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九年，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再度来到上海，与先睹《奥本海默》的中国观众交流时，他谈到了比起外界津津乐道的“再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场面”，他真正着迷的是奥本海默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他带着摄制组深入新墨西哥州的荒漠，在当年奥本海默研制原子弹的历史现场拍摄，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真实的奇观”，他拍摄奥本海默的传记，因为他感受到这位杰出科学家曾经面对的困境并未翻篇，1950年代“核威胁”的幽灵仍然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时代。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负责“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成为同代人中最著名的科学家。但是在战后，他的个人命运经历了“盛极则辱”的悲哀曲线，因为他在公开场合极力反对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以至于遭受美国官方构陷，在1950年代初身陷一场对他私生活和名誉造成极大羞辱的安全听证会。影片《奥本海默》以这场政客霸凌科学家的听证会为线索，再现了奥本海默从192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的20多年间的人生片段，他在听证会的现场陈述交代他的过去，思绪迂回反复地回到对他来说刻骨铭心的时刻。

《奥本海默》的剧作延续了诺兰偏好的非线性叙事，但不同于他过往频繁切割时间线制造“烧脑”的叙事拼图，《奥本海默》放弃了高概念的设计，黑白和彩色交替的画面，现实和回忆的交锋，更像是深入了人物内心世界小径分岔的迷宫。

年轻的奥本海默初入量子物理的领域被深深吸引，科学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和想象，他意识到自己进入的这个世界“同时充满能量和悖论”。能量和悖论的同时在场，这也是概括整部电影的最合适定语。

诺兰的剧本改编自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共同撰写的有关奥本海默的第一部完整传记，《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原著曾获2006年的普利策奖。两位作者投入长达25年的时间，对奥本海默的一生做了详尽的研究，遍览与他相关的记录和信件，包括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揭示了奥本海默的生活和他所处的时代。诺兰几番通读这部传记后，认为要把奥本海默的一生压缩到一部电影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转换思路，决定拍摄一部从奥本海默主观视角展开的特殊传记片，重点不是还原科学家的传奇人生，而是他的认知，他的思考，以及他的无法概括的精神世界。

在诺兰以往的电影里，碎片化的情节最终将拼出事件的全貌，完成一个戏剧闭环。《奥本海默》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诺兰用似曾相识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一种全新的风格，通过特定情境的重复，随着意识流动的时间线，创作者遴选并重组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内心碎片。“奥本海默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支持制造原子弹”“他对广岛的受难平民是什么态度”“他反对氢弹研发，是不是一种忏悔”，面对这些至今争执不断的议题，电影并不试图给出确定的标准答案，它是开放式的，敞开了一个伟大心灵的各种可能性，用他的精神世界里离散的碎片构建出一道“内心的盆景”，它们就像粒子对撞机里的微观世界，充满悖论和不确定性。

诺兰以坚定选择片场实拍而著称，但《奥本海默》进行到第120分钟的那场沙漠里的核爆，当然不可能在拍摄中“真的投了一颗原子弹”。诺兰透露，剧组的技术团队穷尽办法，模拟出以假乱真的“蘑菇云”的质感，电影拍摄不可能在现场点燃两万吨TNT，但电影工作者可以竭尽所能地靠近真实。

整个摄制组克服了寒冬恶劣的天气，很短的时间里在风雪交加的新墨西哥州腹地再造了等同于当年规模的“原子弹小镇”。实景拍摄的片场距离真实的历史现场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拍摄时，剧组曾多次重返那个被遗忘在荒漠中的军工小镇，当年奥本海默住过的房子和科学家们开圣诞派对的小酒馆还在，诺兰带着基利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和马特·戴蒙重返那些荒废的旧宅，在饱受时间侵蚀的物理空间里，“真实所具备的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

诺兰说，电影拍摄的技巧和奇观终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叙述和叙述创造的人物，重要的是真实世界里真实的人，电影是回应和干预现实的方式。他提到，在阅读奥本海默传记的过程中，他和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聊起核武器，发现这一代的孩子对核能以及更广义的科学发展及其伦理困境，抱以漠然的态度。这促使他决心拍摄《奥本海默》：“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时代，我关心的是一些跨越时间的永恒议题。奥本海默感到忧虑和痛苦的不受约束的科学对人的侵害、人的创造物对人的毁灭，这些不是专属于他那个疯狂时代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AI和1950年代的原子能，难道不是平行的镜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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