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全体教职员照片（前排左五为廖世承）

今天，为纪念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光华大学建校94周年，学校档案馆推出新著《廖世承校长与光华大学》一书。据该书主编汤涛介绍，全书总计70万字，收录廖世承自1949年至1951年执掌光华大学期间所形成的书信、文稿、公函、布告、会议纪要等多种原始档案，全方位展示了廖世承的治校理念和教育实践。

该书还附录了1949年秋光华大学各系课程表、欧阳路及大西路校基土地清单及1951房产清册，全方位呈现了光华大学的办学概况，为研究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汤涛介绍，新著中所汇编的很多档案，都是首次向社会披露和公开，对研究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生于上海嘉定廖氏望族

廖世承(1892-1970)，现当代著名教育家。1949年至1951年任光华大学校长。

廖世承是嘉定廖氏家族的又一位英杰。祖父廖惟城，国子监生，兼精儒书和医理，在嘉定筹资创建赊棺局、保赤会等慈善机构，造福一方。父亲廖寿图，廪贡生，学养不浅。

廖世承聪慧好学，三岁时就能指着《荡寇志》上的人物画像说出他们的名字，六岁进私塾，八九岁时，《四书》已经读了一半。幼年喜读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1908年，高小毕业，进南洋公学读书。这时，他的性情转变，喜看《明儒学案》，还喜欢看《民生》、《民吁报》。毕业后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5年赴美国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心理学，获博士学位。

廖世承于1927年3月加盟光华大学，1928年至1931年担任副校长，抗战期间受命前往湖南参与筹设国立师范学院并担任院长。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回光华担任副校长，直至1949年初代理校长，1949年8月正式担任校长。1951年，他率光华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并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

廖世承校长

临危受命，带领光华渡过经济危机

《廖世承校长与光华大学》一书再现了廖世承临危受命，在历史转折时期带领光华大学渡过经济危机、积极融入新时代的努力。

1949年初，廖世承代理光华大学校长期间，正值国民政府经济崩溃，货币贬值，学生缴费也都是以白米市价折算，学校不得不根据缴费日期调整收费数额。

光华大学关于学生不同日期缴费应折合白米市价的布告从1949年2月10日到4月23日共发布了22份，白米每市石以金圆券折算，从每石6000元涨到1500000元，两个月左右时间米价上涨了50倍！可见当时经济困迥之甚！

如：1949年2月10日发布：“凡在规定时期即二月十、十一、十二、三日缴费之学生，应缴白米代价，每市石以金圆券陆千元折算，合亟布告，仰各知照此布！”

1949年4月23日发布：“在四月廿二日缴费之学生，其应缴白米代价，每石以金圆券壹佰伍拾万元折算，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

光华大学欧阳路校门（1946-1951）

发毛主席、朱总司令贺电，拥护支持新政权

上海解放后，为了光华大学有更好的发展，并与新民主主义建国工作相配合，1949年6月9日，廖世承率领光华大学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和职员会，第一时间分别向毛泽东、朱德发《致北平毛泽东主席的贺电》和《致北平朱德总司令的贺电》，表示对新中国和新政权的支持、期待和向往。

电文曰：

北平人民政府毛主席勋鉴：

作新主义，领袖群伦，本救焚拯溺之怀，收旋乾转坤之效、海隅丕冒，欣载何如！

谨电抒诚，伏惟垂鉴。

北平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勋鉴：

卅年奋斗，拯民于水火之中，犹解倒悬，同深欣戴。板桥安度，既奠东封，闽海飞航，伫请南服。

谨电抒诚，伏惟垂鉴。

同时， 廖世承于1949年10月31日致函上海市军管会函，建议恢复“知行合一”校训。

在经得同意后，在全校发布《关于恢复“知行合一”校训的布告》，布告曰：“查本校创办之初，即以“知行合一”为校训，嗣同受国民党反动派之压制，被迫改用“格致诚正”。兹为承继光华革命传统，并使在学诸生珍视理论与实践之结合起见，当经第四次校务委员会议议决，自即日起，恢复“知行合一”校训，合行布告，仰各遵照。”

知行合一校徽

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廖世承校长计划采集毛泽东题字作光华大学校名。

为此，1951年5月9日，他特地给清华大学去信，恳求借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题写的原底稿纸。

函曰：“本校师生员工佩挂之校徽亟持重新铸制，当经会议决定，拟向贵校借用毛主席亲题之“清华大学”原底稿纸，或将贵校现用之“校徽”寄借一枚，以资仿制（其余毛主席亲之“光”字已向他方搜集），一俟仿铸完毕，当即挂号璧还。相应奉恳，敬祈察准并复为荷！”

后来清华大学函复表示“毛主席为本校所题‘清华大学’字样底稿及照此字样所制校徽，均不便寄出借用”。此事才告一段落。

给毛主席的贺电

“全面育人”思想，对当下仍有指导意义

廖世承是一位既具有“国际视野”，又重视“本土行动”的教育家。

他在光华大学附中等校任校长时，就尝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实验，这些改革汲取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参照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这也是廖世承教育思想独具高屋建瓴的视角与敏锐眼光的原因所在。

廖世承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全面育人的思想，和今天所倡导的“三全育人”中全方位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在1935年《赠毕业班的几句恳切的话》中，廖世承对毕业生提出“强身、力学、敦品”六字要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智育、体育、德育三者孰轻孰重，在他看来，“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

他重视体育教育。八十多年前，廖将体育和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他曾说：“要知现在的战争，是体力的战争，智慧的战争，人格的战争。体育不发达，不必待两军相见，民族的胜负已可判定了。”这也就让我们理解了廖为什么将体育放在第一位的教育思想。光华附中很重视日常体育锻炼，每天早上15分钟早操，廖都提前到检查出勤。校运动会、跨校运动会、系之间运动会更是从不间断。

他重视课外活动在1937《关于中学校的课外作业问题》一文中，廖提出，学校生活，不限于在教室内听课，课堂之外的各种活动，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若学校太注重狭义教育而忽略了广义的生活，必致不良影响”。1932年度上学期的光华附中，每周三午后的课外活动相当丰富，包括：师生足球赛、师生联欢会、师生谈话会、远足、郊叙、音乐会、运动会、游艺会、时事测验、交谊会，参观等等。附中学生课外活动还有编辑刊物《附中半月刊》，排演话剧，演说辩论，研究音乐、美术等。

蒋维乔致函廖世承校长休假期间分请吕思勉钟钟山代理相关职务的函

学制之争：蔡元培倡导“四二制”，廖世承倡导 “三三制”

廖世承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虽然长期在大学担任重要职务，但他在中学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教育改革呈现出一种非常活跃的态势，学制改革是其中的一个热点。当时有“四二制”“三三制”的争论。“四二制”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教育界领袖蔡元培，而“三三制”的代表人物却是当时初出茅庐的廖世承。

廖世承坚持在东南大学附中亲自试验“适合个性的，顺应时代潮流的“三三制”。东大附中的学制实验，对“三三制”的确立、最终结束当时中国学制混乱的局面，起到了重要影响。

192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新学制方案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简称“六三三”学制。廖世承的呼吁和东大附中认真实施的成功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学制改革。

钱钟书《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就是廖世承创办的

1927年，廖世承因母亲故世，父亲需人照料，他决定辞职回到故乡嘉定照料父亲。此时，很多机构闻听此事后，一时多处来电来函邀请前往任职。他意欲在上海任职，以便就近照料父亲。曾使他犹豫不决的有两处：一是上海工部局聘任华人教育处处长；一是光华大学聘任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论待遇，华人教育处比光华优厚，月薪400元，且供给花园洋房住宅，而光华只有200元月薪，光华创校伊始，工作艰难。

念及光华是“五卅”运动中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愤然离校，由上海爱国人士捐地捐款创办的，廖世承“出于爱国之心，决定接受光华聘任，任该校教育系主任、附中主任兼大学副校长”。1931年，他“力辞副校长兼职”，集中精力办好附中。数年后，光华附中被评为“设备完善、办事认真、成绩蜚然”的甲等中学。在教学成绩和体育比赛中，都已胜过洋人所办的圣约翰大学附中，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想聘廖世承为中等教育司司长，几次派人来劝说，都被一一回绝。

1937年11月，日军入侵上海，光华大学暨附中在大西路的校舍，全部被炸毁烧尽，他仍尽职在光华大学任教，奉献于教育事业。1938年冬，受教育部的聘请，他辞别病榻上的老父和妻儿，至湖南安化县兰田镇创办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该院院长。

由廖世承创建的这所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延揽了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这样的鸿儒以及众多知名教授，也因此能在炮火连天的抗战中，历经七载，弦歌不断。该校成为抗战期间全国影响较大的大学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廖世承创办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据学者考证，就是钱钟书《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

在廖世承这位教育家眼中，为国培养师资，比当官重要得多。

作者：樊丽萍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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