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新书《青年翻译家的肖像》发布，作者为复旦外文学院英文系包慧怡，她认为，无论是哪一位译作者，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为自己和本国的语言拓展了空间，影响了后世的文学作品，留下了大量文学遗产。
“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的近身肉搏。”（雨果语）虽然翻译作品是翻译家的辛勤耕耘的结果，但它带给一种文明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包慧怡说，“无论作者如何绞尽脑汁想要确保写下的作品一字不差地流传下去，随着时光的流逝、介质的朽坏、读者的累积，文本传递的意义都将不可避免地偏离作者的初衷，悖离作者的意志，而在读与写、修改与增订、消化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谈翻译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中世纪作译者并非泾渭分明
包慧怡：今天对谈会的主题是“身为‘三栖动物’的译者/作家/学者”，之所以起这个主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正好有三人对谈，也不是我们在描述自己，而是因为在西方翻译史上，译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集研究者、写作者和翻译为一体的人，这并不是一个今天才特有的现象。
这就是翻译家的祖师爷，翻译家的主保圣人，9月30日国际翻译日就是纪念祖师爷殉道的日子。主保圣人叫圣哲罗姆，有时候翻译成耶罗尼莫，他是第一个把《圣经·旧约》从希伯来文，新约从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凭一己之力把它翻译成了拉丁文，那么它的这个拉丁文译本叫《武加大译本》（这是Vulgata的英译，它的词源跟英语Vulgar是一样的），就是叫通行本或者叫通俗本圣经，这是从晚古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早期最重要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个文本，后面路德的德语圣经也好，然后英语的丁达尔圣经(Tyndale’s Bible)，再晚一点的詹姆士国王圣经，包括今天的和合本等新修订版圣经，一开始都是以圣哲罗姆的译本为母本的，所以我们称他为西方翻译家之父，他也是翻译家的主保圣人。在座的朋友如果将来有志从事翻译的，可以在家里挂一个他的吉祥物，每年9月30号可以给他点一个香薰蜡烛。（笑）
一开始他是一个热爱古典文学、喜欢异教文学的学者，他研究过《埃涅阿斯纪》，很喜欢维吉尔，但是他皈依基督教、从事《圣经》翻译以后就不再作为学者深入研究。大家知道翻译《圣经》是不可能没有不基于研究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语文学家，对圣经释义学、解经学都非常熟悉，才有基础来做这件事情。他已经是一个学者和译者了，与此同时不太为人所知的他还是一个诗人，他也写过很多诗歌。传说中，他到沙漠苦修翻译《圣经》，他的吟诗如此甜美，以至于百兽之王狮子爪子里进了一根刺，因为听到他甜美的歌声，就前来要请他把自己的刺给去掉。我们知道像今天正好是万圣节，大家在万圣当中如何辨认出这一圣呢？一个是他红色的帽子，另外就是他的狮子。他还经常会表现为一个老爷爷，拿着一块石头在磨自己的胸部，拼命地摩擦自己，眼睛望天，这个也是在图像学里的一个经典意象，说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魔鬼的干扰，就要用这个摩擦来让自己保持专注。这好像就定下了一个翻译家就是苦哈哈的、时不时走神，还要用石头折磨自己身体的形象。大家看到的这幅图已经比较温和了，我没有放那些鲜血淋漓的，通常就是他一边磨自己的左乳，血流如注，那种样子，就是沙漠里的苦哈哈的翻译家的形象，仿佛一开始从哲罗姆开始就有一个基底了。
我这里就很快地说一下，因为翻译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今天对翻译的理解和过去近2000年当中，尤其是过去1600年当中，中世纪翻译家、学者跟古典时期翻译家的对翻译的理解其实不太一样的。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还有对古代晚期的人来说，译者这个工种跟作者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13世纪的方济各会总长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他说我们有四种做书的人，一种是抄写员，不加任何字，就是叫誊抄者。然后一种叫汇编者，他就把别人的书汇在一起。然后第三种叫评注者，他写别人的话，他也写自己的话，但主要是为了注解别人的话。只有第四种人才可以叫作者，他写别人的话是为了去评注自己的话。他说这四种人都是书籍制造者。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所谓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本制作者、文本生产者的一个形象，他虽然没有提到译者，但是恰恰因为没有提到，这个空白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译者已经被理解为是作者的一种了，就是他们是用别人的话，在另一种语言里来表达自己的话。
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英国文学之父乔叟，他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还写了很多梦幻诗，但他同时是欧洲中世纪浪漫文学、罗曼斯文学、骑士文学的开端——《玫瑰传奇》的译者，是乔叟第一个把它从古法语翻成了中古英语。古英语诗歌原本是非常阳刚、雄赳赳的，而且押头韵的，它里面没有一些谈情说爱的，女性也很少出现，他其实是从古法语里第一次借鉴了大量典雅爱情的词汇。传说中，自乔叟翻译了《玫瑰传奇》以后，英国人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谈情说爱，现代浪漫爱情的这个概念在英语里第一次得到了表现。乔叟的译本并不是作为自己的译本列出来的，而是作为他自己的一个作品。
他还翻译了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大家可能听到过这个名字，波音提乌斯是5世纪、6世纪的时候监狱文学的始祖，他被哥特国国王狄奥多西一世冤枉了以后，投入监中，从一个高官转瞬之间变成一个失去一切的人。他就在监狱里写了《哲学的慰藉》，通过跟哲学女士的对话去慰藉自己，后来成了中世纪头号畅销书。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小清新哲学家，比如阿兰·德波顿都用过他的《哲学的慰藉》这个名字。但是英语中第一个把它从拉丁文译成中古英语的，也是我们的大作家乔叟，他也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著作来列的。
我们今天的作家都很强调自己的原创性，你要说一个作家抄袭，他可能会觉得受到了最大的冒犯。但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比起作家的原创性，中世纪的读者更看重的是这个作家继承了怎样的古书传统，你读过多少好书。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书是用手抄本的形式来传承的。在一个前印刷术的时代，手抄本非常的金贵，非常的耗时费力，其实你读过哪一本书，读过哪些书，这个代表了你在文化上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比起你个人的那点脑洞，比起你个人的所谓作者作为上帝，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乔叟他们都看似自谦，明明是他写的作品，他会假托为我是一个译者。比如说他在他的《善良女子殉情记》序言里说，我不过是个拾穗的人，“于是我步其后尘，俯首拾穗，如能捡到他们遗留的，就是前人遗留的任何好词好句，那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喜悦”。然后他说我后面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也说，“我所写的情感不是个人杜撰，只是把拉丁语译成本国的语言，如果有的语言、词语不妥，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只是复述了别人的话”。这个看起来像是自我保护，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作译者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楚的表现。一本书的终点在哪里，下一本书的起点在哪里，并不是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的，因为用来制作手抄本的羊皮也是可以不断地被重新打乱和装订的。所以，今天书里这种所谓文本的固定性，在那个时候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一件事情。
除了是作家和学者之外，中世纪的译者经常还有第四重或者第五重身份，他们是自己作品的抄写员，叫缮写士，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或者还有第五重身份，就是他们是自己作品的插图绘者。
比如这一位，这是勃艮第公爵的15世纪的御用缮写士，看起来它好像只是一个誊抄工，但又是一个作者，又是一个译者，他自己也是一个学者，他抄自己的作品，而且他还在自己的作品里给自己画了自画像，是一个缮写士自画像，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自己的书名其实也想要致敬一下这种“五位一体”。其实，每一个作者对于这个文本的传播，跟今天这个分工会很不一样，他作为译者本身他还要负责许多其他的一个事情。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所以整个的所谓的译者/学者/作家/缮写士，当中都是斜杠，这些斜杠作者的肖像画就成为了一个中世纪肖像画的一个种类，他们专门为自己画的，自己在书斋中勤勤勉勉，我如何很努力的这样一种在工作的一个肖像画，就变成了中年、壮年翻译家的一个肖像，经常是有这样的一种画的种类。我们会看到他一般会被文本包围，显示出他在一个缮经台上，然后还有另外一张桌子是放他的母本，所以本身这个翻译家就在从事着这样一种把自己写入传统的一个过程当中，但他们是文本的创作者，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装帧这样的一页文本，连画带写，如果要单独的一个僧侣来完成的话，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引子，我刚刚也提到书里有一些我的插图。小时候虽然喜欢图图画画，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为自己的画配图，我是上课的时候会讲一些中世纪艺术，讲一些诗歌，你千言万语讲完，其实有的时候会兴随所至，会用粉笔稍微画几笔，学生一下子能醒过来。不是说一下子能懂，而是一下子病中惊坐起，突然开始掏起手机。后来我就上瘾了，左边是学生拍的，我在画的是拉奥孔，他们就很坏地把它做了一个对比，上面是我画的，下面是拉奥孔。中间的是在讲佛陀的造像是从古希腊这边过来的。右上是土耳其的一个胜利女神的雕像。右下是一个中世纪的感官的脑洞图，后来他们就一直发给我，这也增加了我的信心，后来干脆就自己画了一些灵魂绘画，主要是我的编辑方尚芩女士她就说可以把它成为这个书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恰好是向刚才那些五位一体的缮写士译者做一个致敬，所以我也就斗胆把自己的画放进来。其中埋了一些谜，其实这里面有来自游戏里的人造语言西卡文，如果大家有打任天堂的话，就会知道是《塞尔达传说》里的一种人造语言。还有梵文等各种各样其他的语言，欢迎大家去侦探去解密。
我们就回到正题，讨论翻译，其实翻译是一个绞肉机，我们三个都是被绞过以后，还能以3D的思维模式出现在这里，都是幸存者。我经常觉得我从事的是一个特别孤独的工作，就特别想要听一听我的同仁们是怎么数十年如一日从绞肉机里面活下来的。胡桑老师先说说。
翻译是一种临渊的感受
胡桑：第二台绞肉机。翻译只是我斜杠中的很小的一个斜杠，我主要的身份，我自以为是个诗人，总觉得应该写诗是我的第一抱负；安身立命的工作可能是大学老师，在同济大学当个教书匠，剩下来的一些可能的身份才是翻译。但是，好像我回想一下这几年做的最多的事情恰恰是翻译，没有好好写诗，也没有好好教书。我2014年开始工作到现在6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翻译，翻译了4本书，4本书好像用了6年，感觉有点做不过去了，但是真的很耗费精力。一本是《辛波斯卡诗选》《洛威尔诗选》，中间这本我记得就是最苦的一本，译了两年多，可能加校对就是三年左右，就是一本散文集，30万字，有两三年天天泡在上海图书馆外文库。所以，我到底是不是个诗人，还是个大学老师，我都有点怀疑了，我天天在做一个缮写士，但是我没有把自己的形象给缮写到译作里面，还做得不够。这个译者一个身份确实挺痛苦的，我第一感觉是挺痛苦的。我有一个概念叫临渊，好像是我们在一道深渊旁边，在探问一个虚无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在这个深渊另一侧，我们是可以把握的。比如我们翻译的很多诗人是我们熟悉的，尤其左边这两位还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好像我们是能够把握他们的形象的。其实那道深渊一直是跨越不过去的，我的体验是，即便是好像已经翻译了这么久，我很难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成熟的译者了。
我觉得我在包慧怡旁边就是个业余译者，因为她真的是科班出身的，但是翻译的那种苦和乐全部在行为里面，而且辛波斯卡这本书有个问题，它是转译的，又会涉及到翻译的准确，翻译能不能这样去转译。我们在一种语言的搬运过程中到底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经常会遇到很多的疑惑。听了刚才慧怡的讲述，我突然感觉到，其实译者最早就是个搬运者，像乔叟一样把一个故事搬运到你们面前，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把一个更伟大的一个东西呈现在你们这里，哪怕我乔叟这个名字是隐身的，你们把我当成是一个译者，又或者搬运者也无所谓。所以，翻译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非常虚无的，甚至有点痛苦的事情，但背后好像还有一个能够安慰我们的东西。
慧怡这本书里最后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谈翻译这个事情的，有点学术的。里面谈到奥登关于语言的一个说法，奥登说语言其实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音，你翻译成诗音，就是诗歌中的声音那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相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逻各斯的层面，就是你翻译成诗韵对不对。但是音、相、韵或者说言，这个翻译有很多种，希腊文就是逻各斯，逻各斯其实是一个翻译里面最含混的，最不可把握的一部分，因为音和相我们好像都能把握，尽管我们也可以批评，我们在翻译中声音有点扭曲，韵律做得不够，相可以传达不准确，但是这个逻各斯到底我们怎么传达或者它背后的这个韵志、言论的（传达）。其实逻各斯在希腊语当中就是言说的意思，就是说话，发展出辩论、理性，甚至理念，甚至虚无的更高的一个我们建构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翻译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搬运者，好像越来越不是一个搬运者，我们变成一个对于逻各斯的一个致敬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还有点安慰，因为我们好像翻译这个事情不可为，尤其像有些时候译本如果被发现译文的错误或者不准确，就更加加重了译文本身的可疑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确实一直在那里，像一团雾，甚至像一个幽灵一样在那儿盘旋，就是那个逻各斯。
我有一次读尼采的书《人性的，太人性的》，它本来不是讲翻译的，但我突然发现有一句话它开始讲翻译了，它说“那不可译的并不是精华部分，而是人性的非自由部分”。就是我们人好像有一部分东西是非自由的，我们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控制着，那翻译的时候，我们尤其能够感觉到这个力量是什么，哪怕在音、相都做得十分完美的时候，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幽灵样的东西在召唤着我们。所以，我们做翻译的时候，可能是在献身一个更大的东西，在一个深渊里面试图做一个跨越深渊的一个动作。英文translator的词根就是搬运，但我觉得搬运不一定是说把一个原文就转化成另外一个语言形式，这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翻译。所以，翻译/译者有时候地位挺低的，我有很多诗文被人转的时候，经常译者是不见了，作者很重要，译者可以可有可无，因为译者就是搬运者。但是我觉得在逻各斯层面，译者可不是一个搬运者，它好像这个深渊是跨不过去，但他在深渊的探望的时候，在深渊的另一侧，它邀请了一个或者是至少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一个精灵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它是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复杂、更丰富或者更缠绕。至少如果不说清晰的话，不说伟大、丰富、扩大的话，至少它是更缠绕、更丰富、更多层次。
所以，翻译有可能是两种东西，第一种就是我有一次是在库尔提乌斯的专著叫《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他说“翻译最早的时候”，可能比你说得还要早一点，“在中世纪早期的时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衰弱，有一个新的中心在崛起，就是巴黎，巴黎是否代替罗马的时候，它们需要把一个文明搬运巴黎，把罗马文明搬运到巴黎，才有了搬运这样一个动作”，它拉丁文是这样一个搬运动作。但是，我觉得这是理解翻译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把一种东西，语言、语言背后的文明搬运过来，让我们的文明提升、丰富、缠绕、复杂、层次更精微，而不是在口语层面那么经验的浅薄的理解这个世界。但还有一种方向我觉得不是搬运的方向，可能像德语的那种方式，因为德语的翻译不是translation，而是übersetzen，因为translation的拉丁文词根是搬运的意思，但是德语的那个词根不是搬运的意思，是渡过、渡河，所以我为什么想到深渊这个意向，因为übersetzen其实就是摆渡过去，你好像也在书里讲到了摆渡这个意象，做一个津渡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也是翻译的另一种可能性，德语提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文明之间有条河，甚至这条河还不是一般的河，可能是一个深渊。那我们需要坐什么船到另外一边去？翻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载体、一只船。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这样摆渡过去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搬运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把你自己放到对岸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德语这个词的层面上，译者的存在更加丰富一点，或者更加含混一些，你既要把一种语言的形式及其逻各斯的载体摆渡过去，同时如果没有这个人在上面撑船的话，你就过不去。所以就是绞肉机，我们也被绞进去，如果你没有被绞进去，其实你还是个搬运。但一旦被绞进去，你就是个摆渡者。我们想一下，你翻译的时候要不要把自己也放到对岸去？就是摆渡的时候，如果你不放到对岸去，就是你要依赖于一个别人，译者只能是上自己作为一个艄公，把这艘船撑到对岸去。所以，在艾略特·温伯格那本书，那本书挺好玩的，叫《观看王维的19种方式》（我们的硕士课堂研讨的文本就是这个，所以很多学生被折磨过，很讨厌这本书吧，想起来就不想再读它）里，我觉得很多句子挺打动我的，它说，“一个好的译者其实不是说让你处处听到的是译者自己的声音，而是让你听到原作者的声音”。
你看一个译本，译者的声音应该去掉，它说的是译者不要在里面喧哗，而应该能够让我们听到那个原作者在说话。这个时候好像译者地位很低，是不？你有没有在这样一个行为中真的把自己摆渡过去，比如我翻译的这样一本书里面，我在哪里？我翻译的是洛威尔，我想传达洛威尔的声音，这是我一次尝试。我翻译辛波斯卡的时候，尽量让语言简单一点、简洁一点，这是辛波斯卡试图达到的。当然，我译洛威尔的时候，我试图让这个语言更加扭结一些，甚至我加了一些文言词，不是太晦涩的文言词，试图让这个句子获得一种摩擦感。那这个时候，到底是洛威尔在说话，还是我在说话，这就是一个摆渡者的一个模糊的存在，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试图让自己作为这种语言之船的艄公，一方面我们要把语言搬过去，同时我们也要把自己摆渡到对岸。
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的老师是顾彬，他说，“其实最后你作为一个译者，你还是要把自己放下来，放到一个岸边”。这样一个行为其实是一个在文本里挺难探讨的东西，我们的痕迹在哪里，我们的痕迹就是那个努力的过程，撑船那个过程，但最后你还是要在对岸把自己放掉。你不能到了对岸说其实是一个译者来到了你面前，而不是奥登或者洛威尔来到了你面前，对不对？当然我把自己放下之后，其实你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一船货物，一船我希望你们去享用的、丰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活的那一船货物，我就站在一边看着你们享用它。这是我想谈的翻译是一种临渊的感受。我先谈这么多，待会儿再聊一聊。
翻译是通过他人表达自我
张定浩：我就很惭愧，跟他们俩相比，操作的最多是一个玩具绞肉机。我的翻译完全是一个很小的尝试，刚刚胡桑说他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我觉得很认同。其实我有时候也想这么说，但是我不好意思这么说。
胡桑：你就是诗人啊。
张定浩：我跟慧怡认识是因为我们都写诗，我们是复旦诗歌论坛的网友，认识已经十几年了。那时候我是刚刚从复旦中文系硕士毕业，我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还有BBS，现在大概BBS已经没有人气了，那个时候大家写东西，写完一首诗就放到BBS上，大家一起回复，就很热烈。我们就是长期网友，毕业以后网友聚会才见到一次，那个时候她大二、大三。我就看着她从一个大二、大三的学生到了读研究生，到了爱尔兰读书，回来又做老师。我还是一个硕士，我的学历就没有变过。
胡桑：你现在是网红。
张定浩：认识很多年，所以看到这本书就很感慨，她译的书陆陆续续都会送给过我，包括里面有些文章，我自己做一个《上海文化》一个评论杂志上也发过，所以其实还是蛮熟悉的。但是，她呈现出一个完整形态的时候，我觉得蛮感慨的事情，它就像慧怡这十几年工作的副产品，她译著的译者序或是翻译片段，这些副产品往往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更重要。因为工作本身带来的欢乐往往不如工作的副产品带给人的东西更多，所以当这些副产品集聚在一起的时候，更凸显出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如果大家对包慧怡比较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是了解她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至于说到翻译的事情，其实我对翻译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只是觉得这几个身份在一起，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奇妙的存在。因为我前两年在译丁尼生的悼念集的同时，我还在做一个解读孟子的一个工作，在把文言解读成汉语和从英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两个工作我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看上去非常分裂，但是最后又会统一在一起，包括我其实平时做的很多是评论文章的工作，它们其实都是在一个理解的框架上面。
我看乔治·斯坦纳刚刚出了一本《巴别塔之后》，大家对翻译感兴趣的都可以找来看看，以前有个节译本，现在出了一个全译本。其实对我来讲我平时能够阅读的都是译本，我是一个中国译文的读者。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个翻译读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些问题，它里面就说到一个最基本的存在两种翻译，一个是语类翻译，还有一个叫语际翻译。比如从英文到中文，从德文到法文这些语言之间的，但还有语言内部的翻译，你比如说从中古英语到现在新概念英语之间其实差别很大，中国的文言到现在的白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再说的宽泛一点，其实人与人间的每一次交流都是在一个翻译，我在试图翻译你想说的东西。如果从夸张一点说，所有的理解都是翻译，那也是乔治斯坦纳那本书第一章的名字叫“理解即翻译”。如果从理解的层面上讲，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加有信心一点讨论一下翻译的问题，因为其实翻译就是在如何尝试去理解他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即使可能你对另外一种语言的掌握可能不够好，但是你对自身，对自我足够了解，或者你对自己母语的足够了解也会帮助你去理解另外的一种（语言）。我觉得乔治斯坦纳那本《巴别塔之后》有一句话还蛮认同的。他说“通过他人间接表达自我是翻译技艺的终极秘密”。这句话听起来是个不太规范的说法，怎么表达自我是翻译的终极秘密，翻译的终极秘密不是信达雅吗？不是要准确地呈现出另外一个人吗？但那样的工作其实是无法展开的，这在各个语言里都是一个不可能的工作。最后其实是通过他人去间接地表达自我，如何解释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记得慧怡在这本书里提到刘易斯的一句话，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那个刘易斯，他说“我厌恶在一切中只看到我自己”，之前谈到中世纪对于“原创”和所谓“作者”的认识，我觉得在一个古老的传统里，一直有一个跟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的个人主义的不同思路。我们现在的表达自我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东西，一本书出来，我说我看不懂，这已经在否定这本书了，而并不是在否定自己。那如果在过去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里，当我说到看不懂的时候，我是在否定我自己，因为我没有能力看懂这本书。现在看网上很多短评，说我看不懂的时候，这本书打了一个一星，他没有给自己打一星，他给这本书打了一个一星。但是你看刘易斯，因为刘易斯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一个传统的文人，他就说“我厌恶在一切中看到我自己”，因为你那个自己是特别的狭小的，你如何去理解一个人只能看到自己有能力看到的东西，当你如果不借助他人的话，你永远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自我。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不停地在说这是我的原创，这是我要想说的东西，我们会发现他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大概只说了一丁点东西，他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一个重复的和平庸的自我。
如何改变这些东西？就要通过他人，通过一些比我们更杰出的前辈或者更杰出的优秀的存在，才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翻译的力量之一，就是通过他人间接地表达自我，甚至说间接地认识自我，因为是通过一个比你更杰出的人来帮助你去达到、抵达或者说摆渡到一个更好的自我上面。
这本书里普拉斯的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因为普拉斯后来自杀了，他们都觉得她是一个放弃生命的人，是一个在毁灭中孕育出艺术之花的人。但是慧怡这篇文章里想讲的一个基本的意思是，其实普拉斯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是一个不愿意再坠落的人，她说“全部的艺术是在于不要坠落”，我觉得这个话从普拉斯的嘴里面说出来更具有震撼性。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坠落的人，当一个坠落的人告诉你全部的艺术在于不要坠落的时候，你要想想她到底想在表达什么。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不坠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力，自身的重力会让你坠落的，这时候其实你要借助他人的力量，你要抓住一个高处的东西，再一点点攀住那个东西，才能保证让你不坠落。在这个层面里面，所有的翻译，所有的前辈的更好的东西，包括传统，不管是东方的传统，还是西方的传统，所有杰出的东西它都在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就让我们不坠落。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所谓的都是相通的，在这个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把翻译扩展成一种理解，把理解扩展成对过往的一种掌握，这样的话所谓的泯灭自我，所谓的在现代世中，因为要回到传统中去，小的自我的慢慢丧失之后，你会有一个新的自我诞生。这是一个非常悖论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悖论其实在写作的过程中，在所有的创造过程中它一再的发生。你只有先丧失自我，才能获得一个更强大的自我。我觉得这本书一开始序言里面提到翻译是一种类似打坐一样的心无旁鹜，这个我很有体会，虽然我译得很少，但是我很能体会这种。
因为翻译是一种工作，比方我们都是写诗，可能说某种程度上面会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做一个诗人，但是写诗其实是一个特别虚无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不是写得很多的人，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写得很多的人应该能理解，我觉得你就可能在那儿坐一天，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出一句诗来，或者说可能写了很多都是作废的。但是可能翻译不是这样，翻译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工作，它是一个积累。它其实跟我写评论是一样的，它的前提都是在于对于材料的把握，对于他者的一个透彻的了解，这跟你写一个文学评论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做大量的材料准备的工作，然后一点点的积累。你会有一个渐进的收获，你会感到自己不断的译稿在增多。这是一个让你安心的事情，但是写诗并不是这样，写诗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事情，当你写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译诗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让你从这种虚无中摆脱出来。但是你同时又在从事一个和语言相关的练习，让你意识到自己还是在从事一个语言的工作。我觉得《染匠之手》，就是胡桑译的奥登里面，奥登说到一个诗人的定义，我很喜欢，我也经常会提到这个。奥登说他认为他什么时候是一个诗人，他是在修改诗歌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诗人，在写这首诗之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在写完这首诗之后依旧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说一个诗人时时刻刻他都是一个诗人，而是因为他写出了一首诗在那个瞬间，甚至是在修改这个诗的瞬间，他才是一个诗人。因为你在修改一首诗的时候，你会面对整个母语的全部的经验，你会调动起你对语言的所有的经验去处理每一个细节。这个跟你在翻译中的处理是一样的，你在翻译一首诗的时候，你必须处理每一句话，这时候你的自我会消失，不重要，但是你心里面对于母语的那种经验和记忆，它在起作用。而你今天在想什么，或者你今天遇到了什么痛苦，那个变得不重。我觉得这个在过程中是特别迷人的，就是在修改一首诗的过程和翻译一首诗，这两个是等量齐观的，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体会到一个写诗者的存在。因为这样的译诗是可以随时启动，但是你如果写一首诗，我经常希望我能够就坐在那儿修改我的诗稿，但是我得先生产出来一个让我修改的文本，前面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虚幻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在翻译的时候，这种虚幻会降低，你会直接面对一个你值得信赖的知道它是一首好诗。我就先说这些。
翻译是语言上的自我教育
包慧怡：特别有感触，我接着说几句。胡桑刚刚也提到了渡河，定浩兄说到了翻译作为一种——他用的原词是和自我之间的这样一种——扩容，类似于能够让自我扩充。我自己的感受是，翻译它首先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无论是对于你的工作习惯也好、思维模式也好，更多的是语言上的一种自我教育，尤其是作为一个对自己尚有要求的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认为这种自我教育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其实所有的那些大作家他们都是这么做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中世纪的作家乔叟，他为什么非得用中古英语来写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他其实完全精通法语、拉丁语，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其实英国有三种语言在并行，拉丁文是教会的语言，诺曼法语是宫廷的语言，英语反而是下里巴语，就是大家口头的语言，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作品用它来写的，因为英国被一个来自法国安茹王朝，一个法国不会说英语的法国王朝统治了300多年。乔叟他如果选择用拉丁语写他的著作，他可以保证整个欧洲的读者市场，他如果选择用法语来写作，至少他可以保证上层阶级以及保证欧陆、巴黎那些人可以读懂。可是他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包括翻译，他的翻译都是在他青年时期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期间完成的，终于在这个漫长的自我教育和准备好了以后，他决定要为母语做一些东西。本来中古英语里没有尾韵，当然这个是从最粗浅的程度来说，因为古英语是头韵，头韵像韵母一样铿锵有力，尾韵是一种比较阴柔的东西，它会使得这个诗歌的音韵余音绕梁，比较适合于谈论一些更加世俗的主题、情爱的主题，一些宗教的、非常有着所谓前进表达的那些主题也很适合。乔叟没有把《玫瑰传奇》两万多行都翻译出来，他翻译了将近三分之一，这个过程当中，他在不断地挑战自己原有的语感，也是在扩展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界限，他其实不怕让一个陌生的语感去侵袭他本身的一个语感，我觉得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敞开自己，也未必是所谓放低或者是放高，而是说不设限制，让自己变成一个像语感一样的马戏场或竞技场一样，让陌生的那些东西跟他本身的一个作为创造者的那些小精灵进行角力拔河。在这个过程中激荡出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语感，甚至我们往大了说是激荡出了英语文学。英国在《古登堡圣经》以后50年有了第一家印刷所，当时只印了两本书，一本就是乔叟的《古登堡圣经》。因此，我们今天说莎士比亚的早期现代英语也是乔叟的《古登堡圣经》的语言的后裔，它们这一支都是从中古英语的伦敦方言到早期现代英语的伦敦方言，一直到今天的我们所谓的英语。我们看到的只是彩票，没有被抽中的彩票是不会被看到的，所以我们倾向于说英语就是这样，其实英语在它整个发展的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好多次都要濒临消亡的。比如说在古英语时期后来被维京人，被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彻底洗刷过一次，导致英语里充斥着大量的sc开头的航海的词，那些表示探险、军事的词大部分都是北欧词根，美食如beef从法语的bœuf过来，那些好吃的、好玩的那种奢侈、移民的那些东西都是法语词汇。
当年如果乔叟没有去做这样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他没有以牺牲潜在的读者市场为代价去做一个把自己常年的自我教育、自我扩充的成果去呈现出来的话，今天我们可能不会看到英语的这种全球的霸权，当然不是说英语霸权是一件好事情，而是说这件事情追溯上去是因为某一个作家决定走出他的一个舒适区，而这些是建立在他长期以一个译者，因为乔叟他翻译的过程我们说是翻译，其实比如说他翻译的那个《哲学的慰藉》他用了三个文本，一个是拉丁文的原文，一个是《玫瑰传奇》法文版的古法语，《玫瑰传奇》的作者本身就曾经把《哲学的慰藉》从拉丁文翻成古法语，所以他用了一个原著本，用了一个作家的版本，用了一个译者的版本，还用了一个中古英语的评注家的版本。所以，相当于前面我们说的三种做书的人，作家/译者/评注家三个人的成果都在乔叟这里被努力的汇流入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翻译创作这个过程中。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不光是为自己做一个写作者在做一件自我教育和自我扩展的事情，他更多的是为他的母语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比如但丁写的《神曲》，他作为拉丁文的直系后人，他用拉丁文直接写好了，一下就能上排行榜。但是他选择用他的托斯卡尼方言（佛罗伦萨那个地方的意大利方言），一种俗语来写。这看似是一个非常悲剧色彩的不讨好的做法，因为也许没有那么多人会读。因为俗语的情况都一样，中世纪人会觉得它不是一个登大雅之堂的语言。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先去写，但丁他恰恰也是，他之前也是不断地从拉丁文翻译成意大利语，当然很多没有出版，但是他默默地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想说一下，其实包括德语里的施莱格尔，德语译莎剧的前后几个版本，其中有一些特别有趣的轶事。什么因为他是个大作家，他签了很多合同，没有时间翻译，其实都是他女儿帮他翻译的，但署的名字是他。后来他女儿偷偷写信给女性友人，说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我爸爸，他一定会很生气。现在到20世纪才翻过来，其实莎士比亚的作品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已经介入德语是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名姓的一个女性再作为她生活当中的一个依托。就像刚刚定浩说的，我觉得翻译确实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哪怕我们不像乔叟那样有雄心壮志，仅仅是作为一个比如我们三个可能日常生活都是要写论文、写诗，这些东西都是你付出了努力，但未必能够让自己满意的。你可能坐下来的时候，电脑里是一千字，两个小时以后电脑里是两百字，这种倒退会让你频频陷入一种抑郁和挫折。但是翻译的话，只要你好好去进入，它有点像那种心流的过程，非常正念的一个过程，它一定会回馈你，它确实是稳稳地托住了你，在这个风暴雨当中。所以说，在今天，在很多方面都不被看好的一个工种上，我们为什么还为爱发电，确实是对翻译，对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做的那些事情，对翻译这个工种怀有感恩的心态。
前面讲到德语的übersetzen 渡津，它在拉丁文里也是trans过桥的意思，latus的动词叫ferre（带过去）是那个词的一个不规则的过去完成时的变形，其实看起来从ferre那个动词到latus长得一点都不像，那是它变了，其实跟渡河是特别特别像。ferre这个动词的原型今天在英语里ferry摆渡这些词里都还可以看到。所以，其实广阔地讲，“翻译”在很多主要的语种里都是有渡过一条河的意思。我当时选了一个耆那教里的词，叫渡津，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比较美。
它就很像喀戎，希腊神话里的艄公。我找了一张图，他并不是要在给她喂糖吃，而是从死者口中取出那一枚金币，可以把死人从阳间渡到阴间，这个就是喀戎向我们收取的一个摆渡费。
胡桑：船资。
包慧怡：对，他不收信用卡，只收现金。我们看到希腊葬礼仪式时，都会在死者眼睛和嘴巴里面放一枚金币，他们是真实相信这种神话的。我经常会在想，这个意象一致缭绕不去，就是我们自己作为自己的渡工，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或者当我们搭上别人的船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一枚什么样的金币，难道我们是等着我们的亲属往我们眼睛上放一枚金币吗？不是的。我觉得任何有效的翻译作为理解也好，或者翻译作为去往更广阔的空间里的历险也好，都是需要一个主动的投入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练出来的一枚金币，这个金币是夺不走的，因为它只能是我们自己去投付于自己的一个时间。
其实，同样的一个艄公，同样的一个译本可能把每个人带去不同的地方，也许译者并没有在想着一定把我们带去哪里，摆渡的是他自己，就像刚刚说的一样。但是不同的人坐上那条船，有的人可能往天空看，看到美丽的蓝天和白鸟，有的人往水底看，看到了水草摇曳的样子，有的人可能就是躺平，回忆曾经没有上船之前陆地是多么的安全、可靠。每个人会看到他自己投入和愿意付出那个程度，他会看到什么风景取决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搭乘者。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翻译、摆渡其实最终是为了汇入，被传递的其实不仅仅是文本而已，我们刚说的逻各斯其实是一个文化的栋梁。就我们历史上见过那么多的翻译的不同理论，包括什么信达雅，信达雅其实是很晚进的理论，放在全世界的翻译理论语境中不太重要。为什么要信？像乔叟他们都很任性，他们的翻译都是改写。信这个词英语翻译叫faithful或者fidelity，本身就是一个像使女或者是对主人的那种，或者像一个妻子对丈夫而言的忠贞，它是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的。而这个东西并不总是一直是如此的，它是一个特殊情况下，而且我们如果有时间可以讨论讨论，其实严老先生一直没有这么做过。他是在《天演论》的译后记里提到信达雅的，但是《天演论》的英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叫Evolution and Ethics，就是进化与伦理，这个你要说它是信，你要说它是直译，我觉得有点牵强了。比起豆瓣上所有那些被喷不够直译的译本来说，严复先生这个话，他这个发挥得很厉害，而且大家如果去对比他《天演论》的第一段，整个主语全部都换掉了，加了无数的自己的东西。《天演论》只翻了原著的序言和第一部分，他加了三十多段附案，等于是译注，他加的那个评注和他自己的解释占了整本译本三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大家觉得他有认真在信达雅吗？他其实在说一种标准，其实翻译理论、翻译以及翻译批判学是三个不太一样的东西，这其中，译者可能是最笨的一个。我觉得比如说给翻译挑错，在杂志上发专栏，这个是最聪明、最精明的一个做法。但是相对来说，译者就处在一个最笨，也最不利的位置，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工作才是在渡津的意义上，在一个文化栋梁上给运到更远的地方去，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个人来说回报更深的一个工作。因为所有的摆渡最后是为了要汇入一种文化的可能性的海洋，看看可以激荡出什么新的地方、新的元素，我们可能上船的时候并不知道最后会通往哪里，但是这可能也是它像炼金术一样迷人的地方。
没有译者，汉语可能也没有现在那么伟大
胡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想到很多，我尽量简洁一点。译者的位置到底放在哪里？我觉得现在翻译环境并不是最好的，表面上看，有非常多的书都是翻译过来的，书店里甚至可能超过一半的书都是译作。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翻译的误解也是很深的。像刚才慧怡说的，对翻译的理解变成一种对正确和错误的执拗要求，变成了一个钻研的尺度。当然，翻译肯定是要懂外语，而且最好精通外语，这都是基本前提。不是说翻译不可讨论，而是说这是每一个译者应该认真去做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但我们不能把最基础的工作上升为译者的全部工作。所以，我觉得慧怡这本书有它的意义在，至少让我们知道译者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论重译》，他跟我们同济大学那个教授穆木天争辩。穆木天当时在同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他认为转译的书可能是不值得译的，一定要一劳永逸地在直译过程中把这本书最好的版本贡献给大家，这种才叫翻译。鲁迅就很不同意，所以写了《论重译》，重译就是转译，论转译。他说，其实好的转译远远可能胜过直译，当然前提是，能直译最好直译。他没有颠倒标准，不是说我们应该先转译，再直译，他承认直译是一个好的工作，但是不要忘了翻译不是直和转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翻译的工作是把我们自己的河流汇入到一个更大的海洋的可能性之中，这个不仅是我们中国文明，同时也把译者自己汇入那个巨大的海洋之中，就是定浩兄说的，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消弭，但我觉得这个消弭可能不是说自我完全消失，毕竟我们是这个艄公，你得努力的撑船才能过这个河，如果真消弭的话，你的力量不付出，你怎么可能过去，你可能就被这个狂风骤雨吹打走了，可能被陌生的语言的这种难度给直接打败了。如果这个力量我们承认的话，译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具有主体性的存在，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表达译者自己，而是为了让另外一个语言中的那个逻各斯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然，最好的话语也伴随着它的音和相，能够也可以转译进来、翻译进来，但如果做不到的话，逻各斯能进来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的文明可以被扩充。所以，我想说一点，关于这本书的，如果一个翻译家你去看他一本书，他的翻译者前言写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这本书哪怕它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的，你也不要去相信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没有在翻译的过程中尽最大的努力不仅是要提升自己的外语，还要提升自己对另外一个文明中的那些心灵、那些生命理解的力量。我觉得他没有尽力，他译者前言写那么差，他对原作的理解是很差的，哪怕英语再好，他很多东西，就是庞德说的逻各斯那个层面他传达不了，就是他没有在摆渡的过程中上自己汇入原作者的文本里面提供的那个精神的涵养里面去。所以，慧怡这本书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关于翻译的一个思考，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很漂亮，很多文章我以前也读过，现在是集结起来在一起读，我的感受更深。
慧怡对于很多，比如毕肖普、普拉斯、阿特伍德这样的作家和诗人理解是不仅到位，而且非常独特。哪怕毕肖普我读了快二十年了，因为这是在本科期间对我特别有启发的一个诗人，我自以为对她已经很精通了，但是在读慧怡的译本和译序的时候发现，她理解的毕肖普更丰富，至少跟我理解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提供了一个新的，至少是有溢出部分的毕肖普。普拉斯刚刚定浩兄也说过，我就不重复了。所以，这样的译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原文本的精神世界或者那个语言层面背后的逻各斯世界，所以她可能更可靠。
当然，你可以在里面挑出错误，哪怕慧怡是科班出身，你也能挑出一个错误，但你不能因为这一个错误就否定这个译本，因为译本不仅是一个语言层面的简单搬运，更多的还是一个译者在这个劳作过程中把自己提升为那个原作者需要的你的一个精神状态，还有一个体力方面。有些人连体力都抵抗不了，他可能译到一半就译不下去了，说明你连体力都调动不起来，可是体力不仅是一个身体的问题，同时也是你的生命状态的问题，你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生命提升为一个更高的生命。所以，像德语能够将古英语非常低端的一门语言提升为一门伟大的语言，中间是经过了很多译者的艰辛劳动的，他把自己提升为这门语言可能有的高度。翻译《圣经》的马丁·路德通过翻译把德语终于从马夫的语言提升为了一个可以跟拉丁语相抗衡的一种典雅的语言。更不要说后来的荷尔德林、格奥尔格这些译者了。我相信每一门语言都是这样的，我们汉语也是这样的，没有译者，汉语可能也没有现在那么伟大。
我特别讨厌一句话，有些译本用汉语的某种谐音或者汉语的某种文字游戏，就说汉语多么博大精深，好像外语就是一门低级的语言。这种误判怎么来的？汉语的伟大跟英语的伟大，或者外语的伟大根本不冲突，它有各自的伟大。但如果一门语言拒绝向别的语言去眺望，隔着深渊眺望，拒绝译者把别的语言的精神力量引进来或者摆渡进来，那这门语言其实是越来越枯萎的。但汉语的伟大就在于它永远是开放的，我觉得汉语的翻译可能不是19世纪末以来的事情，它可能是伴随着汉语这两三千年一直在运作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佛经早就在魏晋时代壮大了汉语，我们现在很多词汇都是佛经里来的。我不展开，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谢灵运。谢灵运他其实是一个佛经的译者，他做译者创造了一种诗歌叫山水诗。这两个事情之间当然没那么简单，但不要忘了，他投入翻译佛经重新输入了一种汉语所没有的精神，重新发现了山水这个世界，他才书写了一种新的诗歌。所以，汉语就是一个不断通过译者的努力、翻译的行为扩大、壮大，我们在逻各斯层面不断的眺望，在眺望中可以看到自己有着更多可能性的汇入到一个更开阔的汪洋大海中的这样一个愿望。所以，这才是汉语，这才是它的伟大。
译者的生命是有温度的
包慧怡：光我们讲也可能有些单薄，下面进入我们的读者交流环节，任何有关于翻译、创作、研究各种方面的都可以问我们。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封面，它也是一个跟翻译有关的故事，这是我家的猫，已经4岁，15斤，我领养了四年，单手举不起来的很胖的一个猫。我给它起的名字是爱尔兰文学里的第一只有名字的猫，它叫Pangur Ban，这是古爱尔兰语里的白猫的意思。但是因为它出现在九世纪的一首抒情诗，叫《学者和它的猫》，直译叫《我和我的白猫》。我觉得那首诗非常可爱，说那个猫抓老鼠眼神灵巧，说抓老鼠你最行，但是我眼神灰暗，我看书已经看得我快要瞎了，而且我每天的成果也没有你好。但是白猫也不嫌弃我，就有点像陆游那种“我与狸奴不出门”的感觉，陆游写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有两首，“铁马冰河入梦来”，那是其一，其二就是这首。开头是非常壮阔的，后面说到整个山雨欲来的家愁国恨，突然来了一句我和我的猫不出门了。
因为我的猫经常在我翻译的时候是我唯一见到的一个活物，冬天还能被踩在脚下面，特别好，是一个像毛一样的存在。但是它那个表情，它经常是一副好像它什么都看明白，它已经知道我体力不支翻不下去了，但是它眼神中那份坚毅又跟我撑着自己不想倒下去的那个很像。后来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封面上去，我觉得这是一种自勉，如何在一个丧的世界，以及在一个注定是似乎要被诟病为注定会不够好，像弗罗斯特说到诗歌就是翻译中损失的东西，在所有的人都给你提出的是一个否定的前景的情况下，它如何可以温暖你向前呢？
这只猫有好多名字，有时候叫潘谷白，潘就是貌似潘安的盘，谷就是谷物的谷，白就是白色的白。后来也叫过它盘古，就是开天辟地的那个盘古，一下子就牛了。所以，每天都是在给它起名的一个过程，可能难以付诸于很正式的语言，但是它给予我的那个安慰我给它编了一个篮子，它整天就坐在里面不走。在很多个劳作的夜晚，我就跟九世纪的时候那位修士一样，虽然他觉得自己的劳作不怎么样，一直在努力，但是不知道会能做到多好。但是，那只猫就天生比他灵巧很多。在我心里，它就是一个译者的画像。
我的这个书名是对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一个致敬。这本书在2012年的时候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当时叫《年轻译者的肖像》，我当时也是起的这个名字，也是多方考虑后觉得你要致敬的话，你就致敬得让人能够辨识出来，因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是三个字，你就得变成翻译家，这也导致我被黑，说我自称翻译家。我就想大家对翻译的门槛到底是想得太低，还是太高？为什么大家在说到青年作家这种词觉得没有问题，而一个人自称青年翻译家就不行了。翻译家就非得是一个老得不行了的人吗？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其实翻译是需要体力的，它恰恰是一辈子的事情，其实家不家的根本无所谓。纠结于这些没有意思。
那些不认识原文的算不算是翻译家？像翻译《华夏集》的庞德，今天的西方读者接受汉语古诗的首先就是通过庞德，如果没有他，可以说，今天的汉学就不是这个样子。但庞德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他是通过一个日本学者的笔记把它翻译过去的，等于给它做了一个英语的注。包括林纾林琴南先生，他翻译了大量的小说，但是他本人根本不懂外语，比如他翻译《大卫·科波菲尔》，他翻成《块肉余生述》，这个一听就是很生动的像演绎小说一样的，但你能说他没有贡献吗？他是别人给他翻，他口述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文学经典或者任何文本的确立都是在被接收的过程中被确立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译者要放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去看他的价值，并不能全部都用单一信达雅理论去套。因为人是死的，译者的生命是有温度的，而且今天的机器翻译也不可能真正代替翻译这件事情。有点杂，其实就是想把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作者：包慧怡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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