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边岸柳萌动，博雅塔下迎春花开，宣告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回到燕园。漫步静园曲径之中，看着草坪上绿意泛起，爬墙虎悠然攀上檐头，三三两两的年轻学子，在玉兰树下欢歌笑语，这古老的园子仿佛从睡梦中醒来，洋溢着迷人的芬芳。一院北侧二楼最靠东头的那扇窗户仍然紧锁着，我知道，推开那扇窗户，便可以看到整个静园，拥抱这满园春色。十年前的此时此刻，何芳川老师就是站在那里，投下最后深情的一眼，满含眷恋地挥别他徜徉了半个世纪的燕园和无数热爱他的同事、学子住进了医院，而后就在雷雨交加的日子里，在　《天堂》　的高亢旋律中驾鹤西游。

二十年前，我刚刚留校工作，便听说北大任命了一位颇具人格魅力和传奇色彩的副校长，特别是在1998年年初读到何老师的父亲何兹全先生的回忆录《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以后，更是期待一睹“庐山真面目”。在学校各种会议上，远远看到何老师，印象是高高的个子，身材挺拔，声音浑厚激昂;而在校园里偶尔擦肩而过，感觉他肤色白皙，风度翩翩，不停地和路过老师同学打招呼，谈笑风生。当时，我在亚非所老所长李玉老师麾下行走，为教学科研和国际合作等事务性工作而奔波。记得第一次与何老师握手的时候，我有些局促不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何老师笑呵呵地对我说:“年轻的时候多走动走动，当当碎催，是个锻炼，你是小催办，我是老催办，无论是为系、所的小家，还是为学校的大家，都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碎催”在老北京方言里是伺候人、替人跑腿的意思。过了几年，北大把学校简介中的“领导机构”改称“服务管理机构”，我想至少在何老师那里，他一直都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而明智的定位，无论是做历史系系主任还是北大副校长。

何老师主管北大文科发展的那几年，正赶上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他提出人文社会科学要“开大船”、“出精品”，亲自出马说服动员各个学院和负责教师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众所周知，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尊重教师们的自主性和个人能动性，不随波逐流，不媚俗应景，强调“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开大船”的思路一石激起千重浪，至今仍有很多不同看法。我当时的理解，无非是要顺应大势，发挥学校的综合优势，接受来自兄弟院校的叫板和挑战，抢占学术制高点和根据地。但随着几项重大工程的展开，特别是何老师从副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的交谈中，我渐渐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北大人个性鲜明、孤特独立是好事，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眼界毕竟是有限的，尤其在信息高度发达和跨学科研究日益普及的今天，没有协同合作，即便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很难出现重大突破，这从　《中华文明史》　的发起和完成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同时，高校不同于研究机构，通过一个基地的建设和项目的推进，可以为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会形成北大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良性互动，可以在某些领域里建立完备的资料积累，这种综合效益不是出版了几本书，得了多少奖就能够评价的，《盛唐工程》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证;此外，当年的“开大船”，其实还有何老师一些更深层次的考虑:北大是有开天下风气的担当，杰出的学者和犀利的思想，都需要有一个展示的平台，需要建立属于我们的话语权，当年的“北大论坛”，后来的“北京论坛”就是这样的舞台。北大有重视学术传承的美德，在同一学术领域，后来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展示出更新的思考和更高的品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序言中，何老师就很形象地做了比喻，“这一永远的接力赛，一棒定比一棒更出色、更完美，更接近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那丰富、复杂、千姿百态的真实。”北大是有危机感的，一代宗师的学术黄金时间也非常有限，一旦错过这个机会窗口，可能就会酿成永远的遗憾。《儒藏》项目是何老师卸任之后由吴志攀老师鼎力支持的大项目，当时也不能说没有非议，但十多年后，《儒藏》开始收获硕果的时候再回头看，负责和参与这一项目的季羡林、汤一介、庞朴、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朱伯昆、田余庆、萧萐父等泰斗纷纷辞世，在哀伤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庆幸当年的选择，否则那可真是学术发展史上的“犯罪”了。

何芳川老师本人在学术道路上比较坎坷，甚至可以说非常艰辛。在电子资源还不甚发达的时候，我曾经把从旧书市场上淘来的一些资料送给何老师看，其中包括他留校不久，为迎合批判《海瑞罢官》而作的　《反“清官”论》;也有批判“四人帮”余毒资料集里，何老师为曾参加“梁效”而写的悔过书。当时何老师平静地叮嘱我，这些是他本人，也是反映建国后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历史资料，值得保存研究。而今我人到中年，回想当年少不更事，为无意中旧事重提可能对何老师造成的伤害深深自责。何老师从缅甸语学习到亚非史探析，从“为时而著”的弯路到回归东非史研究，从倡导亚太视野到主持中西交通史的耕耘，他曾经自嘲说，“几十年了，我的心常沉不下来，气也常静不下来，所以只有惭愧。这份惭愧，留给来者，或许也是一种价值。”但认真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何老师的研究，能够发现他自己追求的三个基础———“理论基础、专业基础和外文基础”和一个意识———“学术新意”。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98年何老师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了一篇长文《“华夷秩序”论》，这也是我见过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接近二十页，从上古华夏族体形成，一直讲到清末半殖民地社会，梳理了古代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脉络，其中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一气呵成。赞佩之余，我也借着聊天的机会向何老师请教过，如此宏大的体系，应该是一本书、甚至是一套丛书的规模啊。何老师谦称自己的文章是“抛砖引玉”的那块砖，是希望唤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当然，他隐隐透露出某种紧迫感:“时不我待啊!”我还记得他摸着花白头发向后仰去的神态。现在知网上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何老师这篇文章已经累计下载5474次，被引用高达290次，这在相关研究领域内是绝对的必读之作。用龚自珍的话来评价何老师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事平生无龆倚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何老师家学渊源、才华横溢，诗词歌赋更是信手拈来。记得陪同何老师多次参加与日本学者的会议，茶余饭后，他喜欢喝点桂花陈酒，说是绵软悠长，可以怡情助兴，接下来就是和日本友人的即兴赋诗，步韵奉和，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尤其是和植田渥雄教授之间惺惺相惜，吟咏多年。我很后悔当年没有记录下来，如今只有捶胸叹息的份儿了。何老师嗓音洪亮，喜欢唱歌，尤其是《青藏高原》和《天堂》，当年一曲《北国之春》，也让日本友人赞不绝口。在这样的友好氛围里，何老师也曾经怒目金刚。记得是谈及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时候，有日本学者提出，是不是侵略要让历史来评判。何老师不是发言人，但一改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站起来义正辞严地发表即席讲话。何老师1939年出生于重庆，落地之后即饱受战争之苦，多次险些命丧日本侵略者的空袭，而亲人、朋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胜枚举，结合这些亲身的经历，何老师发聋振聩，以当事人的身份痛斥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让在座的中外学者都深受教育。

何老师教学认真、关爱自己的学生是有口皆碑的，是我们北大所有老师的榜样。1996年他被北大学生投票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是自己“人生的最高荣誉”，2011年我也侥幸得到“十佳教师”的称号，接受学生采访的时候，我无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结束后才意识到自己“抄袭”了何老师的名言，赶紧进行补充说明;我见到何老师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看学生论文，在上面点点划划，也曾经问过他在里面找什么呢?　他笑呵呵地说，“找金豆子啊!”对学生读书治学严格要求的同时，何老师总是能看到他们的点滴进步，甚至愿意用夸张的方式让学生受到激励，不断前行。至今我也模仿何老师的方式和自己的学生开玩笑，文章只要好好写，里面一定会有“金豆子”。

何老师晚年的时候头发完全白了，而且视力不佳，尤其是听力下降严重，不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交流就会很困难，但他从未因此放弃任何交流的机会。何老师曾经和我开了个玩笑，“你的青春年华，真好啊!我和你商量一下，借我十年怎么样?嗯?怎么样?”我一时语塞，何老师还未到古稀之年，怎么说这样的话啊!“当然借不了啦，只是年轻的时候，要寸阴是竞啊!”何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自问自答，然后就是爽朗的大笑。他想要的十年，是希望找回那段浪费的时光?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种下意识感知?还是仅仅希望年轻一代奋发努力?我没有问，或许这些意思都有吧。

十年了，如果我能够把这十年借给何老师的话，他应该为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完成他已经开始撰写的《自传》，实现他再学一门外语的理想和驾车上高速路的“奢求”，实现他期待的第三代续写与北大缘分的梦想……十年来，我时时以何老师为榜样，丝毫不敢懈怠，唯恐辜负了老师的期待和嘱托。

在春暖燕园的日子里，透过那扇熟悉的窗户，我隐隐约约看到了何老师那慈祥的目光，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一时不能自已，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