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

王家范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6月

我对《中国历史通论》的考虑

文丨王家范

鉴于历史专业研究生已经系统修读过大学“中国通史”，始有在硕士生一年级设置“中国历史通论”公共课程的动议。据我的理解，立足在本科“中国通史”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提高对国史的认识层次，使之成为“中国通史”教学的延伸，恐怕是设置本课程的基本目标。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笔者为该课程授课的讲义。能够不能够做到上面所要求的那样？我只能报之以一句老话：尽心地去做。实际效应，必须由读者诸君来裁决和评判。

我所以愿意为之尝试，是因为执教以来，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在原因，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通史”教学的讲台。岁月不饶人，竟已过了花甲之年。一遍又一遍地滚动，所历甜酸苦辣诸味，记忆犹新。我曾感叹过，越教疑惑越多，头脑里生出的问题也越多。希望听者千万别以为这是笔者在故作惊世骇俗之论。历史是口老井。关于老井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总演绎不尽它的奥秘。在史学里沉浸久了，都会有这种体验。现在把历年苦恼过我的问题，借此在这里再咀嚼一番。或许你们会谅解，我的感慨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有些问题完全可能是庸人自扰，那只说明我的智力有限或者思维有所偏好，但不能否定我的思考是假。

唯其如此，这本讲义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的体系（说实在话，我始终不敢存这份奢想），而且带有极明显的主观色彩。所以先得申明，这是一份“讲义”。因为，在我看来，课堂教学上，从来也不存在固定的或“标准”的模式。每个教师教的“中国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国通史”。“通论”亦然。

在整个讲授过程中，我将尽量避免引证原始资料。一是为了文意的连贯。大段大段的古文征引，常常会杀风景似的遮断正欲展示的情景，半路截断思绪。二是相关资料完全可以自己去找来核对，重新审视，这对研究生尤为必要。何况还有那么多的通史、专史论著为后盾，可以作为校驳、补充和进一步思考的依凭。我在相关的地方，也时时会推荐有价值的论著，以广思路。

我认为，“通史”与“通论”同着眼于“通”，所不同的只是切入的角度和叙述的体裁有所区别。但若简单地重复，那就成了无谓劳动。“通论”固然必须以“通史”为前提，但也必须对现行“通史”有所检讨，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促进“通史”的发展。所以“绪言”将围绕“通史”展开话题，最后交代一下本《中国历史通论》的基本框架。

通史旨归

文化传统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超时空，一直光照后世的。例如，我国史学的开山祖无疑非太史公莫属。“史”这一职业，由来已久，在原始部族时代早就存在。然而，只有当司马迁说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知识分子从事的、演绎的、通释性的中国史学才正式成立。不管史学的手段和观念后来怎样变化，怎样不断演绎出新的意蕴，我认为，史迁的这三句话，作为通史的旨归仍具有永恒的意义。

近代新式通史的编写，是从20世纪初发其端的。1900年，章太炎先生最先动议创制新的《中国通史》体例。在那篇名为《中国通史略例》，领风气之先的短文里，太炎先生立足于时代的变迁，融通古今、推陈出新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既没有国粹派迂执陈腐的酸气，也没有后来欲横断而截流的那股杀气。

看得出太炎先生对通史是经过很长期的思虑的。文章劈头就对古来著名的多种体例史书一一作了评点，所论优劣得失俱公允不偏，而明确地把“策锋、计簿、相斫”三类列为新通史应摈斥的目标。这三类历史，在今日也还阴魂不散。所谓“策锋”是专讲政治谋略、治人法宝的，为对策敷陈提供模本。计簿，则是把典章制度弄成细末琐碎的流水账，史家降格为书吏登录文档。相斫，宫廷、朝野、忠奸、华夷等所谓“君子小人”之争占尽舞台，成了窝里斗、窝外斗的历史大观。太炎先生深致不满，是因为这类史学游魂无主，言不及义。大家知道，刘知幾有史学、史才、史识之说，章学诚加上史德，并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可见“四具”之说，尤重史识。史德无有卓越的史识，也体现不出感染人的魅力。上述三类，无论策锋、计簿、相斫，都心术不正，史识卑劣，与通史之大义相悖，故先生不取。

那么，太炎心目中的通史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概言之，就是“静以臧往，动以知来”。具体地说，通史既要条理制度的文野进退，这是“明变始终”的大关节；也不废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人事兴替，以期明乎“造变”多因，目的是为人类“知来”指明道路。太炎的“通义”、“例则”，明显是由章学诚脱胎发展而来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第一次提出，治史之“通”，古有二义。一为“绝地天通”的“通”，史学源于神学，后来便演化为“天人之辨”。二为“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易经》），史学降为人学，通古知今，以达天下。故史家必须能明“道”传“道”，这是中国古今史学不废江河的传统。

通观太炎先生的动议，立意无不与太史公三句话默然呼应。但也应该看到，古贤先知的直觉，到了太炎（也包括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读者可自阅）等近代启蒙大家的手里，获得了现代思想的支撑。例如太炎释“动静”，就用了孔德的“静力社会学”与“动力社会学”作新注脚。再者太炎主张“今修通史，旨在独裁，详略自异”。是因为通史的灵魂在“通”，而“通”必须借助于“观变”和“明变”两大手段，假若前者以归纳法为主，后者则转而为以分析法为主。“历史诠释学”的概念虽然没有跳到纸面上来，但其意味已昭然若揭。“旨在独裁”一语，典出于史迁的“一家之言”，却又是“历史诠绎”的应有之义，是一种全新的观念。80年代始流行“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知，说太史公所倡导的通史精神超越时空，和史学必然随时代而进的意思是不相冲突的。无论是“天人”、“通变”或“一家之言”，它们的内涵，用以思考的思维方法或者考察的理论手段，都必会跟人类思维成果的不断积累、更新息息相连，有所发明，有所深化。但从通史的根本宗旨上说，“形”变而“神”不变。“通论”也应该透过“形”，着重于点明其“神”。

释“究天人之际”

先说“天人之际”。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再不会过分扭结于“天人感应”的玄虚奥理，而会更看重人类历史活动的内外环境，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例如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先人已经显示出“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且有逐渐抛弃游牧、畜牧，改事家畜饲养的趋向。大致到了春秋战国，至少中原地区已经耕地连作、精耕细耨，走上了单一化栽培农业的道路，而把游牧部族驱赶到长城以北。

通过中西历史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张一弛的特殊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历史走向迥异于西欧，政治生态常因北部边境“生存空间”的紧张而反复动荡，关系非小。探究这种经济方式的演进，无疑是与我国内地处于温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栽培作物的发展环境有关。农副相兼，也是因为作物的残秆和遗留或多余的谷物，为家畜饲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何乐而不为？所以，比较西欧放弃“二圃”或“三圃”的休耕制度（中国与之类似，西周曾有菑、新、畬的休闲制），我国至少要先进二三千年。

1972年竺可桢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是自然生态史方面的杰作。现在它已获得了考古发现的充分支撑，印证了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确实普遍比现在温暖。何炳棣更进一步提出了对黄河流域植被分布与黄土土壤性能的历史分析（《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些都是以全新的“天人之辨”诠释我国“农业文明”形成和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文明“核心地位”的成功范例。自然科学史工作者还发现，我国王朝兴衰、“蛮族”南下乃至统一分裂的态势，往往与气候的偏冷或偏热有相关的概率。当然，引发动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一“发现”至少值得通史界重视。张荫麟先生仅从历史文献里，也敏感地捕捉到这样的信息：灭商之前，周族居住地区正遭遇饥荒，估计这与周族加速东进不无关系（《东汉前中国史纲》）。为什么许多人从未注意到灭商诸因素中，还有这么一个生态危机的因素参与其间？从秦汉直到明代，北部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部族名称亦变幻多端，但其南下骚扰，总与大漠地区枯草期，特别是灾害性干旱的生态活动周期相关。这些都很能说明，“一分史料，出一分货”（傅斯年语），强调史学必须凭证据说话没错，但殊不知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只有当史家把考察的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制约关系之后，平日从眼皮下滑过的生态史料，才会眼睛一亮，顿悟到它们对史学诠释的“意义”。

以上说的只是“天”对“人”的关系。“天人之辨”的另一侧面，就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互动影响。20世纪末，人类对“生态惩罚”有了切肤之痛（据报载，朱镕基总理有“黄河水害为心腹之患”说），故而这方面的关注已延伸到史学领域。最近写自然灾变史十分走红，便是一例。其实早在1962年，谭其骧先生就发表有当时震惊史坛的名篇：《何以黄河在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指出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黄土高原，下游水灾与中游水土保持有直接的关系。西汉末年后，中游变农区为牧区，北魏到安史之乱，中游农业发展的速度也不快，故东汉以后，黄河出现长期的相对平静，安流达800年。这种因农业过度开发而导致生态破坏的情况，后来在长江流域也重复出现，那就是明清达到高峰的围湖、填江造田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天灾往往是与人祸相伴而行，至今在“通史”中反映得还非常不够。

其实，古人所谓的“天”还包括广义的“天理”，引申开来，似包含有探索普遍性规律、规则的意思。关于这些问题，现代人的理解歧义颇多，容后面相关处再议。这里想先说一点。我以为，史家为了打通古今，预知未来，对藏匿在人类历史活动深层（布罗代尔称“海底”）的，普遍性或概率性的动因，古今以来永远都在不断猜测中。王船山《读通鉴论》，即试图以“气理”说通贯历史之变，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诠释的登峰造极之作。遗憾的是，直至今日，人类探索社会的奥秘，比起自然的奥秘，收获最少；正因为这样，也特别具诱惑力。20世纪后半期，又有所谓“历史系统论”、“历史结构主义”等等新的尝试。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巨擘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便是以“长时段”理论试图说明历史深层结构的一部名著。这些都说明了“究天人之际”，实为古今中外史家所同好，必与人类历史相始终。

释“纵通”与“横通”

太史公三句话，要数“通古今之变”最为核心。史学前贤多看重“通变”，即“原始要终、知所进退”，属史家的史识功底里最见深浅的。吕思勉先生一再感慨“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他在1944年《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里，抨击当时史界的风气，尖锐地说道：“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必不可不读之书未尝遍也，而挟急功近利之心，汲汲于立说，说既立矣，则沾沾尔自喜……舍正路而不入，安得不入于棘丛者。”先生的意思，历史通识乃是史家所必备的要素，而通识之所由来，必由读书长期积累而得。读多、读广而后方能不断产生联想，触类旁通以至于豁然贯通。

史家可以有种种分工，而且通常的观念，通史家总要比专门家矮一截。钱穆先生晚年久久未得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衔，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但，历史通感的重要，史家有识者对此都不会有异议。钱穆高足严耕望所攻术业与乃师不同，以“专”著称。他那种“地毯式”地必穷尽相关资料而不休，毕三四十年之功成就《唐代交通图考》（五册），达一百六七十万余言，海内外史坛叹为观止，堪称一绝。他在关于恩师钱宾四的长篇忆文中，一再追念先生教诲他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治史三书》）耕望认为自己所作的考证，在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是与老师的引导分不开的。据同门余英时说，耕望从《两汉地方行政制度》做起，到写出四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对中国政治制度演进有许多前人所未发覆的创见，在这一领域他可说是百无一二的“通人”。他和杨联陞（治社会经济史）都是海内外备受称誉，博洽而精深的史学大家。可惜他俩的论著近年才慢慢为人所知，也还不易得窥（天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近有《洪业、杨联陞》卷问世）。

但对“通”也不是没有非议的。读今某名家的《自序》，知道清代章学诚有“横通”之说，并现身说法，要大家引以为戒。找来《文史通义》对读，内有《横通篇》，章氏果然说道：“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似乎“横通”确是要不得的。细读却又觉得章氏的意思未必如此简单。从文意所涉，至少有两意。一是比喻“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然其人不过艺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揣摩其意，大抵是指靠着道听途说、玩物得志（像古董家），实则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什么问题都喜欢插上一脚，什么问题都经不起追究，似通非通，就以博闻炫耀的，谓之“横通”。后来这话头大概被专门家接了过去，专用以轻薄“通家”，实际正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章氏又有第二意，说道：“横通之人不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所举之例均为有一门专长知识的宿儒耆学。按我理解，这里就有了“横通”与“纵通”两种。章氏是立在“纵通”的立场上朝专门知识对通达的关系说的，“横通”成了“两脚书柜”，可供通家使用，但不能自通。这一层恰好与上面相反，“专”就不那么值得自傲。

但我想从“纵横”里实际还可以引申出另一层意思，这是章氏注意不到的。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每一专门领域也有一个“通”的问题，则可称之“横通”。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横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前提是不做井底之蛙，不可咬死见到的“天”就那么一点大，作茧自缚。纵通也必须建筑在横通的基础上，其养料必然来源于横通的供给，活水源源，巧妙经纬，方不至于肤浅飘浮而不落实地。张荫麟先生在他的《中国史纲》自序里对“通史”的相对、绝对限制条件阐述得坦诚真切，值得一读。所以真正的“通人”总是稀罕，百世一出。我们一般人只能学着朝这方向思考，“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在现代史家的通人里，我想先介绍一位诸君不甚熟悉的许倬云，以说明“通变”的当代风貌。许先生的书近年才在大陆传播开来，其中《历史分光镜》辑录较全，对系统了解先生各方面的学术见解，是一本入门的书。倬云自述一生治学受韦伯影响甚大。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阐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用了统计的方法，根据不同时代历史人物（公族、大夫、士）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变数如何配合而有其相应的社会变动——不仅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间的升降，也顾及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变。

我很担心现在的大学生读先生的书，会很隔膜，不容易读懂。原因是直至今日，大学“通史”几乎已经将西周“封建时代”遮蔽得不见踪影了。

读20世纪上半叶编著的“通史”就知道，中国由“宗法封建”进至“大一统帝国”，是决定中国而后二千年历史走向的特大关节。许先生认为，在西周的政治秩序中，亲亲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支撑整个西周的封建体制。周的国家与社会，前者是封建，后者是宗法，两者之间是重叠合一的。春秋之世，国家与社会逐渐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前面一部分是封建秩序与宗法制度的分离，后面一部分则是封建邦国成了君主国家，最后变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从上面可以看出，韦伯官僚科层理论对许先生的影响，但他非常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牵强附会。这一历史通感，他是通过从班固《古今人表》中选出春秋516人、战国197人，分别作社会地位升降、阶层比例变化的历史统计得出变动频率与变幅，成功地完成了论题的实证。中国历史这一重大变化，在张荫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见后《被遗忘的个案》专题）。现在已比较清楚，许、张两先生所论，实关系到中国历史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就是世袭封建贵族的消灭，代之以皇帝任免的流动的职官阶层（官僚体制）；诸侯封国的消失，代之以直属中央的郡县。

从此国家乃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国家而无社会，或者正确地说，是国家将社会吞噬了，有“臣民”而无“公民”。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中国的历史面貌就不会与西欧有后来那么大的差异，以致“中西异路”，各走各的道。秦统一之后，王朝鼎革频繁，有所谓“六道轮回”之说。这从中国大一统帝国政治体制发展长期迟滞，没有质的根本性变化角度看，尚过得去。但它绝不等于各朝各代没有异同，近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就无变动，就无阶段性区别。

非常奇怪的是，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糨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为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乏味。

从我读书所得印象，20世纪上半叶，并非如此。前辈史家对各朝特点的解析，发展脉络的梳理，这方面的史学遗产，很值得我们重温。这里，仅举两例。

陈寅恪先生重显光彩，是近几年文史界的一大进步。据俞大维的回忆，早年寅恪先生也曾有志编著通史，惜乎未遂。但从他发表的诸多学术见解，仍处处可见他对整个中国历史脉络的把握，了然在胸，不同凡响。例如现在广被征引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与“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赠蒋秉南序》），都不只是从道德文化着眼，其中还包含了他对赵宋一代在中国历史上独特地位的历史评价。据我所知，近半个世纪来，日本学界要比我们更关注宋代的历史地位。他们一般称宋以后为“近世”，以区别于此前的“中古”。大家都知道寅恪先生在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最富建树，为大师级权威。但就在《论韩愈》一文里，他首次提出以唐中期为界，中国大一统时代可划分为前后两期：“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如此。”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继春秋战国后又一变化关节，论断之精当，完全经得起史实检验。遗憾的是，寅恪先生对这些问题往往点石为金，只点到为止，未及展开。由此想到，秦汉与隋唐，隋唐与两宋，两宋与明清，期间究竟有多少异同和变革，真是问题多多。后面的专题研讨里，将试图讨论这些关节，此处刹住。

另一例，则要说到梁启超先生对中国的“世界历史”眼光。钱穆先生曾对耕望说：“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后一点尚可商酌，前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任公在《五千年史势鸟瞰》一文便出言不凡。他说：中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先是中原的中国，中原的中国经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众所周知，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只有到了海通之后，“开眼看世界”，才可能发此宏议。许倬云先生就十分欣赏梁先生的这种“通变”新论，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人类群体大抵都经由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个阶段，不断在空间上获得扩展，融合并产生新的更复杂的大型群体，直到全球融合。这是对梁任公新论予以人类学的升华。倬云说：西方历史也是如此，“希腊古代城邦是希腊的中原，希腊化时代是地中海的西方；罗马帝国时代是欧洲的中原；中古以后的欧洲是欧洲的西方；近古是大西洋的西方；近代是世界的西方”。

梁、许两先生的历史通感是敏锐的。现在中外史家越来越多地趋向于这样的共识，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近代才真正开始。中国古来认为“天下”就是自己，除此而外，均属“海外”，固然荒唐；欧洲人后来认为世界中心一直在西方，什么都是“西来”，也是一种莫名的自大。今天的中国通史，一方面“中国自古就……”论仍有不少人紧抱不放，开放时代的人缺乏开放的历史心态，不敢批判“自我”；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正急着新编“中西合璧”的历史教材，似乎中国一直处在“世界之中”。我真担心，没有历史通感，把握不准历史的脉动，画虎不成反类犬。

释“今修通史，旨在独裁”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重显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泼的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通古今之变又很不容易。这“变”从何而得？可以说这“变”字的出来，像是经历选矿、探矿、采矿、冶炼、加工等一系列工程而后的终端产品，凝聚了史学创作的客观全过程。但也有不同处，即史家所从事的是精神劳动。其巧拙优劣，自然与史家的素养、功力有关，也会关联到时代、个性等特殊的要素。太史公的“成一家之言”，或许是他个人雄心的勃发，抑或“侠义”性格的体现，但也确凿无误地映射出了史学的特性。

这里我不打算牵涉进史学主观、客观的认识论“吊诡”陷阱里。个人这方面的思考已列入下面《回顾与反思》的专题里，供阅读批判。这里想借太炎先生“今修通史，旨在独裁”一语，对通史现状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感慨。

记得有次我出了一个题目：“当下史学研究最缺乏的是什么？”让研究生讨论。有的说中国史学缺乏理论的架构，少会通之义。绝大多数人则认为：“缺乏思想”，不敢说出自己的话，像是患了一种“失语症”。也有的认为史学当下急需要有像历史哲学那样的形而上思考；历史学是一种民族记忆，它既需要寻因意识，更需要寻根意识，对人性——人的价值体系的批判性思考。

我个人则比较倾向于中国史研究当下最需要正视的是史学家没有思想，而不采取缺乏“理论”的流行说法。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需要“理论”，按照以往的习惯，往往容易误导为需要寻找一种可以解释历史或社会的标准理论或唯一理论。实际上这种捷径并不存在。目下学术界有些人正在为这种主义或那种主义吵得不可开交。我很奇怪，怎么到了世纪之末，世纪之初的“主义”之争又热闹起来？假若想争出个新的主义独尊，说明百年是白过了。二、任何理论比较起实际生活，都要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人类生活，也包括历史的人类活动，都是极其丰富多彩和奇诡多变的。史家只是在尝试“理解”它。任何一种理论都只是一种假说工具，必须拿它来与实际的生活情状相对质，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必存在一定的误差。所以我认为，到今日不缺理论，而且日有眼花缭乱之势。重要的是，史家不能做思想的惰汉，必须勤于思考，独立思考。不能为着某种个人的利害，宁愿不思考，没有思想。至于史家选择何种理论解释工具，那完全可以“自我选择”，但必须倡导一种多元的和宽容的学术氛围，为各种理论假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补充提供从容不迫的舞台。

调研百年来比较有影响的各种通史教材所得的印象，也说明对中国通史的理解和把握，仍然是处在“过程”之中，有成果积累，也有诸多问题的沉淀。我所获得的印象，大致可归纳如下：

（1）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版各类中国通史教材以来，大体言之，新中国成立前教材的个性较突出，各家不仅体裁、文字风格各具特点而且对通史的理解也各抒己见（包括范文澜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三册与翦伯赞1946—1947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第一、二卷）；新中国成立后渐趋一致，编写者似更重“述而不作”，强调客观性、稳定性（回避争论和作者自身的观点），导致“千人一面”，大同小异。这种“千人一面”、不露真容的编写风格，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还涉及到苏联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影响，实际是把学生当作机械接受“知识”灌输的对象。其实教材绝不是“经典”，教学过程更不是唯教师、唯教本为“标准模式”。教材只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中国历史的“阶梯”，是一种“驱动的过程”，而绝不是一种“终结”。因此，教材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编写者自身的理解和方法论“示范”。否则，只能言不及义，变成知识点间缺乏相互联系的“展览”，不具启发性。

（2） 比较各种教材后，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通史教材难就难在“通”字上。成功的教材，大抵都有一种贯通始终、前呼后应的“气脉”，一种能体现中国历史特征和发展过程相续相变的“生命气脉”和“中国韵味”。如钱穆《国史大纲》以体现“中国历史生命精神”擅胜，本位文化、自恋情结呼之欲出；吕思勉以揭示中国制度变迁见长，冷峻的社会进化论色彩特浓。不管后人如何抉择，他们都能自成一家，给读史者以鲜明的历史整体感。我们觉得，所谓“通史”，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能做成政治、经济、文化三板块，人物、事件、制度三要点的“知识拼盘”。历史不能离开事件、人物、制度，但应服从于“通”的目标，围绕揭示特征和演变线索两大主题有重点地展开，力求体现其前后叠进间的异同，突出阶段性的标志。所谓详略取舍，就看编写者剪裁调度的得法与否。而这一切，内在地都取决于编写者必须融注自己对历史的整体理解和对以上两大要点的把握。所以真正有质量的教材必是富有个性特色的教材。

（3） 综合各种教材之长，我们觉得揭示中国历史特性，大抵不离两大板块，一是文化，一是制度。在这两方面，中国都有迥异于西方的特点。写得好，才能“传神”（即凸显中国历史精神），既不坠入类同社会发展史的机械教条模式，也不再重复过去那种王朝纪事本末式的旧陈述套路。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材，或是以文化通贯，或以单独列出制度变迁辅以王朝沿革，虽各有所长，仍觉有所偏颇。剑桥中国史两者处理就比较好，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体认总有所“隔”，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如何融会贯通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处理好这两大板块间的有机联系，这是最费思量的。

（4） 重视制度变迁，把制度变迁作为揭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线，力求环环相扣，前呼后应，有明显的优点。这方面《吕著中国通史》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因为无论是中国历史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还是后来追上世界潮流，关键都在制度的创新与变迁。任何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暂驻性。入至文明时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各项制度几经变革（如商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唐宋之际），因其具合理性，故能创造璀璨的华夏文明屹立于世界；历史情势无有大的变动，小变、微变仍能延续下去，显得特别具生命力。反之，转至近代，旧制度日益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变革社会成为时代主旋律。尽管变革热情高涨，然而，社会的转型终究只能在制度的变迁中一步一脚印地渐进，制度的蜕变、创新才是标识时段演进的界碑。

（5） 以文化命脉为主线，如钱穆《国史大纲》，也别具个性和理解价值。因为文化实际上有两大种。一种是最能凸显中国对人类文化恒久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有所贡献的部分，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且具共时性。这就是钱穆反复申说的“历史生原”和“生命气脉”。另一种是随时而进、与特定时段的社会需要适应的部分，属于历时性的东西，必有兴衰更迭。例如特定的“礼”，是具历时性的，会随社会变迁而新旧更迭，但古贤所谓“礼”之内在精神为“和”，却具共时性，不会因社会变迁而失却其价值，意思同西人说的“社会整合”也可沟通。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与现人所谓的“制度”是相互交叉重叠的。文化观念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历史环境里，展开为人的活动、历史的活动，都必然要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制度背后有文化观念的作用，但任何制度都与文化观念有偏离，更着重其社会功利性。终极性关怀的追求只存在于恒久的历史长过程之中，很难落实在某时某地某制度之上。这就要求既能穿透历史现象揭示中国历史遗产里具永恒价值的瑰宝，同时也要通过对制度的分析，把握“历史感”，善于从时空的变化中去把握评价文化无形的观念层面和有形的物化层面之间的异同。例如道德为人际关系整合所必不可少的“黏合剂”，但法律则是约束人际关系以服从特定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强制性手段。在中国古代，道德“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在官场乃为常规；反之，法家虽被摈斥于意识形态主流之外，历朝历代实际都通过“暗度陈仓”的手法，儒表而法里。说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亦是缺乏历史感的一个事例。当社会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世俗化的趋势使法律的作用变得突出。由“人治”为主转向以“法治”为主，就是文化转型中的一个突出的标志。然而，正是当法治流行之时，道德的关怀也变得更为强烈。如何处理好文化观念的变与不变、动与静，对理解中国历史进程，梳理清历史动态演进的线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6） 时段的划分，从理论上说是把握历史特征和历史发展线索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但在编写实践方面却是一个大难点。若仅仅有宏观方面的认识，而在微观方面没有扎实的依据，万难做得恰如其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显著的一个缺点，就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大帽子下，实际仍按王朝框架陈述，各个朝代间的陈述大同小异，制度只按正史的法定文本客观铺叙，没有着力在揭示其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作用方面下工夫。如何从制度方面的研究着手，充分吸收已有的制度研究成果，为时段的划分奠定学理的基础，是目前中国通史急需解决的课题。

为什么要把这些原来属于“调研报告”的东西搬到这里？因为正是通过调研，给我强烈的感觉，现行教材缺乏个性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各地的史学同事也或多或少表示应予改善。这就使我对太炎先生“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几句话感到特别亲切。太炎说的“独裁”，绝非排斥别人，唯我独尊，而是指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必须由自己来定“调度方案”，“详略自异”。众人拾柴火焰高，聚合个体的努力，始有整体的提高。这里不去说认识的绝对性、相对性的大话，我想谁也不会、也没这个胆量，宣布我的“通史”已尽善尽美，别人无须再编。明朝的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里说得好：“譬之乐，众影赴会，条理万贯；一音独奏，成章则难。”有了众多的个性化的通史或通论，才会产生综合会通，如“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海才能成其大，浩浩淼淼。一花开后百花杀，则必万马齐喑。

正是基于上面的许多思考，《中国历史通论》将分前篇和后篇两部分。前篇从纵横交错的角度，围绕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脉络两大主题，通过若干专题，进行研讨。后篇重在回顾和反思“通史”的百年经历。现在都喜欢说“走向21世纪”，如果连20世纪的基础都不甚了了，遑论创造21世纪的新局面？很显然，这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通论》“独裁”的结果。希望读者也能这样看待它。

编辑：陈瑜

来源：三联学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