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锦屏近影。 江胜信 摄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100周年，顾锦屏参与编纂的《恩格斯画传》纪念版和《列宁画传》纪念版相继出版。2021年是高擎马克思主义真理火炬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伏案工作是否依然是88岁高龄的顾锦屏先生的日常？

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已有70年。70年来，他目睹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见证了新中国马列著作编译事业的起步与发展；70年来，他从“小孩儿”变成了“老顾”，又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顾老”；70年来，任光阴流转而初心未改——顾锦屏年轻时就将保尔·柯察金的话作为座右铭：“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顾锦屏也做到了不虚度、不悔恨：“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这一崇高事业。”

若把对于个人来说足够长的70年，放入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至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样一个宏阔的坐标，则是一个小小的线段。如何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离不开像顾锦屏这样的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家们，他们为提供系统、完整、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文本而前赴后继，代代相承。

2019年11月，中国翻译家协会给顾锦屏颁发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动情地说：“这个荣誉应当归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默默奉献的几代人，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预计未来20年才能全部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等艰巨任务。“我无法亲眼看到全集完成的那一天了。”顾锦屏说，“但只要还有一点光和热，我愿意当个志愿者，继续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

1986年，顾锦屏伏案工作。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先天”不足“后天”补，

誓从外行变内行

1951年夏，正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速成班学习的顾锦屏得知，有25位同学选调去北京工作，他也在内。到北京后，他和同学周亮勋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与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下文简称中央编译局）。他忐忑不安：“以前我从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竟让我翻译马列著作！”他记取陈毅市长在开学典礼上反复强调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和校领导提出的“学好俄语，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的要求，就安下心来，不懂就学吧。

18岁的顾锦屏是编译局年龄最小的，老同志们都管他叫“小孩儿”。“小孩儿”走上工作岗位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简明哲学辞典》的翻译。这部由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辞书，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备工具书，即将在苏联出版第五版。

1950年早春毛泽东访苏归国后，斯大林即派尤金来华协助编辑“毛选”俄文版。当时担任尤金翻译的是延安时期留苏的林利——林伯渠的女儿。出于特别的信任和珍重，尤金将还未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第五版清样交给林利。林利正是顾锦屏所在的翻译室哲学组的组长。

顾锦屏接过厚厚一沓稿纸。此前，他仅仅听说艾思奇写过《大众哲学》，但并未读过，“哲学方面完全是一张白纸”。一次他向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诉说他的困难，老局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我看过你的档案，你读的是师范，我读的也是师范。你的文笔不错，只要肯钻研，一定能干好！”暖心话让顾锦屏暗下决心：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先天”不足“后天”补，誓从外行变内行！

顾锦屏档案里的“师范”，是指1947年考入的江苏省立太仓师范。顾家祖居上海崇明岛，考读师范是经济不富裕的农家孩子离开闭塞岛屿的最现实途径，读师范是不用交学费和饭费的。1949年5月12日，太仓解放。顾锦屏和他的同学们迎来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的参加土改工作队，有的参军参干。

上海俄文学校贴出招生启事，它是一所革命学校，顾锦屏决定一试。考三门课：政治、语文、英语。近千名考生，只取300名，顾锦屏榜上有名。“政治、语文两门，我沾了‘便宜’啦！”说起当年的考题，顾锦屏很是兴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这我是学过的，政治正好考这些内容；我还读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语文考试的作文题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这句话，也在中央编译局的人才队伍建设中得到了诠释。初入这支队伍的“小孩儿”顾锦屏，得到了何匡、刘水、林利等前辈的耳提面命，他们改过的满篇红的译稿成了他的活教材。局里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党史课、古文课、俄文班、德文班……顾锦屏像海绵一样贪婪吸收着知识，“要学的东西太多，时间不够用，夜里零点之前是舍不得睡觉的。”

1953年的一天，单位组织看电影。顾锦屏纳闷：“是不是没拍好？怎么模模糊糊的。”同事答：“很清楚啊。”顾锦屏这才意识到自己近视了，戴上了一副300度的眼镜。

也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为编译马列著作奋斗终身。他勤奋工作，1952年被评为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1958年，他又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195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9年，获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正在出版的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二版增订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等，摆满了顾锦屏办公室的书柜，见证着编译局几代人为编译马列著作呕心沥血的光辉业绩，也见证着顾锦屏从翻译门外汉，到为马列经典著作译文审稿、定稿的坚实步履。

2004年春，顾锦屏访英期间来到马克思墓前。

要译好经典著作，

必须做好理论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翻译他们的著作，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必须准确地表达其中的思想内涵。恩格斯说：“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

2003年，顾锦屏专门回应学界，就《共产党宣言》颇有争议的一处翻译，做了有理有据的厘清。

当时，有学者撰文说：《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这句话翻译错了，主要理由是德文原词“Aufhebung”是黑格尔术语，应译“扬弃”，“扬弃”有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之意，改译“扬弃私有制”可避免在对待私有制上的“左”的错误，也能为今天中国支持民营经济提供依据。

以科学为镜，顾锦屏条分缕析：德文“Aufhebung”确有“废除、取消、撤销、结束、举起、保存和扬弃”等多种含义，但它在《共产党宣言》中究竟何意，须结合上下文做判断。上文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接着说：“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上文中的“废除”德文为 “Abschaffung”，下文中的“Aufhebung”显然承接了这个含义，只是用词不同而已；质疑者强调“Aufhebung”是黑格尔用语，但黑格尔本人在《小逻辑》中说该词同一条法律和一种制度联在一起就有“取消”或“舍弃”之意；顾锦屏还注意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两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这里的“消灭”德文是“Vernichtung”，该词只有消灭、根除之意，由此可见，“Aufhebung、Abschaffung、Vernichtung”语义相通；在恩格斯审定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和法文版中，此处的“Aufhebung”译为“Abolition”，在英法文中“Abolition”只有“废除”之意；马克思、恩格斯在为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综上所述，“消灭私有制”没有译错。如今，《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译法已成共识。

顾锦屏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强调理论必须同实际结合。早在1872年，他们在给《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说：“不管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曾出现对待私有制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十分低下这一历史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消灭私有制”的争论之所以能画上句号，在于跳出了字面莫衷一是的拘泥，而在其他相关文本和更完整的理论框架内获得了更精准的诠释。要做个翻译家，必须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这既是顾锦屏永无止境的追求，也是他为学的底气。

他强调翻译一定要和研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文的高质量高水平。他举例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有一句名言：“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中，译者在修订译文时将 “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改为“新的科学的观点”。学界提出疑问：这个“新的科学的观点”是指什么啊？我们读了全文，全文通篇讲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原译“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是符合恩格斯原意的，改译“新的科学的观点”是貌合神离。诸如此类的例子告诉我们，翻译马列著作，一定要像恩格斯要求的那样当作科学工作来做。

“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这是顾锦屏经常对后辈说的一句话。“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文字搬家，这关系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必须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千锤百炼。”

“这还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顾锦屏说，“以前的著作上，你是很少看到编译者个人的名字的，大多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名义集体署名，个人没有稿费或微乎其微。”

顾锦屏的神情突然低落：“同我一块儿译《简明哲学辞典》的，一块儿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的，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了。几代同我共事的同志为这项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终生。”

说到已经离去的同事，他惋惜不已：“1978年跟我一同被任命为副局长的林基洲，《列宁全集》第二版的工作主要是他抓的，他废寝忘食地工作，1993年夏天，他在办公楼上厕所时突然晕倒，再也没有醒来，走的时候只有64岁……1951年跟我一同调到编译局的周亮勋，也和我一样退休后继续忙工作，2005年因突发脑溢血倒在办公室门口，两年后离世……”

顾锦屏和他的这些老同志们，在生活上有一些共同的“毛病”：伏案久坐、废寝忘食、长时间用眼用脑、“不懂”劳逸结合……顾锦屏走上领导岗位后，白天忙局务，晚上忙业务。为了审改《列宁全集》第二版的译稿，就睡在办公室，一早再回家吃饭。

林基洲逝世后，顾锦屏将他的一部分工作接了过来。同一年，顾锦屏突发中风，幸好被及时送进海军医院治疗，康复后又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2019年11月，顾锦屏获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更珍惜我们的工作”

“尽量发挥余热吧”

顾锦屏曾带队出访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同那里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们随着柏林墙被推倒，命运被彻底改变。顾锦屏听说：担任领导职务的学者只能拿到“惩罚性”的养老金，晚景凄凉。

1990年5月初，中央编译局代表团应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邀请访苏，5月9日还被邀请到莫斯科红场观看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可是随着苏联解体，这所列宁时期就创立的久负盛名的研究院也被解散了。

以德国同行、苏联同行的境遇，反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队伍，顾锦屏感慨：“这让我更珍惜我们的工作。”

珍惜背后，不只是对岗位的守护，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守护。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失败论”“过时论”一时大为流行。1992年，顾锦屏撰写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几点思考》等文章，以坚定的信仰、求实的态度和令人信服的说理捍卫真理。200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之际，顾锦屏撰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不朽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就在于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它鲜明的中国特色……”

2004年，71岁的顾锦屏办了退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又被返聘参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的编审工作。5年后，由韦建桦局长任主编、顾锦屏任副主编的两部文集正式出版，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为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他俩还主持编纂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和《列宁画传》。顾锦屏还承担了《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共60卷）中著作卷前言的修订工作。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之一是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版和第一版有何区别，顾锦屏详细道来：1956年至1983年，第一版50卷全部出齐；1986年，第二版约70卷提上日程。第一版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第二版则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蓝本，全部参考原著。马恩著作约65%是用德文写的，20%用英文，剩下的是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保加利亚文等写的。直接翻译原著，比从俄文转译更能还原马恩本意。第一版之后，又发现了诸如马恩笔记等新材料，还发现第一版误收了非马恩所写的文章，这些都要在第二版中补充、更正。“目前，第二版只出了32卷，还有38卷没有出版，任务十分艰巨啊！”

顾锦屏说到这里，翻开书桌上放着的2019年第22期《求是》杂志，他在第11页用红笔划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一文中的一段话：“要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培养一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骨干队伍。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不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大众生活的形式多样的理论宣传作品，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顾锦屏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给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深受鼓舞。”

“至于我个人，我已是望九之年的老人，再像过去那样工作已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作为马列著作编译战线的一位老战士，尽力发挥余热吧。”

时光倒流70多年，回到1944年5月，毛泽东主席为延安时期共产党第一任石油厂厂长、为革命屡立奇功的陈振夏亲笔题词“埋头苦干”！以后再次为其题词“劳动英雄”！1981年1月15日，解放日报记者宋超在头版头条发表《他，永远是他》长篇通讯，并在加发的言论“以人为镜而知得失”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面对形势和任务，向陈振夏学习，“更需要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和干部不忘革命初衷，继续保持光荣传统，去影响和带领群众”，让读者走近了几十年艰苦奋斗而始终保持革命本色的资深共产党人陈振夏：他功勋卓著，离休回到家乡崇明之后谢绝组织上按规定为其盖一幢小楼、按特供标准提供生活用品的安排，住到县城小巷深处的老宅内，“群众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宋超在采访中获得一个细节：身为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女婿老顾返乡看望岳父，陈振夏在老宅房间里用两张条凳搁上木板当作床，对女婿说：“这是家，你住家里。”老顾欣然从命，谢拒县委安排的小招待所套房。

当年的老顾就是今天的顾老。

提起已故的岳父，顾锦屏喟叹：“延安精神，在我岳父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最让我钦佩的一点是安贫乐道。”略微沉吟，顾锦屏憨厚一笑，说：“今天国家给我的待遇够好了，今天的条件同当年的延安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延安精神不能丢啊！这样才能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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