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黄建新导演的话说，我们是在造房子，不是在搭布景。”电影《1921》的美术指导吴嘉葵说，包括望志路106号、108号在内，观众在影片里见到的所有1920年代的上海石库门建筑群，都基本还原了百年前的历史风貌，“包括建筑每一块砖出自什么窑，红砖是什么规格，灰砖什么规格，我们都做了细致的选择”。

7月5日下午，银星光影沙龙举行了“一百年 正青春”的主题交流活动。吴嘉葵与原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从《1921》的置景、美术讲起，回溯上海红色电影的创作渊源。

复盘《1921》的置景，时间线得拨回到2020年初。正是疫情防控吃劲的时候，上影集团在车墩影视基地，按照华东建筑设计院当年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用真材实料一比一搭建了孕育了党组织的老渔阳里、召开中共一大的树德里、召开中共二大的辅德里等党史中熠熠生辉的地方。

吴嘉葵透露，还原中共一大会址及周边历史建筑群原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当其冲的难题是，除了中共一大会址以外，周边建筑群没有影像资料可供参考。《1921》美术团队只能通过文字资料中的描述来还原百年前的那个“红色摇篮建筑群”。其次，按电影在夏天开机来倒计时，留给“基建”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又遇到了上海的雨季，吴嘉葵说，“整个置景过程采用的是完全超常规的做法”。

现在，在车墩影视基地中还保留着电影《1921》的拍摄所建造的历史建筑群。该建筑群一共有三行，前两行建筑是完全按照一大会址所在的树德里1:1还原的，第三行为了电影其他场景拍摄预留了可调整的装饰位置。比如《1921》中毛泽东在渔阳里做洗衣工的片段就在第三行建筑中拍摄。

除了外景之外，电影《1921》的内景也非常讲究。“中共一大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为了开会，在会场中放了很多灯，但平时会客时并非如此，是另一种光景。”为了做到精益求精，吴嘉葵团队做了许多细微调整来满足每场戏的拍摄需求。“包括像大多数代表住的博文女校，也是著名的历史建筑，在石库门建筑里面很有有特点，有两个天井，在布景中也完全还原了。”吴嘉葵说。

在电影中一晃而过，甚至完全不能被观众所察觉的小道具，美术团队同样精益求精。一大会址会议桌上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红色花瓶，《1921》中同样做到了精确还原。“因为原物是国家一级文物，不可能拿出来复刻，为此找我们遍了全世界的花瓶素材库。”踏破铁鞋无觅处。美术团队最终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道具库里面找到这个花瓶道具。

这不仅仅是个例，包括开会中毛泽东做的笔记，尼克尔斯基手里的《上海俄文生活报》，黄包车背后的各个租界各自不同的牌照，甚至牌照上面更小的税牌，美术团队都是通过精细的考证进行还原的。

比如当年的《新青年》杂志究竟是什么样的，呈现在影片中的杂志必须与历史原貌严丝合缝，版本、日期或发行商的差异，都可能造成影片呈现与史实的误差。“我们剧本写到哪个时期，团队就要查到哪一期第几卷，完全复制，包括里面的内容。”吴嘉葵说，这些关乎史料的复刻，在拍摄时都讲究到了极致。又比如《共产党宣言》，美术团队按照历史做红蓝两版，红色的为错版，蓝色的为正版。

还有毛泽东在开会时做的记录也有讲究。区别于伟人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毛体”，1921年前后的青年毛泽东，他在那阶段的字体相对平实。团队从上海博物馆找到了当年毛泽东写给友人的手书，以此为蓝本模仿他的字迹。也许观众不会留心到这些一闪而过的镜头，但为了“忠于历史”四个字，《1921》剧组不遗余力。

吴嘉葵说：“追求极致是无限的。导演本身也是一个细节控，他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求细节，一定会问出处。”不同的租界，行车方向不同，需要考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认可的车牌上面文字不同，也得考虑。因此，细心的观众会发现《1921》中，一辆车上悬挂三块车牌，因为需要去往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不仅警车、公车如此，私家车甚至黄包车也都“按需”订制车牌，车上的税牌还得按年份复制。一言蔽之，只要一张历史老照片进入了剧组视野，其上细节都会反映在电影里，一切只求“历史重现”。

严谨的制作得到了史学家的好评。尼克尔斯基手里的《上海俄文生活报》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点赞，在专家看来，这份道具与真实的新闻纸具有相同质感，“手感和视觉上都是真实的”。这背后，是美术团队特意查找了俄文日期以确保报纸日期的准确，并用专门的新闻纸付印才做出的效果。

“无论电影技术如何发展，我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注重细节、注重真实。”吴嘉葵谈到黄建新导演所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他表示每一个场景，每一件物品都要有出处、可考证，这不仅是对电影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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