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问西东》里，曾有这样一个浪漫桥段：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正认真听课，忽然一场暴雨下来，将铁皮屋顶敲得啪啪作响。教授不断提高音量，学生们还是听不见，他只好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

当年写下这四个字的，正是陈岱孙。

在清华、北大两校，陈岱孙先生一直是位传奇人物。清华园里，陈岱孙先生的铜像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备受尊敬的清华男神。

青年时代的陈岱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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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陈岱孙成为清华教授。一进清华就成了公认的男神。不但学识渊博，颜值和衣品，更是一流。

他身材高大挺拔，讲话是儒雅学者的风度，穿衣打扮又是英国绅士范儿。虽然嘴稍微有点地包天，但面庞坚毅冷静，显得棱廓分明。出门时，他总是西服笔挺，带一根手杖，无论往哪儿一站，都是器宇轩昂。

后来在西南联大，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稀粥。尽管如此，陈岱孙依然一身齐整，衬衫袖口永远洗得洁白，用法式袖扣规规矩矩地扣好。

不但颜值高、衣品好，他还颇有生活情调，篮球、高尔夫、排球、游泳、打猎、跳舞、桥牌，无一不通。他收藏高尔夫球杆，在报上发表狩猎文章，还在学校里组织戏曲和歌剧社团，亲自扮装演唱。每次经过操场，学生都能看见一米八身高的陈先生扣球击杀。

因此，当时联大女学生都说：“以后要是恋爱，就要按照陈岱孙先生的模子找对象。”

先生穿着如此讲究，多少和他的出身有些关系。1900年，陈岱孙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一个书香世家，自明到清，家族之中先后有21名进士，祖父陈宝璐官至翰林院，伯祖父陈宝琛，更是皇帝溥仪的老师。

陈家旧学根基深厚，陈岱孙自小遍读典籍。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18岁那年，陈岱孙考入清华做插班生，苦读两年后，便得到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在威斯康星大学，他不但拿下了学士学位，还摘得全美大学生的最高荣誉，金钥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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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陈岱孙以哈佛博士身份回国，27岁做教授，28岁升任经济系主任，29岁成为清华园里最年轻的院长。能受到如此重用，靠的当然不是衣品、颜值，而是讲课扎实。无论是在清华、联大，还是北大，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连外系学生也会跑去抢座位。

总的来说，陈先生的课，有三个特点：

第一，准。先生每次提前2分钟站在黑板前，待上课铃一响，便旁征博引。声音抑扬顿挫，很有韵律感。最令人称奇的是，每每最后一句讲完，下课铃就响了，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

第二：深。陈先生讲课，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更厉害是，每讲完一段，只要学生手勤，相当于记下教科书上一个完整的章节。一年下来都能认真听课，就等于记下一篇完美的专论。

第三：实。不但课讲得到位，每年考核，陈岱孙先生讲究学以务实。他讲《财经学》，就给学生们出题“假如我是财经部长”。在联大，为了生活，学生们常常出去兼职赚外快。他就让学生们去街上分析摆摊人、修鞋匠的经济成分。

为了让学生学到真东西，陈岱孙一生都在死磕讲义，讲课一定要与时俱进。直到80岁，还在不断完善。不知那些求官若渴、为职称学术造假、整日忙于事务应酬的学者看了，会不会感到几分汗颜。

先生不但对自己要求严苛，对于学生考核，也是一样。当初，经济学家平新乔师从先生，将论文初稿递给他审阅。两个星期后，论文批下来。平新乔翻开一看，整篇论文里，写了20多页批注，加起来有7000字。平新乔赶紧认认真真改了一遍，再递上去，第二遍退回，又批改了6页。直到第三遍，论文才通过。

平新乔后来感慨道：“看了陈老师的东西，才知道什么是威严，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

如此严谨的老师，焉能不带出严谨的学生？

03

除了传道受业解惑，陈岱孙对学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品格。论及为人处事，先生也是世人的楷模。

文革来袭时，不少知识分子遭受冲击。按理说，陈岱孙生于簪缨世家，祖上都是“封建官僚”，自己也留过洋，正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对象。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丧命。但那些年里，关于他的大字报竟然少之又少。连工宣队的人，都尊称他一句“先生”。

这一切，都得益于先生温和的性情。

对于身边人，先生向来是呵护备至，给人以无限温暖。有时为了帮助对方，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文革中，物理大师叶企孙蒙冤，出狱之后，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敢去照顾，生怕遭受牵连，陈先生却不怕风险，每个月都带着食物上门，直到叶先生去世。

更有一位学生，早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遭受冲击，精神差点失常。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找到陈先生求助。陈先生其实已经不太记得他了，但每个月都拿出5块钱给做救济。那时5块是一笔不小的钱，够养活一家人一个月。先生这一给，就给了整整8年。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知识分子，很多人心中还存有轻慢。有一次，先生去排队买烟，有人当场认出了陈岱孙，便对售货员说：“这位是清华的陈岱孙先生，先卖给他吧！”售货员冲陈先生翻了个白眼，陈先生只是笑笑，继续顺从地排队。

不久后，《参考消息》上居然登出了这件事。一个学生拿着报纸登门拜访，先生看了哈哈大笑：“买烟的事还登出来，实在是不好！”学生听了，羞愧地说：“先生可还记得，当年我也说过您的坏话？”没想到，陈先生摆摆手说：“有这回事吗？我不记得了。”

对于他人，陈岱孙始终抱着这种包容和体谅。“四人帮”被粉碎后，平新乔因为历史问题被审查，以至于几度报考研究生都未能如愿。最后一次，遇到的是陈岱孙先生。刚通过笔试，又一次遭到审查。

这时，陈先生站出来说：“我年轻时也做过很多傻事、错事，说过不少傻话、错话，谁不犯错？错了，改就是了，无论是谁，都应该有再学习的机会。”

那年7月，平新乔顺利拿到了北大通知书。

04

还有一点令人称道的，是先生的办事能力。

金岳霖就曾说过：“人们都以为知识分子埋头做学问，不做实事，这是误解。世上有的是能办非常之事的知识分子，我认识的陈岱孙，就是其中一位。”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西南联大解散，内迁的清华、北大、南开纷纷返回原籍。抗战期间，清华校园被日军破坏惨重，加之当时交通匮乏，清华便决定暂缓一年，先派人北上恢复清华。选来选去，校长梅贻琦觉得，只有陈岱孙一人能担此重任。

日军入侵后，对清华造成的破坏不可估量。他们把图书馆变成外科手术室，阅览室改造成病房，地板拿来烧火，体育馆当做马厩。图书馆和实验室的仪器、贵重图书，都被拿到市场上卖了。更残忍的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居然在清华礼堂外展开军犬比赛，撕咬俘虏。图书馆后面的煤厂，因此成了焚尸炉……

陈岱孙接手清华时，全校基础屋馆设施毁坏近四分之三，学生和老师的宿舍悉数被毁，而教育部下拨的款项，对于恢复清华，只能是杯水车薪。为此，先生不得不一周工作七天，从寻找修复用的木料，到验收每一项工程，事无巨细，尽善尽美。但凡能依照旧物还原的，他都坚持要按以前的样式做。

西南联大只存在了八年时间，但包括陈岱孙在内，英才辈出，产生了无数传奇，但许多竟如陈先生这样，已被人渐忘。

为了找回图书、仪器，先生每天一大早便带人去旧货市场，几乎将集市上日本人变卖的清华资产一一购回。碉堡被清除，道路被复原，还派专人护养花木。8个月后，清华学子返校，一踏进学校，个个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8年过去，山河惨遭践踏，这里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水清木华，一切如故。

看到这样一个清华，校长梅贻琦感叹：“能像陈先生一样办事的，清华找不出第二人。”

确实，陈岱孙先生对清华，始终有一种深切的爱。遥想当年，日本人打进北平，开完校务会后，梅贻琦安排他去长沙，准备清华南迁。先生听了，先是犹疑，这意味着他要立马抛弃在北京的家。

而家中，还有他《比较预算制度》一书的全部草稿和耗费数年搜集来的原始资料。

可转念一想，清华存亡之际，个人得失算得了什么？先生当即南下，到达长沙时，除去一袭长衫，身上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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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品格、治学，陈岱孙都是世人高标，可他一生却没有婚娶。曾有传言，先生早年和挚友周培源一起喜欢上王蒂澂。后来，周、王二人结为伉俪，先生就主动退出，再没有对第二个女子动心。这听起来很浪漫，然而却是误传，乃文革中学生贴大字报造谣所致。

晚年接受采访，被问及为何一生未婚，先生说：“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遇到真正动心的人。”

或许在先生看来，婚姻并非人生的必须，没有爱情，不结婚也可以，亦或者是他将太多心思放在讲台上，实在无暇顾及个人。多年以来，虽孤身一人，先生却一直将自己照顾得妥当，常年衣衫整洁，家中一尘不染。

他出生璎珞之家，在生活上，却是个极为朴素的人。出门坐的是公交车，一个手提箱用了50年。80岁时，学生上门拜访，看到他用的行军床和旧家具，居然还是西南联大时期从地摊上买来的。

想当年，他一个月工资400大洋，到了1995年，却只有860元人民币。有几年，先生手头拮据，年终扣完全年水电费后，工资条上是个负数，需要外甥们帮着垫钱。他却从未对此抱怨过一句。

对学生，他常说：“人不能没钱，钱是需要的，但做事完全为了钱，抛弃理想和事业，那是很危险的。”

06

1995年，陈岱孙先生95岁寿辰，北大为他举办了隆重生日典礼。那天，礼堂里坐满了学生，有的正值盛年，有的已白发如雪。其中不少人，都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扛鼎人物。前总理朱镕基在贺电中说：“先生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我于1947年入清华，虽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景仰。”

70年间，历经清华、西南联大、北大三所高校，27岁做教授，90岁还在带博士，陈岱孙先生将一生的光热，都留在了三尺讲台上。他不止是在学术上为后人指明道路，更在无数学子的心中，照出了一束明亮的光。所谓学为师表，行为世范，莫过于此。

因一生专于讲义，先生著作不多，直到81岁，才出版一本专著。谁能想到，96岁时，他又主编了经济学巨著《市场经济百科全书》，给世人留下了最后一笔宝贵财富。 治学之功，堪称典范。

先生一生，就像学生王曙光说的：“他淡泊、孤独，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对于这件事，他始终抱有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

北大燕南园55号门前，至今立有先生铜像。他手拄拐杖，端坐凝神。铜像下方刻着先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反观今日大学，今日某些教授、学者，实利成癖，在先生远去的背影下，身躯是何等渺小、卑琐，他们所言所行，又如何对得起那一所历经百年风雨而独立精神曾不坠的高等学府。当年，是陈岱孙这样的先生，立德立言，让清华、北大这样院校成为世界顶尖学府，而今日藏污，难怪当年岱老辞世时，报章咸称，“中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走了”。

1997年7月9日，先生感到身体不适，在家门口从容登车，入住北京医院。出门时，亲人们劝他换件衣服，他摆手说：“不必了，到医院住几天就回来。”

7月26日清晨，在病床上躺了多日的先生从昏迷中醒来，一米八的身板依旧很直。他慢慢走进卫生间，关上门，为自己做了清洁，再把衣扣扣整齐，然后回到病床。16个小时后，先生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弥留之际，先生还有两件事一直放不下。

第一是那把小金钥匙，文革时被人趁乱抄走，他想知道如今在谁的手里。

第二便是对清华的挂念，直到生命结束，他对护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

编辑：郝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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