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月9日）上午，社会各界送别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先生。

7月17日，86岁的杨福家在上海家中病逝。

在1993年到1999年期间，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最具影响力的校长之一。激进、直率、顶真、国际视野……关于他，似乎有很多标签，但是他对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也未过时。关于一流大学、博雅教育、职业教育，甚至中小学教育，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一些他在10年前乃至更早前提出的教育理念如今已经实现，还有一些仍然给人以启示，以下文字就综合自他历次关于教育的讲话以及他的著作——

*我做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暑假，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位学生家长来找我说：我的孩子要念的是“国际经济”，你为什么让他念“经济”？在家长看来，“国际”两字极其重要。

*我做了这么多年复旦大学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教育不太懂。在英国做了12年的校长，我才发现小班课是最重要的课堂。我年轻时，小班课一般是助教讲的习题课。但在英国，听了几堂小班课，我才发现，以小班为主的勇于争论的课堂，也是博雅教育的应有之义。

*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12岁以下，我认为全部应该实行全科教育，之后就可以进行分流了。不过，这种分流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有些人就进中专或者将来的高等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六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时，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只是偶然的因素，我放弃了已经报名的、非常难进的上海高等机械专科学校（中专），报考了普通高中。

一流大学的标准

看一所大学是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要看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是否会得出“这所学校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结论。我最近十年才认识到两条“一流大学”的标准：一条是“能改变人的一生”，另一条是大学是否能给教师足够空间，让他们非常安心地做学问，没有任何压力。

我问过耶鲁大学校长莱文：“你们怎么这么有钱？”他的回答是：“校友捐的。”校友为什么捐？就是因为这所大学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我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头两年，收到的学生来信就超过了我在复旦做六年校长收到的学生来信总量。他们在信中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学校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至于专业，英国诺丁汉大学专业还是分得很细的，这是英国与美国大学教育的不同。美国大学里，你碰到一位哈佛一年级的学生，问“你是什么专业的？”他回答“我没有专业”。我做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暑假，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位学生家长来找我说：我的孩子要念的是“国际经济”，你为什么让他念“经济”？在家长看来，“国际”两字极其重要。而英国居然比我们分得还要细，你去看他们的专业，还会有国际经济in German、国际经济in China。我当时就觉得，他们跟“博雅教育”真是毫不相关呀！后来我才明白，除了专业，他们其他处处都在做“博雅教育”。学生在中学接受了7年的“博雅教育”就够了（英国的中学是7年，大学是3年），所以一进大学，他们就分入很细的专业。

我在诺丁汉大学主持授予学位仪式已经一百多次了，每次都为在学位证书上念到的琳琅满目的专业名称而惊叹。美国则认为六年博雅教育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做6+2+2。六年中学，加大学前两年不分专业。实际上，大学后面两年也很淡化专业。所以耶鲁大学在本科毕业之后，设置了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例如，商学院、医学院等10所学院，再有研究生院。哈佛等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专业学院百花齐放，各显神通，但大学本科就是给你最基础、最广博知识的。

我做诺丁汉校长时，和执行校长讨论过英国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可能改过来了。但后来他把医学院做试点，老的医学院无法动，就新建一所医学院，第一次招生90人，都是大学毕业后才能申请。没有想到的是，有1500人申请，而且报名者和录取者一半以上都不是念理科的，这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访问过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也是如此，一半以上是文科（含艺术）生。

大学的重要课堂是小班课和第二课堂

我读大学时，一级教授会给本科生上大课。那时，一级教授得由国家评，非常少见。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研究原子核物理的一级教授卢鹤绂先生带我做本科论文，这让我对原子核物理产生兴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我当校长，就要求所有的博导、最优秀的教授都去上本科生的课。当然，这是我最初的认识，我这几年正在慢慢认识到，大课并不是最重要的课程，现在的网络课程正在慢慢取代这种大课。过几年，大课也许会慢慢消失掉，而大学最重要的课堂将是小班课。

2012年与国务院参事室几位同志一起参观了斯沃司莫尔学院。该院建于1864年，位于美国历史名城费城郊外，现在全校学生约1500名，全职教师200名，占地2400亩。杰出校友有世界银行第11任总裁、加州理工学院院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有不少学生放弃哈佛等名校，而选择了这类博雅学院。该校知道我来自中国复旦时，事先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张照片。就是卢鹤绂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该校任教时的一张照片。能在该校任职是卢先生的光荣，但也感到很艰难。毕竟在复旦是上大课，在那里却要上小课，教员面临的是一批优秀学生不断的质疑。校方告诉我：卢先生在这里大受欢迎。我作为他的学生，对这样的赞誉一点也不奇怪，同时为我的导师感到非常骄傲。

我可以这么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复旦大学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教育不太懂。在英国做了12年的校长，我才发现小班课是最重要的课堂。我年轻时，小班课一般是习题课，由助教来讲。但在英国，听了几堂小班课，我才发现，小班课不是我们理解的习题课，小班课上师生互动，相互讨论，没什么问题不能问，没什么答案不可以争论。所以，以小班为主的勇于争论的课堂，也是博雅教育的应有之义。

除了那里的第一课堂，让我感触很深的还包括第二课堂。那个课堂包括：参加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以及科学研究工作。如进耶鲁大学就读，你必须参加过社团，那里是培养领袖的地方。我问耶鲁大学的莱文校长：“你为何能培养那么多领袖？”他说：“我有250个社团，就有250位小领袖，将来一定能产生大领袖。”

还有同样重要的一条：一所大学要以育人为主，教师必须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大学教师的主要责任不是发表文章。

关于中小学教育

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12岁以下，我认为全部应该实行全科教育，之后就可以进行分流了。不过，这种分流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有些人就进中专或者将来的高等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了。

六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时，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只是偶然的因素，我放弃了已经报名的、非常难进的上海高等机械专科学校，报考了普通高中。但今天，几乎只有“差生”才会去报考职业学校，我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先辈提出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1997年，我应邀参加全美高校领导会议。在那次大会上，哈佛大学的一位领导就讲：如果所有的大学都是哈佛，这个社会就崩溃了；如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拿诺贝尔奖，这个社会也要崩溃了。要有个完整的概念，我们要让所有的同学都快乐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现在的情况，把大学还要分成一本、二本、三本，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很多三本院校的家长脸上都没光。这些都需要改过来。譬如，在这次经济衰退中，西方各国大学生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同样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深重的德国，失业率只有5.4%，是发达国家的第二低。这种低失业率就得益于德国合理的教育结构，是他们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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