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总会想起那座被称为“世界的尽头”的城市。她其实并不能被称之为城市———位于英国北部，圣安德鲁斯(StAndrews)得名于耶稣十二门徒中的圣安德鲁。传说中圣安德鲁的遗骸被安葬在世界尽头，而古罗马人心中的世界尽头便是这座苏格兰北海边缘的小城。中世纪以来，圣安德鲁斯一直都是三条主街:北街、市场街和南街。求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后面便是圣安德鲁斯大教堂，据说圣徒安德鲁就安睡在这座教堂的主塔楼里。

在圣安德鲁斯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错觉———这里不是异乡，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世界尽头有一座花园，那里有金苹果树和青春之泉。”我没有看到花园，只看到古老城堡的遗迹;没有看到金苹果，只看到一地转黄的树叶;没有看到青春之泉，只有老人在海边散步。大教堂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北海，海浪日复一日拍打岸边的礁石，如同古老的大钟日复一日地报时，它们都是时间的记录者，以各自的方式捕捉每一次稍纵即逝。日复一日的海浪敲击声和圣奥古斯丁的手稿让我忘记了这里是英国———仿佛与生俱来，又仿佛信手拈来。圣安德鲁斯为异乡人制造了一个过于圆满的时间幻境，以至于每一次游玩回到圣安德鲁斯，都仿佛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个故乡仅由历史与思考构成。现在想来，是多么令人战栗的奢侈。

让我读出“异乡”这个词语的城市是伦敦。第一天搬进梅费尔　(Mayfair)　的公寓，我对伦敦的一切充满期待，那是渴望冲出“世界的尽头”的期待，毕竟，那座古老的海边小城没有告诉我英国今天的样子。黄色的Selfridges百货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在圣安德鲁斯大学那些保守党的孩子嘴里被神化的克拉里奇(Claridges)　酒店也仅有一街之隔。最初，我沉浸在伦敦中心无根的缥缈里，在海洋般涌来的美术馆、博物馆、下午茶里触摸伦敦，它们像一本早已无人翻阅的城市指南一样引领我越走越远。我幻想着自己在这间公寓将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个想法成为我第一次独自生活在伦敦的所有意义。伦敦的时尚一周就会翻新一次;匆匆走过的路人永远一袭黑色;酒店角落里喝茶的老先生可能就是执掌某个领域的传说;或是，在红色公交车里偶尔会看到的东欧姑娘暗淡褪色的梦境;骄傲的毕业生千篇一律的步伐———这是一座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谁的城市，伦敦离世界太近，近到所有人以为她就等于世界。

伦敦的漫漫长夜，会让人有一种主宰时间的错觉。各种各样的钟和表———宜家(IKEA)那样廉价塑料的，宝玑(Breguet)那样名贵精细的，还有眼前的大本钟，它们仿佛总在和白天黑夜进行神秘的交谈。从伯克利广场的苏富比学院到忙碌的蓝色维多利亚地铁线，我面前是川流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肤色，来自不同的时间区。他们兴奋地在威斯敏斯特宫前留影，威斯敏斯特宫身边的泰晤河可以是静止的，抑或是流动的。伦敦，几个世纪的帝国建筑笼罩在昏黄的雾气中，金棕色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不断提醒着来往伦敦的人们:世界已不知属于谁。

有人形容伦敦的地铁是密集的蜘蛛网。在我看来，伦敦的地铁是那位英格兰女士的眼睛。她就在我的对面，展览海报上写着她是一位中世纪英格兰的贵族夫人。她苍白，消瘦，头上顶着沉重繁琐的宝石，毫不惧怕地盯着每一个在她面前等待地铁的人。中世纪的英格兰在历史中匍匐前进，创造文明和财富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战火中焦躁不安，正因为如此，那位女士的眼睛优美却透出深深的惶恐。再过一个月，人们就会换下这张海报，换上另一张展览的广告，也许是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骑士，也许是一名伟大的画匠，也许，是另一位优雅惶恐的小姐。他们的眼睛里记录的，总是抓不住的时代。如同伦敦街头的老房子，你能一眼辨认出白色庭院是乔治亚王朝的痕迹，红砖房子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留念，却分辨不出住在里面的人们的故事。

如今依然经常回英国。因为公务，因为怀念，因为习惯，为了保持养分，各种原因。当然，最常回去的地方是伦敦，只有可数的三次，因为导师的缘故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北上，又回到圣安德鲁斯那座海边小城。从伦敦出发，我总是固执地选择火车这种交通方式，途中从不同地区络绎而上的乘客口音的变化总是引人入胜，窗外的风景无言地诠释着透纳或是感性的罗塞蒂，伦敦和圣安德鲁斯之间的旅程似乎诠释了英国人既朴素又虚荣的，某种保存时间的方式。

若圣徒安德鲁的遗骸没有安葬在此，这座小镇便和全英国所有的海边小城一样，只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小镇。居民们大多从事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手工业，老年人坚持自己浓重的地域风格和地方口音，年轻人向往伦敦那样的现代气氛和全球化的时尚。然而宗教的存在使这座海边小城拥有了独特的命运。在欧洲文明史里，宗教就像教堂顶上共栖的鸽子与乌鸦，光明滋生于此，黑暗也孕育其中。大批朝圣者和宗教学者的来访带来的不仅仅是上帝旨意的普及，他们还带来了书本和知识，带来了教育的诞生，这也是为什么英语世界中第三古老的大学会在圣安德鲁斯的原因之一(最古老的两座分别是牛津和剑桥)。

伦敦也有这样一座教堂。这座教堂藏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对时间和历史的渴望总是通过这座美术馆表达着强烈欲望。英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几乎可以记住每一张名画在美术馆里的位置。位置记不记得并不重要，在没有回音的展厅里，我看到的是美的存在，只关乎直觉。红色太鲜艳，如同圣血般直射心扉;蓝色太圣洁，那是加百列天使的颜色;金色过于悲伤，每一个头上有金色光环的形象仿佛注定要扮演救赎与牺牲的角色。在这里，所有的记忆成为最脆弱最精美的艺术品，诉说着轮回中的生活被模仿到膜拜再到束之高阁的神话。艺术和生活，是一对永远纠缠不清的恋人。没有人知道当光从窗棂再次渗透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何种神秘的仪式。或许，他们早已无动于衷，不再惶恐，不再激动———微微倾斜的脸侧，或是若开若合的嘴唇。走出特拉法加广场，有时也许会听到伦敦最美妙的声音———它们总在寂静时飘来，伴着风声，雨声，记忆与遗忘。

泰晤士河依然动人，北海依然清冷———她们映照中的事物有时落满灰尘，有时光芒闪烁。权力交迭，财富移转，季节变换，花开花落，她们便是这一切的注视者。

文/杨好(作者为艺术史青年学者，北京“无界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