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峰与导师王迅（右）

师生关系是教育的一个永恒话题。当然，时代不同，师生关系也会相应变化，现实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师生关系。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我想和年轻的朋友们分享几个小故事，看看30多年前，我的导师王迅老师如何教导我，从中，你或许可以得到一点有益当下师生关系的借鉴。

1979年，我从浙江衢州考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大约在1982年底，我决定在本校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当时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有两个：表面物理或半导体物理，但我不清楚应该选谁作为我的硕士指导教师。为此，我咨询了年级辅导员郑国祥老师，他给我一一介绍了相关导师的情况。

听完之后，我的直觉便是选王迅老师，主要原因在于：他被排在复旦民间广为流传的谢希德先生的“四大金刚”之首，业务水平在系里是公认的。当然，我也被清楚地“警告”：“王老师这个人比较清高，不好相处；他待人蛮严厉的，我们都挺怕他。”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要想学本领，那就得跟水平高的人学，而业务能力之外的因素似乎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在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后，郑老师答应帮我去问一下王老师。完全出乎我的想象，过了两天，郑老师交给我一张王老师手写的便条，上面写着他家的住址，让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里聊聊。虽是近40年前的往事，但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因为在复旦读了三年书，与教师的交往，除了听课外，最多就是课后以及考前的答疑，被请到家里聊天，这礼遇也太高了吧！

那天晚上是我与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主要是他说我听，其中有一观点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他说，我们中国学生都太规矩、太谦虚，不敢挑战老师、不敢挑战权威，而美国学生在教授报告时，却会不时打断演讲人，提出不懂的问题或给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少一点循规蹈矩，多一点闯劲；少一点唯唯诺诺，多一点大胆质疑。用他的原话说，“我们中国学生应该更加aggressive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英文单词还可以这样用。

这些观点对我非常新鲜也极具吸引力，因为从小到大我所得到的老师评语中，都有一条希望，那就是让我戒骄戒躁，实际上，这与夹着尾巴做人是同义词。那晚的谈话让我确信，王迅老师就是我想跟的导师。不久，我们开始填写研究生报考表，由于当时每位考生允许填写两位指导教师，因此报考表面物理的其他同学全都很自然地选择了谢希德先生加上一位副教授作为导师，而只有我选择了王迅作为唯一的导师，就这样，我成为了王老师的学生。

图为1989年2月，金晓峰博士论文答辩后与王迅老师的合影

（1）王老师如何引我跨入科研之门

全国研究生统考在1983年初的寒假中进行，之后的本科最后一学期，主要的事情就是做大学毕业论文。当我去问王老师我应该做什么课题时，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刚进口不久的一台大型多功能电子能谱仪上工作，要么在另一台只有一个四极质谱功能的国产设备上工作。

这两台设备的差别，打个比方，就像一辆崭新的宝马豪车与一辆破旧的平板车之间的差距，谁不想开宝马而去拉平板车呢？但王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我听了他半个小时的介绍之后，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可以说是满心欢喜地选择去拉平板车。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进口设备当然好，但在这台设备上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已经不少，你作为本科生，可能发挥的余地不大，或许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而这台国产设备上目前没有任何人工作，虽然功能少一点，但却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项科研锻炼，不见得比在进口设备上效果差。之后的事实确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我几乎每天与这台“平板车”亲密接触，这让我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特别享受这种探索的过程。或许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取得的成果也比我预期的好很多，文章还发表在《物理学报》上，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一提的是，王老师接着将我这项工作，与其他几项在“宝马豪车”上所做的工作一起，投给了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半导体物理学会”，结果是，其他几项工作都被拒了，唯独我这项在“平板车”上拉出的工作被大会接受，1984年夏天，由王老师在会上报告。

大概在1983年秋，谢希德先生邀请了国际表面物理领域的大家、斯坦福大学的Spicer教授访问复旦并给系列学术报告。与当时国内大多研究机构不同，我们系的学术报告已经不再翻译了，这对像我这样英语水平的一年级硕士生来说，几乎是在听天书。但即便如此，我不仅坚持全程听完，而且还下定决心，一定要用英语提一个问题，结果在一个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内容的地方，终于“挤出”了一个问题。因为担心提问时出现语法错误被笑话，所以还专门把问题写在纸上，等他已经转到下一页讲解时，我才举手打断他。估计当时太紧张了，念的时候肯定是发音不清或是咬字不准，结果他还没听懂，让我再重复一遍，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心跳顿时加速，心想完了。好在马上镇静下来，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次他听明白了，而且还客气地加了一句：“这是一个好问题！”然后开始耐心回答。说实话，他接下来说了什么，我真的完全不懂，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打断演讲人用英语提一个问题，实现了一年前王老师对我的要求。

有了这次“零的突破”，之后就比较轻松了，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可证明，我肯定是当年物理学系学术报告会上提问最活跃的那个学生。就在Spicer教授访问期间的一个上午，王老师专门安排了一项活动，由我们教研室的教师向他介绍几项我们的工作。完全出乎意料，王老师竟然让我也作为其中一员，用英语向他汇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我说我的英语口语，哪有这个水平啊！但王老师说，不少日本人在国际会议上就是完全照稿子念的，你也可以照做。这不明摆着是赶鸭子上架嘛！不管怎样，那天反正我是连滚带爬地应付过去了，当中，Spicer教授还不时打断我，向我提问，当然回答就全由王老师代劳了。

我那天具体讲了什么，现在早已忘了，但其中发生的一个插曲，至今仍记忆犹新。在讲到使用的研究手段四极质谱仪时，我不知道“四极”的标准英语术语是quadrupole，却生造了一个four-pole 的新名词出来，显然把Spicer这个美国教授完全搞糊涂了，而我们教研室的教师都明白，我这是在讲地道的洋泾浜外语了，一个个都在抿嘴偷笑，这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玩笑”啊。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当时这么做，可以说是用心良苦，无非是想给我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否则他自己去讲，会简单得多，也清楚得多。

（2）“与其在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

可能仅从上面几则我与王老师交往的事例，似乎很难让人将他与“清高”“严厉”“怕他” 联系在一起，但我想，下面发生的事一定会让王老师的形象立体起来。

自从1982年底去过他家，我觉得与王老师的距离一下拉近了，别人口中的清高形象，似乎与我的个人感受完全对不起来，但几个月后，我就发现，别人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有一天，我在物理楼走廊上与王老师迎面相遇，像对其他熟悉的老师一样，我主动与他打招呼，但他的表情却绝对不是我所期待的熟人的感觉，他似乎像没听见似的，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擦肩而过了。接下来的几次相遇，情况完全相似。这时我才有点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老师说他清高，因为他根本不屑与别人打招呼啊！逐渐地，我发现这可能就是他的习惯和个性，因此，在之后的日子中，每当我与他迎面相遇时，只要他不主动招呼我，那我也就点头示意，然后擦肩而过，不再主动打招呼了。

1985年，教育部出台了硕博连读和提前攻博的新政，因此，我在读了两年硕士后就提前开始了攻博。由于此时王老师还不是博士生导师，我就这样成为了谢希德先生的博士生，当然，具体工作仍是跟着王老师做。

1987年，教育部又出台了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新政，可能因为我的表现还算不错，谢先生和王老师推荐我去了法国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一年，回来之后将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结合起来，直接进行论文答辩，并授予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不像现在，那时候出国算是件大事，而且要出去一年之久，因此出国前与家人吃个团圆饭，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因为知道王老师严厉，所以我没敢向他请假，而是向教研室副主任林荣富老师请了假，但没想到这竟然闯出了大祸。

那天，大约晚上六点半左右，正当全家人在杭州欢聚一堂开始举杯之时，突然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说有加急电报。我完全被搞糊涂了，我怎么会此刻在此地有加急电报呢？我一口气冲下楼去，拆开电报一看，就六个字：“火速返校，王迅！”哇，一下子脑袋就炸了，知道情况不妙了，但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带着这样一份加急电报回到餐桌边上，可想而知，再好的饭菜早已索然无味了。

由于家庭电话在当时的杭州还远未普及，因此，想给王老师打个电话问问，就得去武林门的长途电话大楼。没办法，我只能三下两下把肚子填饱，然后立刻骑车去了电话大楼，排了半个多小时队，终于轮到我了，拿起电话问王老师找我有什么事情？能够听得出来，因为气愤，他说话声音都有点颤抖，他问：“你读过复旦大学研究生守则吗？” 我说没有，他又问：“你知道请假一节课需要谁批准吗？请假半天需要谁批准吗？请假一天需要谁批准吗……” 一阵劈头盖脸的问题，搞了半天，他就是想说，我这个情况已经需要学校研究生院批准了。

顿时，我的心情平复了不少，因为知道没出什么大事，但凭着多年与王老师的交往，我知道这时的最好反应就是不辩护，否则火力会更猛。等他训斥完后，我说我马上去买火车票，连夜返回上海。回到家，我父亲问，王老师找你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也没敢问，反正现在得整理行装，马上去火车站了。

最后，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张绿皮火车的慢车坐票，从杭州到上海要走八个小时，到达后就直接去实验室了。在王老师到之前，林老师已在了，我赶紧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法国那边的导师恰巧找我有点事，传真发给了王老师，让他转交给我，结果王老师找不到我，一问，知道我回杭州了，这才有了那份加急电报。

等王老师出现后，我立刻去了他的办公室，等待他的“宣判”。没有太多废话，他说：“与其在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你现在马上回去写检讨，一式三份，一份交到系里，另外两份分别贴在实验室的三楼和五楼的橱窗里。” 当我把检讨书送到系里主管研究生的李白云老师手上时，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读过之后便笑着对我说：“你懂的，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3）王老师教我如何讲课

我在法国期间，与王老师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期间我知道我将会留校工作。当时只要留在专业教研室，基本上就不必从事教学工作了，而上课的任务主要由普通物理教研室和理论物理教研室承担。或许是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加上天生的兴趣，我对讲课情有独钟，因此，我主动向王老师提出，希望回国后的秋季能有机会上《固体物理》这门课，他非常支持。

但按复旦物理学系当时的习惯，上大课前必须要先给主讲老师当辅导，讲习题课，效果不错之后才有资格讲大课。为此，王老师与系领导多次沟通未果。最后，他对系领导说：“既然这样，那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就写王迅和金晓峰，但我明说了，我是不会去上的。”就这样，1988年9月我给复旦物理学系1985级的学生主讲了《固体物理》大课。然而，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想象，王老师从头到尾全程听完了我整个学期的讲课，而且我每次上课结束之后，他都会让我去他办公室听他对我上课的点评。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课后，他问我：“你感觉如何？”我说：“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毕竟第一堂课总是花了大精力去准备的。但让我震惊的是，他回答说：“不是还可以，我觉得是一塌糊涂。”接着他一点一点仔细给我剖析，什么地方不行，什么地方不能这样讲，什么地方应该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等等。

所以，我在复旦的第一次上课，就是在王老师这样手把手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我原计划在1988年8月进行论文答辩，但备课的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不得已，我只能将答辩时间推迟到了课程全部结束后的1989年2月。因此，可以说，在我的学生生涯正式结束之前，这是王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堂无比生动的指导课，其意义远超课程本身而直抵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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