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倾尽家产创办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在遗嘱中提出变卖家产偿还大夏借款；

为提高办学质量，他延请邵力子、田汉、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任教；

他培养出了翻译《反杜林论》的吴亮平、全文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家雷经天。

他就是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

为纪念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诞辰136周年和华东师大建校70周年，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推出王伯群传记《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全书主要叙述王伯群创办和擘画大夏大学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该书不少档案文献和图片为首次披露。

学者、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在序言中写道，王伯群无疑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大夏大学的灵魂，也是华东师大精神遗产的重要的部分。“王伯群校长从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家，到交通救国的实干家，最后意识到提升人的素质才是最根本的救国的教育家。这个逻辑，印证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最根本的救国、最重要的推动中华文明大业的事情，是拯救人心、提升人格、充实人生的教育。”

从“革命家”到“爱国教育家”

王伯群（1885-1944），1905年留学日本时，专门拜会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此次拜见，他被孙中山开放的思想、真诚而富有说服力的对话所折服。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伯群迅即回国，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王伯群与蔡锷、李烈钧等成功组织策划护国运动，领导贵州独立，为推翻帝制立下勋功，被誉为“共和的守护者”。三年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和南北和议，先后出任广州军政府总参议、贵州省长等职。

1914年，王伯群（左二）与章太炎（右一）等在北京合影

1922年，王伯群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上海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改进国民党会议，拥护赞成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经常赠送王伯群条幅，以示激励、劝勉和警醒，其中有幅“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的五言联最为著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王伯群历任交通部部长和招商局监督等职，他以民族主义者姿态，收回外国在中国的主权，推动现代国家交通体系建设，更新和发展铁路、航空航运、海关管控、电话电报以及交通教育。

1930年代初，王伯群弃政从教，由“革命家”转型为“爱国教育家”，投身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致力于大夏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发展建设。

牺牲自我，功成不居

倾尽家产创办大夏大学

私人创办大学非一件简单之事，财力、物力和师资聘请等都颇费周章。王伯群以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能力，创办大夏大学并使其一跃成为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时有“北南开，南大夏”之谓。

王伯群出生于贵州地方的豪门世家。在办理大夏大学过程中，他一方面自掏腰包，捐资办学；一方面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用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

1930年，经王伯群自捐巨资并多方劝募，在上海建成大夏大学新校区（今华东师大中北校区）。在彼时半殖民地的上海，大学教育是素以物质设备优越为号召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学校的世界，大夏建成的那一天，社会终于感叹中国人创办大学的巨大力量。1931年，南开大学张伯苓来大夏考察后说：“大夏在胶州路时，贵校设备稍简单，但是精神很好。这次搬过来，一切都比从前好得多。我的目的是多看中国长进，看中国有希望。”

抗战期间，大夏西迁贵阳后，为筹措办学经费，王伯群苦心孤诣，不辞重任，发起组建聚康银行、利民公司和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等实业，用商业盈利反哺大夏。

王伯群为提高办学质量，延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邵力子、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李石岑等知名教授来大夏授课。培养出了翻译《反杜林论》的吴亮平、全文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家雷经天，琼崖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冯白驹，与毛泽民、陈潭秋在新疆一起牺牲的林基路烈士等一批优秀学生。

1930年，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合影

王伯群为大夏大学呕心沥血，倾尽家产。他在逝世前，给妻子的一份遗嘱，提出变卖家产偿还大夏借款。遗嘱曰：“将自置中漕司水田三分变卖，清偿大夏大学办学五十余万债务。”大夏第三任校长欧元怀曾以“牺牲自我，功成不居”评价王伯群：“在二十年中，王伯群不受学校一些报酬，他有着较优的境遇，可是他不以此自逸，他经年为学校奔走忙碌，尽心竭力，以至牺牲生命。”

于右任为大夏大学成立十周年题词

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长孙女、作家卢晓蓉在评价此书时说，我考入华东师大后，才知道我祖父卢作孚是大夏大学校董，他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相知相识，在王伯群办学发生财政困难的时候，祖父曾两次募捐相助，这段佳话填补了卢作孚研究的空白。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马建钧说，该书把平实无华的档案史料升华为灵动立体的时代画面，是中国高校档案馆馆长讲好大学史和大学精神的一个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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