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罗小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8日6时3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罗小未，广东番禺人，1925年9月10日出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51年任圣约翰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建筑系师生并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历任同济大学建筑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年轻时的罗小未先生

罗小未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建筑史教学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一直致力于建筑历史、建筑理论、建筑评论以及近代建筑遗产保护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西方现代建筑史以及后现代建筑思潮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在国内建筑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罗小未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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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教育2015年11月刊发

同济建筑系女神罗小未揭秘：圣约翰最年轻的建筑系为何影响如此深远

她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女神——在诸多女教师中，唯独她被尊称为“先生”。

20世纪40年代的罗小未先生。图片来源：同济大学出版社

她的门生里，牛人、大咖数不胜数，光院士就有两位，一位是中科院院士郑时龄，现为同济大学城规学院教授；另一位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常青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在城市规划与建筑遗产保护管理方面有精深研究的伍江教授，也曾拜其门下。

她就是罗小未先生。

罗小未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自1952年起在同济大学从教，是同济大学建筑学院迥异于法国学院派教学体系的包豪斯“德味”建筑教育模式架构者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将西方建筑历史、理论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者。

对于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学科的建设来说，罗先生是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真正影响了每一个学习建筑专业的学子，最为著名的建筑四大师的概念，第一次就是由罗小未引进的。

然而，罗小未的学术之路却也是历经坎坷的。“文革时期我被批斗、隔离，那时我是‘洋门女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帝国主义的走狗，国际间谍，与党争夺接班人……”

根据罗小未的另一位门生，同济大学城规学院教授卢永毅在《我的老师罗小未先生》一文中所述，她当时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原来的教学工作也被套上了“利用建筑史为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的罪名。她被隔离了8个月之后重回学校，被安排做教学楼厕所清洁和教研室后勤工作。

即便如此，罗先生丝毫没有放弃任何可能的教学积累，在清静的教研室里，她仔细阅读每一期外文建筑杂志，跟踪着当时国外建筑发展的情况。

《罗小未文集》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著作中，罗小未回忆了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一个系——建筑工程系的生动教学场景和师资。

罗小未和先生李德华2015年11月出席了在同济大学城规学院举行的新书发布会《罗小未文集》，和得意门生们在一起合影。

现今，不知道有多少喜欢建筑的年轻人想考进分数高得吓死人的同济建筑系，但是各位后辈真的知道同济建筑系的“前史”吗？

其实，如今的同济建筑系，是由早先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同济大学土木系的一部分，以及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的相关专业组成。

创系之初的教师分别有留学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日本、比利时等国的经历。曾被称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到底拥有怎样一个建筑工程系；当时的约大师生，到底在怎样一种环境中学习、教学相长？让我们来听听罗先生的讲述吧。

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一个系——建筑工程系

圣约翰大学的建筑工程系成立于1942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10年中，共培养了30余名本科毕业生。1952年秋全系约10名教师与100余名在读学生随着约大的工程学院调整到同济大学，参加到同济大学新建立的建筑系中。

早在约大建筑工程系成立前，圣约翰大学的施肇曾工程学院（Sze School of Engineering）院长杨宽麟教授，便早已有要在工程学院中设立建筑学专业之意。直到1942年，曾受国际现代建筑先驱者建筑大师格罗披厄斯教授（Walter Gropius，1883—1969）亲传的黄作燊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Harvard University）学成归国，两人志趣相投，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当时上海正处于日军占领下的孤岛时期，办学条件十分苛刻，在上述两位先生的积极努力下，建筑工程系总算艰辛地创办起来，并由黄作燊任系主任。

约大建筑工程系是上海第一个设在正式大学中的建筑系。

在此之前，只有上海美专设有一些关于建筑风格方面的课程，并不是正式的专业。约大当时这个系命名为建筑工程系，可能就是要突出建筑既是艺术又是工程技术的特点。

由于条件关系，建筑工程系的课堂最初就挤在位于科学馆底层工程学院的土木系中。学生上设计课时用的图板则放在楼梯间里一个有扁平格子的大橱里，每人一格，每格可以上锁，上下课时要搬进搬出。系的教务行政工作亦由土木系的办公室兼管。

好在建筑系第一期的学生只有五名，由于成立之前没有做宣传，也没有对外招生，学生都是从校内其他专业转过来，其中有四人就转自土木系。

圣约翰大学的学分制使当时及后来那些既修建筑又修土木的学生得到了双学位。以后学生逐渐增加，至1944年增至20余名（当时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建筑系搬到斐蔚堂二楼，才开始有比较像样的教室与设备。但教务行政工作始终挂在土木系中。

好在建筑系中有一个好传统，那就是师生爱系如家，无论系里的日常事务或开学时的注册、期终的成绩登记等，都由青年教师兼管； 如要搬动或者布置些什么，学生都会热情参加。

在师资方面，整个系在成立之初只有一位专职教授，这便是系主任黄作燊。他主讲建筑原理、建筑理论、指导建筑设计并兼教美术课。翌年聘到了德国人鲍立克（Richard Paulick）任教，教授城市规划与室内设计。

鲍立克曾就读于德国德累斯顿工程高等学院，是格罗披厄斯在德国德绍时的设计事务所骨干，参加了包豪斯（Bauhaus，Dessau）的建校工作。据说他到约大是格罗披厄斯向杨宽麟介绍的。与鲍立克几乎同时就任的还有画家程及与匈牙利籍建筑师海吉克（Hajek）。程及后来到美国留学与定居，获得美国国家艺术院终身院士的荣誉称号。

海吉克教西方建筑史，当时没有教材，他每次上课就在黑板上把建筑史的主要实例或部件画出来，往往在两个小时的课时中把黑板画得满满的。在园林方面有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程世抚。

程先生除了讲园林设计外，还讲许多关于树木与种树方面内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英籍建筑师白兰特（A. J. Brandt）来教建筑构造。

白兰特是黄作燊在英国伦敦建筑协会建筑学院（A. A. School of Architecture，London）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当时上海一大地产商泰利洋行的老板，可能从小便与房屋构造打交道，上课时不用看稿便把构造详图画在黑板上。

与此相近的时候，建筑系还把早期的毕业生李德华、王吉螽、翁致祥等留校当助教。

可能由于经费，也可能由于可以认同的专职教师不容易找，约大建筑系从一开始便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后来证明是十分有益的师资制度，这便是结合系里不同的教学环节，经常请一些有理论修养或实践经验丰富的学者、建筑师来做报告、参加评图，短期或较长期地指导设计或讲学。

常被邀请的有Nelson Sun、Chester Moy、王大闳、郑观宣、Eric Cumine、陆谦受与城市规划方面的陈占祥、钟耀华等等，其中王、郑、陈、钟是黄作燊在英国与美国留学时的同学与好友。

他们性格开朗，爱好中国京剧，对西方音乐与绘画，特别是现代艺术有较高的修养。

他们的为人素质与文化修养对学生影响很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籍教师纷纷离沪，师资队伍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早期留校的助教已成长为系里的教学骨干；同时还吸收了几位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如陈业勋、欧天恒、王雪勤、李滢等。

王雪勤在出国留学前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除了建筑外还绘得一手好画。

李滢原是约大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后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师从格罗披厄斯，又在另一位大师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门下研究建筑设计；任教后在教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还聘到了从比利时归来并获比利时皇家大奖的画家周方白来教美术，以及自学建筑历史文献成才的陈从周教中国建筑史。

此外，毕业后在校外工作了数年的白德懋、罗小未、王轸福也回校参加教学，于是形成了一套完整与固定的中国人自己的师资队伍。

除了后来少数人（如白德懋、李滢）工作有变动外，1952年都随着约大建筑系调整到了同济大学。

由于杨宽麟与黄作燊认为建筑学应文科与工科并重，故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相当学时的数、理、化、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画法几何、工程制图、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工程结构、机械工程等等，并规定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经济学课，鼓励学生多选一些人文科学方面的课。

关于文科与理科的课，学生可以到校内文、理学院专为外系学生开设的课程中选修；工科的课则直接参加到土木系的班级中。

他们还主张把学生“放出去”，例如暑假时把学生介绍到需要建筑学知识的地方去，做几天或几个星期的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南造船厂的修复规划与后来厂房的扩建设计与施工，和当时著名的进步剧团“苦干剧团”的演出基地（辣斐剧场）的改建及演出时的舞美设计、布景搭建等等，便有约大建筑系的学生参加。此后英国人业余戏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的舞美设计也是全由约大建筑系的年轻教师担任。

比较正式的“放出去”，是1946—1948 年派出一队高年级学生每星期两个半天到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去参加“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工作。

此外，派一些低年级学生到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去帮做模型（当时没有专门的模型公司）或到某些单位去帮几天忙是常有的事。

学院与系里的领导认为学生接触社会，通过业余工作而认识的人与学到的知识是学校无法给予的。学生对这些安排很感兴趣，虽然大多没有报酬，但乐于参加。

约大建筑工程系的建筑观点是一个值得认真回顾的问题。

建筑由于兼有文科的性质，免不了会有学派之争。约大建筑工程系在当时我国建筑学术界以学院派为主导的情况下，被认为是现代派，属于另类。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只要看它成立之初的两位发起人便可想而知了，杨宽麟是一位思想开放的结构工程师，黄作燊来自当时处于国际现代建筑运动漩涡中心、富于叛逆性的伦敦A. A. 建筑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

同时由他们请来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建筑美学上，约大建筑系不同于当时学院派的艺术至上观，而是推崇现代大师格罗披厄斯所说的“建筑的美在于简洁与适用”，并特别强调与生活密切相连的“适用”。

在建筑教育上，他们引用英国建筑评论家杰克逊（Thomas Jackson）的话：“建筑学不在于美化房屋，正好相反，应在于美好地建造”，并指出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美好地建造中的作用。

在对待祖国的建筑遗产中，他们一方面盛赞北京故宫在反映帝王体制与帝王威严上的艺术成就，同时十分欣赏那些优雅而谦虚的文人住宅与简朴、纯真的民居。他们认为这是中国长期的建筑文化积淀，即把建造提升到像“诗”似的成果。

黄作燊多次带着学生去感受故宫与天坛空间艺术的“迫人气势”与江南民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艺术成就。在上课时还喜欢用幻灯片和教学生自己做模型来加强学生对建筑的感受。这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建筑教育上可以说是先行的。

他们的主张与做法明显地带有现代建筑派的烙印，但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所追求的就是现代建筑。

他们认为所谓“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已经成为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建筑标志，是静止的，应该追求的是能随着时代发展、动态的、“当代的”（Contemporary）新建筑。

这个观点在1951年学校在交谊厅举行的建筑系教学成绩展览会的前言中明确申明。这就是“新建筑是永远进步的建筑，他跟着客观条件而演变，表现着历史的进展，是不容许停留在历史阶段中的建筑。”

为此，在教学方法上，约大建筑系反对形式主义与因循守旧的抄袭，提倡设计“创意”（originality）。

所谓“创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对客观要求与条件认真调查研究、广泛观察、广泛参考，做出判断后，再自己制定设计任务书、设计方针与经过构想而进行的设计。

教师要实行的是启发式教育，不是给答案，而是引而不发，充分发掘与发挥学生的无限潜力。

高年级的题目常是假题真做，有真正的业主、明确的基地与明确的要求。这些业主实际上是教师中乐于为教育事业助兴的朋友，他们亲自到学校来交代任务，为学生的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创造条件，参加指定任务书与跟踪设计过程中的讨论。

设计完毕后在学校举行一次可向业主、同行与公众汇报的既有图纸又有模型的展览会。其中1944 年为在约大医学院任教的王逸慧医生（Aoms Wang）设计的私人妇产科医院，1948 年在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鼓励下的南市区改建规划和1951 年的教学成绩综合展览会（当时在读学生已有近百人）就特别成功。

在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攻读过的学生，无论是哪一届都对当时的学校生活有着无限的回忆。年轻、精神饱满兼极有“创意”的教师（特别是系主任黄作燊）与朝气蓬勃的学生相互无间地使学校生活丰富多彩。无怪院系调整至今已越半个世纪，不论是国内、国外，只要有建筑系同学的地方就会有经常聚会的约大建筑系同学会。

首先，当年到黄作燊先生家里看书曾是学生生活中一件最重要与最感兴趣的活动。当时在教学中最感缺匮的是图书参考资料。在黄先生的安排下，学生形成了每星期五晚饭后到黄先生家里去看书的习惯。

黄家有顶天立地覆盖着两个墙面的书。据说黄作燊在回国时极力劝阻家人少带东西，而自己却把很多书带回来了。这些书都是最新出版的建筑学书籍，成为学生精神食粮的源泉。

其次，课余的体育活动是建筑系一大特色，每天上午第二节与第三节课之间的课间长休息常是教师带头到室外去打排球； 下午下课后则到运动场去打垒球，会打的打，不会打的也会在旁边助兴。这种风气使建筑系师生在全校运动会中总是名列前茅。

最不能忘怀的是上海解放后的几次大活动，它们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

第一件当推“系服”。

建筑系的师生本来在衣着上便喜欢有些特色。这些特色不在于样式时髦或材料考究（须知约大当时被视为贵族学校），而是比较休闲与潇洒。上海解放初期，有几位师生出于接近群众之心，共同发起并设计了一件受到全系师生欢迎的，用当时称“毛蓝布”的土布制成的上装，这件上装看上去有点像中山装，但口袋、纽扣与剪裁均经过精心设计，使之在功能上能更适合经常弯着腰在图板上画图的特点。由于它的价钱便宜、穿着方便，看上去既普通，又个性突显，大家都喜欢，很快便成为约大建筑系的“系服”。

这件“系服”在院校调整后还一度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对新中国未来的美好希望使约大建筑系的师生经常处于热血沸腾的欢庆浪潮之中。凡是市里或学校发起的活动，建筑系的师生总是精神饱满地全力以赴。

在全市的抗美援朝大游行中，约大建筑系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大鼓队，全队约四十五人，穿着“系服”，每三人一组，每组一个大鼓，游行时队伍整齐、鼓声震天，吸引了路上许多人的注目，表达了坚决抗美援朝的心声。

此外，建筑系在演“活报剧”中也有独到之处，并从“活报剧”发展到演正式的戏剧。最成功与最难忘的是配合推动参军与声援抗美援朝而演出的活报京剧《投军别校》（借用京剧《投军别窑》之名）与《纸公鸡》（借用京剧《铁公鸡》之名）。

前者鼓励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后者讽刺美国是一只纸老虎。全剧采用京剧的形式演出，生旦净末丑俱全，配以西皮、二黄唱腔，由平素喜欢京剧的师生重新填词。出场有龙套、起霸、亮相、唱定场诗、报名、唱做念打，全部京剧程式。台上场面亦由师生们现学现奏，居然长槌、纽丝、急急风，像模像样地敲打起来。

这两出京剧在学校进行公演，获得极好的效果。后来《纸公鸡》还在圣约翰与之江两个教会大学在杭州举行的联欢会中代表圣约翰大学演出，获得好评。

在罗小未学术思想研讨会上，这张罗小未和先生李德华的结婚照让很多年轻的学生们赞叹不已。在同济城规学院，李德华也是德高望重的教授。

是什么使存在只有十年的约大建筑系具有那么大的魅力与凝聚力呢？除了有睿智的领导、具有教育热情与人格魅力的教师、鲜明的学术观点与有效的教学方法之外，便是联结与发挥师生智慧的课外活动。

建筑系无论是办一个展会、组织一次游行或策划一次演出，都是师生共同磋商的结果。每次系里有活动时，全系就像一个大工场，热闹非凡。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约大建筑工程系的在校师生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欣然离开校园，奔赴各自新的工作与学习岗位。

作者：樊丽萍

编辑：顾军 储舒婷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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