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摩登海派文人的代表，作家林语堂是标杆性人物之一。在1930年代上海，林语堂就有三大交友圈：不说英语的华人朋友（鲁迅、郁达夫及论语派文人）、说英语的华人朋友（《中国评论》周报、《 天下》月刊和《西风》杂志的文人）、说英语的洋人朋友（史沫特莱、赛珍珠及其他国际友人等）。

“中英双语、穿越华洋”的三大朋友圈对林语堂的创作治学有哪些影响？为当下跨文化交际带来何种启示？新近出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引用第一手中英文资料，对林语堂交友圈互动进行深入剖析，揭示林氏文学文化实践之跨语性、跨界性，为上海历史研究添砖加瓦。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读书会上，林语堂传记作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与学者许纪霖、周武教授围谈。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钱锁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语堂更适合21世纪，适合我们当代的生活。”钱锁桥谈到，林语堂最大的嗜好是钓鱼，他早就会自驾游，喜欢吃、看夜景，讲美食，精通中国文化的烹饪艺术。他也喜欢现代科技文明的一些小玩意，比如林语堂自己发明了一个打字机，在当时就相当于发明一个电脑的概念。《远景》一文中，林语堂曾幻想2004年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一部口袋电话，在世界各处都可以通话，这么看来，林语堂可能是中国华人中第一个预测未来生活到处有手机的图景。

钱锁桥多年来致力研究林语堂，包括他如何成功地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探讨林语堂跨文化交流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遗产。在他看来，林语堂和鲁迅、胡适都不一样，非常侧重讲中国文化怎样实现现代化。

林语堂1941年在纽约“读书与作者”午宴上发言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岁时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事，引介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1911年至1915年，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打下坚实的英文功底，被钱锁桥称为“本土留学”；1927年至1936年在上海开展文化活动，可以说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文化活动都是双语跨界的，代表了彼时真正的上海潮流。

周武谈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的人生写照。他幽默闲逸、个性别致的文笔，不但深受国人的喜爱，更少有地在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博得英语世界的青睐。穿梭中美两国之间的林语堂，其跨文化的心路历程，反映出一段深远而丰富的知识思想交涉史，亦体现了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批评与探索。“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五年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把他从福建小山村带到了大都会上海，上海又把他推向世界。西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林语堂独特的思想，促使他更努力地去了解中国文化，记录中国的文化事件。”

1941年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

“林语堂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评论曾一度走向负面化，但林语堂在这种情形下，积极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并且得到了相当的尊重和认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周武说，林语堂有颇长时间都旅居国外，国内研究资料不够完整，不足以深度研究林语堂，而钱锁桥的这本新书广泛涉及海外资料，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维度。

1942年，林语堂一家在纽约

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笔路延绵，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轨迹，寻绎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鲁迅、胡适、林语堂等文人的精神遗产，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在许纪霖看来，林语堂是“海式自由派”，他的特点是独立，自由，宽容。“林语堂的独立，体现在对事物总是持批评的态度，看到自己不满的地方就会站起来说话；林语堂曾说他最欣赏的是浪人，以为读大学就是要自由地读书，而他身上也有一种自由的气质；林语堂在上海有三个交友圈，绝不拉帮结派则是他为人宽容的表现。”

许纪霖评价，在林语堂的身上，有一种贵族兼平民的气质——既有贵族的一面，和邵洵美等人关系很好，但又不喜欢西装领带，更爱长袍马褂的自由打扮，吃街角的小酒馆；虽出没十里洋场摩登上海，不失平民底色，这也是林语堂可爱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懂得世俗，却不庸俗。”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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