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自古繁华”。遥想唐宋的时代，白堤上、孤山下，游人如织，酒肆茶楼一定也是不少的。但今天独领风骚的楼外楼，则创始于1848年。一百六十多年来，上至各国的元首政要，下至中外的平民百姓，尤以风雅的文人墨客，到杭州，游西湖，几乎没有不在楼外楼用餐的。

楼外楼坐落在孤山脚下，其命名，当然是来自于南宋林升的一首题壁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身当家国危亡，既有东京梦华之鉴，还依然武林春梦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我想这首诗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而是警示人们不要沉湎于此而忘怀了天下兴亡的担当。明乎此，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于“志道弘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与楼外楼的因缘，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只有10岁出头。没有文化的老祖父因为自幼在上海做工人，所以就有了一个迥别于大多数乡下人的梦想，便是此生一定要去一次杭州，看一眼西湖，尝一口楼外楼的东坡肉。于是发狠心带我到杭州旅游。大概坐了四个多小时的火车到的杭州，快夜幕降临，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到湖滨乘游艇直驶湖心亭，从湖心亭折回平湖秋月便到了楼外楼，点了几个菜，只记住了东坡肉和西湖醋鱼，其他的都忘记了。饭后游孤山、文澜阁，文澜阁石牌楼上的一副对子“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至今不忘。过断桥后便直奔火车站，连夜返回上海了。

第二次到杭州是在1966年的深秋。这次杭州之行，一是再去领略一番西湖的风采；二是看一看浙江美术学院，因为它是我心中偶像潘天寿先生的学院；三是到楼外楼门前站一站“望梅止渴”。但各处都是冷冷清清，难得有几个行人。

第三次到杭州，大概是1975年吧？　那年冬末春初，我在施湾参加围海造田工程。工程结束之后，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几位工地负责人便驱车直奔杭州上楼外楼摆了一席简陋的“庆功宴”，当天返回。

1982年，我考上了浙江美院的研究生班，春节过后到学校报到，正逢大雪纷飞。安顿好住宿，冒雪又来到楼外楼。大堂中，虽零零落落地只有三四桌客人，但人逢喜事精神爽，倚窗对雪小酌，颇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感慨，似乎如此湖山，从此终于可以有我的一席了。嗣后直到1984年夏毕业离校，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涯中，虽无数次地经过楼外楼，但进楼用餐大概不超过四次，除独酌的一次外，有两次是卢鸿基先生请的，还有一次是毕业时王伯敏先生请的“谢师宴”。说来惭愧，作为“谢师宴”，理应由我们学生准备的，但王先生那时见我们清贫，每一次宴聚都是他破费，从来没有让我们请过一次。90年代中期以后，我与楼外楼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亲密了，每年到杭州总要请师友们相聚畅饮，遗憾的是王先生因年事已高，一次也未能光临。

楼外楼，处孤山人文荟萃之地的这座天堂食府，除了饮馔的精美，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且不说楼名出自林升那首名诗，“楼外楼”牌匾的三个大字也出诸名手，题匾者乃当时杭城的名家张子果。张子果是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岳父的弟弟，所书端庄稳重。

楼外楼与书画界的关系颇为密切，上海名家如吴湖帆、江寒汀、唐云等多曾在楼外楼留下墨宝，至“文革”之前，累积了相当的数量。“文革”中不少作品遭秦火，一度中断了这个崇文的传统。沈关忠兄接手后立即开始了存亡继绝的运筹，一方面从劫馀中检理旧藏，重加装裱，布置于贵宾厅；另一方面又组织杭州、上海等地的书画家作贡献，获得了更多的佳作。尤其是新世纪之后，唐云先生的公子逸览兄、十发先生的公子多多兄，包括杭州的一批中青年画家，大多由我出面邀请。楼外楼的餐厅中，无论大堂还是包厢，包括游艇，无不布置有名家的书画真迹，这样的景观，在国内的其他酒店中实属罕见。

2010年，为纪念唐云先生诞生100周年举办大型画展，逸览兄向我提出，展品中缺少巨幅，是否能向楼外楼借展一幅？我当即与关忠兄电话联系，关忠兄慨允将大厅中一幅百余平方的《松鹤图》借出，由专车护送到上海。逸览事后向我谈到向藏家借画之难的同时，颇感慨关忠兄的豪爽，也见出楼外楼收藏之不俗。

到楼外楼品尝美食时，如果不去欣赏墙上的字画，对食客而言岂不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