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会从文化研究者的口中听到，阿多诺这个死硬难啃的精英主义者的哲学，尤其是其文化理论，早就过时了。但是，阿多诺却以其思想的丰富、深刻和时代相关性，在理解他的人的心中一次次回击着这种浅薄之见。只要“奥斯维辛”这样的事件还有可能重现，只要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呈现它“正确”的样子，那么阿多诺的声音就会被一次次地唤起。

“荒谬的时代没有正确的生活。”这是阿多诺给我冲击最大、让我思考最多的一句话。我时常看着照片里阿多诺深邃的眼睛想：若面对当下现实，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我想他还是会重复这句话。大多数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的人，都能深深体会到，如果社会整体出了问题，那么个人生活也会变得面目全非。也可能很多人习以为常，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对，而这恰是让所有思想者和意图做启蒙工作的人感到沮丧的地方。这并不是要每个人都对生活报以警惕，无法投入生活，而是应该认真想一想，怎样的生活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人应该有的。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现代灾难和层出不穷的悲剧发生之后，每个人都在过着劫后余生的生活。在这个“风险社会”中，风险既是偶发的，又是系统的，似乎每个人都无处可逃。遭遇过此类灾难的人，是否有权利，有资格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呢？阿多诺认为，不能且无法抒发，因为浪漫抒情的土壤没有了，所有的歌唱都是在遗忘，在粉饰。阿多诺是极端的，但并非绝对的。他无法接受他人在自己尸骨未寒的亲友旁载歌载舞；即便是挽歌，也会因为那种节拍和韵律无法承受死亡之重，而变得不合时宜。去向不明的岁月，挥之不去的悲痛，已经使得任何欢愉成为不可能，这也是他反对那种通过制造欢愉来牟利的“文化工业”的主要原因。“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必须从思想、文化和制度上反思和清理产生这种极端灾难的根源，让“奥斯维辛”永不再来（neveragain），这是阿多诺战后思想工作的重心。不过，需要明了的是，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并非说任何艺术在道德上都是不可能和不合时宜的。他主要反对的是那种欢愉性的艺术，对于严肃地思考和展现现代世界的苦难和无意义性的艺术作品，如贝克特和卡夫卡的作品，他仍是推崇的。

或许，唯一能给阿多诺以慰藉的就是艺术。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具有二重性：因其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图景而具真理性，又因其可能美化现实而具意识形态性。阿多诺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他的艺术观念甚或其思想整体中，较为重要的不是政治理念“进步”与否，而是艺术形式或艺术手法先进与否。他秉持艺术自律观念，但并非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者。他认可的是自律艺术，其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艺术形式是否具有整一性（unity），因为艺术形式整一性是艺术与物化现实区分开来，具有真理性的保证；二是艺术是否有鲜明的政治介入色彩，若有，则是他律艺术。他之所以认可自律艺术，是因为在他看来，唯一具有介入现实可能的艺术形式就是自律艺术。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多诺反对形形色色的以政治介入为目的，具有破碎的“无机”形式的“先锋艺术”。阿多诺断然不是一个“审美主义者”，他从不希望借助艺术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审美救赎”，而是希望通过借鉴艺术的非压抑性建构模式，即以各要素并置其中、互不压抑的“星丛”（constellation）形态为模型，重构理性形态，进而为社会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组织形式。他并不反对理性本身，而是反对工具理性的泛滥，及其对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的侵蚀。他对于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并非人们过于理性，而是理性不足甚至非理性；现代性导致的问题必须通过更为深入的现代化来解决。

社会已经成为一体化的露天监狱。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狼狈为奸，个体生活面目全非。那些美好的生活经验，已在“就事论事”的合理化观念的挤压下变得面目全非。每个人都在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寻求最有效的自保方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结果是人人自危。阿多诺不会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他应该会想，如何让这个世界不继续坏下去？他认同他的师友本雅明的如下看法：一切文明史都是野蛮史，人类背对未知的黑暗未来，面对着自身那死去的过去、一个垃圾不断堆积的过程，被进步的大风裹挟，无能为力。如果说，本雅明还在期待最后的救赎之神“弥赛亚”从历史的断裂处突然到来的话，那么可能在唯物主义者阿多诺心中，并没有神的存在。人类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其生活亦丧失了意义。

阿多诺在政治上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思想先于行动（实践），这可能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病。行动必须以思想上的自我说服为前提，若是行动不具正当性，或具有未知的后果，那么就应该延宕这行动。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党派”、“实践”和“阶级主体”等观念，其实一直没有成为阿多诺思想的重要主题。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政治主张。只是有时历史情势刻不容缓，他们却一直纠缠于思想清理工作，延宕走向实践的过程，因而其政治观念被诟病为“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tism）。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雅明不乏神秘色彩的革命观念才会对醉心实践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革命就像弥赛亚的“救赎”时刻“爆破”历史连续性一样，会在任何一个时刻突然爆发，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爆破的方向。文人政治是危险的，当然可能政治中没有文人，而只有相对拙劣一点的政客。

阿多诺的文本是不可译的。他一直在试图建构一种非同一性的哲学思想形态。他的晚期论述不像传统体系哲学那样对每个概念都做出清晰的界定，每个推论都步步为营。阿多诺拒绝下定义，拒绝推论和体系，而是直接使用概念，让概念在语言网络中通过差异性，否定性地确定自身，并且青睐由尼采在德国发扬光大的“断片”文体。他会从不同角度反反复复地探讨同一个问题，并且将这些思考以标号断章的形式（《最低限度的道德》）或不分段的压迫式文体（《美学理论》）来呈现。阿多诺的文本充满了否定与自我否定，所给予的不是确切不移的结论，而是思想的动态过程。可以说，每一个翻译和概述阿多诺思想的人都是在拿自己的学术生涯在冒险。

正因这种不可译性，阿多诺的思想也变得不可复述（另一个层面的“不可译”）。阿多诺是个十分辩证的人，但其辩证并非思想自身的否定与自我否定的不断演化与自我游戏，而是因为复杂社会情势的具体规定性。因而，对于阿多诺的特定观点，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理解，才能呈现其应有的意义。不过，“辩证”不是将问题相对化和无立场，而是在朝向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在总体层面对社会和理论问题的不同方面做辩证综合，提出更为可行的方案。这对于那些盲目坚持一己立场，不顾及问题本身复杂性，以非此即彼、党同伐异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的人而言，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是对复杂社会历史情势和人类经验的把握，如此对于理论的把握也应回到具体历史和经验之中，其历史维度就包括了哲学史、社会史、艺术史和文学史等。历史的理论化是思想者的工作，理论的历史化是研究者的工作，二者的有机结合却是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必要过程。

哲学作为一种“爱智”的活动，是不断趋向却从未完全企及真理的过程。每一个哲学家的思考，都是在为后来者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石。每篇研究著述都是对不可言说之思想的言说，是遍布分叉路径的思想森林中的路标，希望为后来者提供方向，以免其迷失。思想的世界没有退路可言，因为这种进入是双向的，错误地进入其中，就会被思想错误地占有，因而每个思想者都必须对自己进入某种思想的路径及该思想的形态保持警惕。所有的理解都难免误解，也正是在对误解的自我纠偏和姿态调整中，才能不断趋近思想对象的本意。在此意义上，本书与其说是对阿多诺思想的研究和再现，不如说是作者本人与阿多诺的一次不自量力的对话，一次思想冒险，在此过程中呈现了或许是不可呈现的阿多诺的繁复思想。

本文是附于罗斯·威尔逊的《 导读阿多诺 》（路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最后的“导读”

作者：常培杰

编辑：陈瑜

来源： 微信公众号“棱镜Pr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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