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现代社会，国家总是鼓励其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以便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例如之前提到过，美国的现代体育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体育赛事也是国与国之间惩罚发动战争一方的工具。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和法国先后主办1920年和1924年的奥运会，但都拒绝邀请德国参加。直到1928年，德国才回归奥运，法国和德国的足球队到1931年才重新对垒。同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都没受邀参加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体育甚至还被用来报复战场上的失利，阿根廷和英格兰在1982年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引发战争后进行的足球赛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英国军队获胜后的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队打败英格兰队并最后赢得冠军。阿根廷队的球星迭戈·马拉多纳在后来的传记《我是迭戈》中写道：“这不仅是打败了一个足球队，而且是打败了一个国家。当然，我们在赛前都说足球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无关，但我们知道很多阿根廷的小伙子在那儿牺牲了，像小鸟一样被射倒。这是一场复仇，仿佛收复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一小部分。”同样，在冷战期间，对阵双方频频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带到体育场上。

1986年世界杯，阿根廷夺冠

战争是在国家主义利益的驱动下打响的，而体育则能反映、强化甚至创造国家主义。正如詹姆士·G.克拉斯（James G. Kellas）断言：“在许多国家，最大众化的民族主义行为是在体育比赛中，在这个场合下，大量群众在支持自己国家的队伍时变得极其情绪化。”格兰特·贾尔维认同这种观点：“在赛场上或者赛道上，那个被想象出来的社会或者国家似乎变得更真实。”他看到，“体育经常为灌输民族感情提供一种特别有效的媒介，它提供了一种展示国家本身的象征性行动的形式”。约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可能更细致，他说：“体育国家主义不是单独产生的现象，相反，它是对挑战和事件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性反应，无论它们是体育的还是非体育的，这种反应只能在其出现的不同国家民族背景中去理解。”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到：“千百万人想象出来的社会似乎在（足球队）11人名单中显得更真实。个人，即使只是一个欢呼的人，变成了他的国家本身的象征。”

政治敌对双方的代表选手在体育运动场上挑战对方时，有可能会造成对抗急剧升级。冷战期间，当苏联队打败美国篮球队或者加拿大冰球队时，有些美国评论员反应之激烈，仿佛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崩溃。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苏联和匈牙利之间的一场水球比赛后来变成了匈牙利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匈牙利队打赢了一场残暴的比赛，夺取冠军，赛后水池被血染了色。2001年10月，伊朗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1：3败给巴林，引发了这个国家在1979年以来最大的骚乱。1969年萨尔瓦多对洪都拉斯的比赛中的暴力行为导致了两国间两星期后的一百小时“足球战争”，造成两千人伤亡。同在1969年，在苏联用坦克粉碎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独立运动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斯德哥尔摩打败苏联人，这场比赛和这次胜利的意义超越了一场常规的体育比赛，正如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所写的：“这样一个晚上，被羞辱的人们沉浸在自豪的时刻中，复仇可以尝出甜味。”而1966年的世界杯决赛圈，尤其是总决赛本身成为了“英国人的集体记忆”。这场比赛就像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处境一样，极大地塑造了其民族形象。当英格兰和德国对垒时，一些英国球迷高喊“两场世界大战，一场世界杯决赛”。

在很多场合下，体育将国民团结在一个国家代表选手的后面，成为国家主义的诱因。爱尔兰裔美国拳击手约翰·希南（John Heenan）和英国冠军拳手托马斯·塞耶斯（Thomas Sayers）在1860年的比赛算得上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当时美国联邦正处于解体的危险中。希南在经过艰苦的42回合之后终于胜出，艾利奥特·戈尔恩（Elliott Gorn）评论说，这场比赛在这个国家危机四伏，接近解体的时候，通过“将内部分歧引向外部敌人”，让拳迷们“明明白白地体验到了爱国热情的冲击”。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同样将美国人的国家主义和反苏宣传结合起来。根据比尔·赛克因的观点，洛杉矶奥运会最广受批评的地方，是“美国民族主义的过度展示和美国运动员们据说毫无意义的统治级表现……观众们在他们的赛程表中发现了一张官方的‘奥运会加油卡’，上面用红、白、蓝三色印着‘USA’，并示意他们‘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豪迈地’挥舞卡片，‘秀出你的色彩与骄傲’。……奥运会主办方才不管观众是否正好是美国人，或是否打算没完没了地为主队欢呼喝彩”。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代表团

美国对奥运会的这种极力支持并不单纯是一种冷战现象，它在美国变成世界唯一政治军事超级大国时仍会如此。2006年，美国国会为了在2006年冬季奥运会上来一场强势表演，迅速通过一个议案，允许1998年才到美国生活的加拿大花样滑冰冠军塔妮茨·贝尔宾（Tanith Belbin）立刻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议案一放到他桌上时就立刻签了名。贝尔宾和她的同伴本·阿戈斯托（Ben Agosto）后来成为美国花样滑冰冠军，并参加了2005年国际花样滑冰赛，他们被看作是2006年冬季奥运会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是美国运动员从没赢过的比赛项目。

苏联在这一领域的历史也非常有趣。在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年，苏联遵循早前苏维埃领导人的先例，认为体育赛事有太浓的资产阶级色彩，拒绝参加奥运会之类的国际体育比赛。终于，苏联政府意识到体育运动对提高政治影响的价值，这个国家对体育的态度经历了一次完全的转变。他们不仅决定参加所谓的西方体育比赛，而且还要不惜一切胜出。当时有苏联记者写道：“每个新的胜利都是苏维埃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体育体系的胜利，它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先于资产阶级国家腐朽文化的优越性提供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苏联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之后，体育被正式认定为“评估苏维埃政治体系优势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标准……比赛不仅是体育事件，它们还带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含义，它们表明苏维埃人民的热切期望”。苏联运动员“为祖国、为党”走出去，赢奖牌。

即使是加拿大，一个从不以激进的国家主义闻名的国家，也无法抗拒将体育成绩与国家声望联系在一起的诱惑，这从本·约翰逊（Ben Johnson）的事例可见一斑。他来自牙买加，后来加入加拿大国籍，在短跑比赛中战胜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Karl Lewis），并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使整个加拿大为之欢腾，“包括向全国广播由总理马尔罗尼（Mulroney）打来的祝贺电话”。体育社会学家斯蒂文·杰克逊（Steven J Jackson）观察到，“约翰逊在取得世界冠军这项为加拿大带来国际认可和声誉的成就时，媒体的各种报道对于他使用了一种间接的称谓，这也显露了其种族身份的短暂转移”。约翰逊成为了“加拿大人”，而不是“牙买加裔加拿大人”，更不是“牙买加人”。他体现了一种“加拿大人”的工作伦理和成就定位，他的事业成功被演绎“成为加拿大骄傲、强健、独立和国家身份的象征性代表”。当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被检测到促蛋白合成类固醇呈阳性时，加拿大为之感到羞耻。正如杰克逊指出的，“在起初的震惊、不相信、否认和羞耻之后，加拿大国内似乎掀起了一阵嫌弃和反感的浪潮”。杰克逊说，甚至约翰逊的加拿大人身份也受到质疑。

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过归化运动员比赛，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利用来自其他国家的体育比赛选手来推动日本的国家主义。在这期间，朝鲜已经被日本变成了殖民地，日本人把朝鲜人视为二等公民。然而当朝鲜人孙基祯以日本名“孙龟龄”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在柏林参加马拉松比赛并胜出后，日本人就乐于把他的成就称为日本的国家荣誉。1988年，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定孙基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创纪录的荣誉归属朝鲜而非日本。

当然，国家荣誉和体育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有在本土队伍得胜时才会带来好处——实际上，当本国队伍在国际比赛受挫时，政府就需要设法平复民众的情绪。这种警惕姿态最近的例子要数2006年世界杯决赛圈伊朗队因输球而无法进入第二轮赛事，政府立刻把教练和国家足协主席都撤掉，并且就球队所带来的耻辱向民众道歉。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东欧一些地区，体育确实成为催化剂，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更替。例如在所谓的“红星革命”中，贝尔格莱德的球迷在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育也对摧毁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独裁政权的巴拉圭革命起到重要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虽被设定为个体之间的非政治性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它们一再带来政治后果。中国人不但加入了这一将体育比赛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世界潮流，几乎完全从民族主义和政治出发为体育下定义，使之达到一个新高度。正如前所论证的，中国人长期以来把体育与尚武精神相提并论，因此也把体育等同于激进性的民族主义。

本文节选自《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作者：徐国琦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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