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交通大学校门口场景

他曾经为胡宗南创建了无线电通信网，是胡宗南最信任的电讯科科长，因参加地下党被捕直至解放才被释放。后来成为中科院数理学部顾问。

他就是戴中溶，是解放后我国通讯部队最初的成员之一，亦是交通大学1934届校友。

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是嘉定人。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身体最不好的一个。

可能是家里老房子太潮湿，我的病看也看不好。后来，我在上海工作的姐姐把我接到上海，我考上了交大附小。小学有体操课，加上生活有规律，我从此以后也不再生病了。

我的弟弟戴中孚也是交通大学学生，我1934年电机工程学院毕业，他1932年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还早我二年毕业。我读书比较迟，是班中年龄最大的。

“西北王”的电台

那时候交大是12年制的，学校要求严格，读书风气很好。

大学里师资很好，教物理、化学课的许多教师都是美国深造过的，印象深的有张廷金、裘维裕、胡敦复等老师。

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学先驱，在中国电信界享有盛誉，他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很多知识就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刚有的，从火花电机开始到电子管、真空管，当时就与国际接轨了。

我们那时有种说法是“通讯救国”，我学的是电讯门，出路很好。毕业时，学校介绍西部军队需要电讯技术人员，大部分人不愿去西北。但是，当时提倡开发大西北，我就想去看看。张钟俊教授推荐我去军队，说好最多呆两年。

我一点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

当时，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浦军校一期学生，是他学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胡宗南号称“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

他为什么要交大人？

他的师部在甘肃天水，最初部队之间通讯用骑兵连，师、团相距几十里、几百里，那么大的地域，联系很不方便。

我去之前他的部队也有无线电台，一点点，是交大学生陈一伯帮助搞的。陈比我高二、三届，当时已经离开部队了。所以，胡宗南直接点名要交大人。

我去后把电台建得比较全了，无线电台网从团部到师部到军部都有。我的器材都在上海的福开森大厦买的。离交大不远的福开森大厦下面有一个三极电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学老师张廷金开办的，是我们国内早期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

我常到那里买器材，还曾专门去香港买过。

部队里，人们对通讯这新鲜东西感到很奇怪，这也不用到前线，一呼叫情报就传过来了。我作为懂技术的人，很受尊重，月工资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几元。

我刚去胡宗南部队时他还是师长，第二年他就升军长了，之后升十七军团军团长，差不多一二年就升迁一次，他的仕途很顺。

这期间，部队电台也不断扩大。

红军长征，胡的部队去阻截，毛儿盖、雪山跟着打，我当时在甘肃培训电报人员。1936年“双十二事变”解决那会儿，我两年服务期满，连假也没请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开到上海与日军作战，仓促上阵，两度参战，两度失利，损失很大。

蒋介石怕他被打垮，让他回西北。回西北后，胡宗南开始整顿部队。这期间，他总感到通讯发展不起来，就来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说是要抗战、要发展，要我去培养无线电人员，我于是就回去了。

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我是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我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

译电室是机要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可以进，而我是例外，我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甚至有时还把译电拿来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译出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胡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能看到。

译电室密码本一箱一箱的，一个人一本密码，有通用的，有专用的；译电员行军，一个人一个包，有专人保护。

我与译电室的人很熟，他们打牌输赢很大。我就住在译电室隔壁，当时胡宗南、参谋长等人也住在这个院落内。胡宗南知道，我不问政治，所以他也愿意与我聊天。我看到胡宗南军队内部的走私、腐败、赌博等黑暗面，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

1938年底，我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来我这里。她读书时就入党了，后来与于光远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清华内迁长沙，接下来要迁去昆明，她不愿跟随，想去延安。途径西安就住到我这儿了。和妹妹交谈几天，我表示想要离开这里，要入党，要到延安去。

黄葳到延安后汇报了我的情况，中央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让我不要离开，说，我们要打进去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我立刻明白了，从外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我这样好的条件。至于入党，上级认为我这样的处境非常危险，通知我暂时不要入，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位置上。

我搞情报，不用偷，东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一些情报到我这儿核实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线在收集情报，我的工作很简单。

我不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

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当时中央派了一个人到西安，开书店，这个人在西安很吃得开。他派了一个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义上是我老乡，说是流浪到西安的，实际上是徐州人。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这个是保卫了延安，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

很多人都来找过我，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里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还能在胡宗南那里呆那么多年、那么多时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

电台案入狱

我被捕问题不出在我这儿，出在北平。

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跟踪侦测到信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

很快，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地，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西安方面，与我联系的书店老板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

▲1947年反内战被捕同学留影

机要处主任王微是胡宗南的亲属，平时我跟他关系很好。当时，我在延安，王微打电话问我，王金平被抓，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

一小时后，王微又来电说，是南京国防三处（情报处）直接来抓的。我当时想：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抗战时就曾被捕过，很有气节；王金平，大家都称赞他是最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两个。所以，我决定不动，静看发展。

没几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飞机要我回西安。我以为一下飞机就会被抓起来，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下飞机直接送我回家，我还是不动。

天黑后，胡召见我，也不讲抓人的事，只问前线情况。最后，看看谈话就要结束，他也还没说这事。因此，我反而问胡先生你找我干什么？他嘿嘿笑笑，说，你到参谋长那里去。去到参谋长家，参谋长告诉我，南京要人，我和胡宗南不同意，但现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过不去。这样，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让他们调查。胡宗南的太太还来看守所看望过我。

实际上，那时南京方面早就搜查过我的住所，但是我没留下任何痕迹，什么都没有，查不出什么，只是延安的妹妹来过。

胡宗南不相信我有问题，他认为我这人不问政治，正常与延安的妹妹来往正说明这一点。当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个处长找我谈话，说，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妹妹在延安，我们也知道你与她来往多次，我都坦然承认。

妹妹两次到西安，两次去延安，都住在我这儿。

她从延安来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着肚子活动就已被特务盯上了。妹妹问我怎么办？我叫她赶快住院生孩子，我还天天去看她。这是个教会医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护士说，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长不同意。院长说，没出医院我要管，出了医院我不管。

特务守在医院门口。妹妹让我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我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办事处要派8部车送，你妹妹可夹在中间，我当时就放心了。因为胡宗南是周的学生，车队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问此事，我也承认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

军统拿不出我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人。

年底，电台案在案的十七八个人被转押到南京军统看守所，各地的都转过来，我也在列。

我是少将军衔，被关押在南京羊皮巷监狱，有军人身份的关在这里，没军人身份的关在老虎桥。书店老板在西安监狱时和我关在一起，到南京后就分开了。后来他是去了台湾，但据说他没有直接把我供出去。我的活动他没讲，我也感觉到是这样，因为公判时审方提戴中溶与共产党有交往，仅仅是指我有个妹妹在延安的事，没其他事实。

入狱后，因为我是军人，胡宗南又是知情人，所以没受过刑。胡总是不相信这事，不想南京方面把事搞大，要不然我被枪毙也不稀奇。

我被解到南京后，胡宗南也不敢多管了。副官被抓，军统又讲我已经承认好几年前就是共产党，据说，胡因此被蒋介石骂了一顿。

北京被抓的人中有一个人是冯玉祥部队里的传教士，冯玉祥得知这个消息，就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蒋政府腐败、独裁，把他的传教士也抓起来了。

中外报纸一登，蒋介石只能专门成立特种刑庭，对此案进行公审。结果有公开枪毙的，有无期徒刑的，我是最轻的，被判10年徒刑。

我们这个案子总共牺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在雨花台枪毙的。

他们为什么会被枪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留下，或者电台，或者字。他们没掌握我任何证据，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给我判了刑。

10个人的监狱

后来，解放战争南京吃紧，监狱要搬到杭州去。几千名犯人，很多是政治犯，每天早饭前枪决一批，每天早饭没开，就打开门叫号，拉出去枪毙。第二天也是这样，后来下午都枪毙人了。之后，余下的人被迁到杭州。最危险是在杭州，当国民政府又逃到广州去时，杭州又吃紧了，杭州监狱又与南京一样，政治犯一批一批被枪毙，到后来判无期的都被杀了。

大家心里没底，我心知我这10年徒刑也是假的、装样子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那感觉真是天天等死。最后，监狱里只剩了10个人，都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军人。

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打报告问怎么处置？报告打到广州，让解到上饶集中营。

由于路上太乱，回函传到南京去了，南京一查人押在杭州，再往杭州转函转押就晚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天天就是在等死。

这么大的一个老监狱，都空了，只留9个看守10个政治犯。大家认为要10个人一起死了。

1949年5月1日早晨，早饭送来后，门都没锁。吃了饭，也没人来收碗。我们感到奇怪，10个人一起出去看看，整个监狱什么人都没有！再一起到大门，看到了部队！怎么搞的？昨天夜里听到几声枪响，但没有打仗。我们看看是解放军，就想找部队保护我们，但野战军要继续追击不能停留。

我们商量下来还是不动，等进驻部队。

到了晚上，进驻部队正愁没住的地方，听市民说这里空着，很高兴就来驻扎，因为杭州监狱很大，可以住2000人。

第二天，地下党还没来。第三天，地下党来了。

我们说，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怎么不来保护我们！他们说，忙得不得了，但我们知道部队在这里，你们绝对安全。

我们出来找老百姓房子住下，每天有人送饭来，又过了几天。

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军管会成员名单中有文教部长顾德欢。

名单一公布，我一看，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我知道这个名字很少重名，但又怕不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他就派警卫员来接我到他那里。嘉定解放后，我要回家，他写了路条，给了我三元大洋。

▲交大师生们争相阅读“每日新闻”

建设新中国

回嘉定后，几个同志约我去北京。

在北京，我见到了罗青长，罗青长是当年在西安第一个和我联系的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是他把书店老板介绍给我的。

罗青长安排我到通讯部队工作，从事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工作，以后，我再没从事情报工作。

建国初，曾完成开国大典时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保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准确无误升到旗杆顶端。抗美援朝期间在解放军通信兵部组织改装日、美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装备志愿军。

1958年后，我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参加编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

参与了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参与了上海嘉定科学城的建设实施工作。

“文革”中，要查我历史，罗青长汇报到总理，总理讲不要查了，戴中溶这个人，我很了解，你们不要查了。之后，我被关到牛棚去了，有时陪斗，没有专门斗我，斗也不怕，我等着枪毙都等过了。

1972年恢复工作后，我回到了科学院，主持西安长波授时台系统的设计和建设。

当时提出卫星上天，时间要准确到微秒级，我被安排到天文台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时间归天文台管。

搞长波、电波，量测微秒级时间，要把几个测量站联起来，涉及地域广、部门多、工程复杂，难度相当高。

科学院让我组织了一支通讯测量队伍，我在海军、空军都有战友，因此还可出面协调联合攻关，终于解决了问题，建立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为此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编辑：李晨琰
责任编辑：姜澎

本文摘编自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写《思源·激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图：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