夷所思：曹丕不是要他挂帅出征，而是持节出使吴国，代表魏帝册封孙权为吴王；而此等事通常是由那些擅长舌辩的文官来做的。不过没必要怀疑皇上的好意，因为这差事毕竟能让于禁在孙权的面前扬眉吐气。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无非是于禁手持节钺，于鼓乐声中踌躇满志地下场。这的确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然而，谁都不会想到，作为导演的曹丕，却硬要再增加一场“于禁谒陵”的好戏。

据《魏书》　于禁传：“(帝)　欲遣使吴，先令北谒高陵。”意思是于禁赴吴之前，必须北去邺城，先拜谒曹操的墓园。读史者原以为“谒陵”不过是画蛇添足式的“尾声”，殊不知它却是整出戏剧的高潮和精华所在。原来，谒陵之前，曹丕令画工于陵屋墙壁预先作画。画面展现的，不是墓主平定兖州、官渡大捷之类的光辉场景，而是描绘樊城之战“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的讽刺性漫画。至此我们方恍然大悟：其实“谒陵”并非一般性的礼仪行为，而是一场颇有“创意”的“文化审判”。陵屋即法庭，法官即曹操　(而非曹丕)，而鉴于关键证人关羽、庞德俱不能到庭，彼时又尚无视频、照片可以采信，故只能利用壁画这种汉魏时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以呈现于禁投降变节的罪证。

于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于禁，看了陵屋壁画，当即精神崩溃，不久“惭恚发病”而薨。朝廷遂令于禁之子于圭嗣益寿亭侯，并谥禁曰“厉侯”。按“厉”字应属“恶谥”，其与同时代张辽谥号“刚侯”，张郃、徐晃、许褚、庞德等谥号“壮侯”，贬褒十分明显。估计曹丕斟酌这一谥号时，一定颇费心思。裴松之认为，此应与于禁诛昌豨一案有关。当年昌豨降曹，不久复叛，曹操令于禁征讨之。禁将豨包围，豨以“与禁有救”，可免一死，遂“诣禁降”。然而禁竟以军法“围而后降者不赦”为由，将豨“陨涕而斩之”。这在裴松之看来，禁“肆其好杀之心”，“死加恶谥，宜哉”。

但《资治通鉴》编纂者司马光，对曹丕以壁画侮辱于禁一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禁“生降于敌，既而后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的确，士可杀而不可辱，正常的君王决不会开这样的“玩笑”。曹丕侮辱了别人，其实也侮辱了自己和他的家天下。于禁的悲剧，说到家也是整个魏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