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传出消息，将放映瓦尔达的最后一部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来告别这位以90高龄辞世的女导演。她在遗作中畅谈了自己的作品，无私地分享了她的创作过程，越是走近她的内心世界，观众越能发现，用“新浪潮老祖母”这个定语框住她一生的成就，也许低估了她。

1962年，瓦尔达被邀请去古巴“参观欣欣向荣的新政权”。她和“左岸派”的克里斯·马克同行，两人在哈瓦那拍下了截然不同的画面。

在克里斯·马克的纪录片里，男性荷尔蒙喷张的工农游行、大阅兵和领袖演讲组成了古巴的风貌，导演用阳刚的躯体隐喻国家的能量。

瓦尔达却把莱卡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另一些人：街头的孩子，在家务中忙碌的妇人，那些被主流的大历史叙事挤出的“弱者们”，以及时代变革之外属于日常生活的微小的愉悦——回到法国以后，她用这2000多张照片组成了一部特殊的纪录短片《向古巴人致意》。

在整个1960年代，瓦尔达是一个态度明确的知识分子导演，亲历了卡斯特罗建立政权、越战和美国民权运动。但她的作品打破了人们对“政治电影”的刻板印象，在既芜杂又透彻的影像形态中，她抓取到被视为“历史弃物”的情境瞬间，留下深刻且感性的印象。

这种创作态度支撑了她作品里两股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其一是对约定俗成的伦理秩序的怀疑，其二是对于秩序之外的“畸零人”的关切和爱。

在1965年的《幸福》里，瓦尔达明确了用安静的修辞去表达尖锐的态度。她的电影给观众的第一眼印象是不会带来压力的，比如《幸福》看起来如同法国南方的田园牧歌，但影片的内容是悲伤的：一个男人爱上了他的同事，他对妻子坦白，她没有恨他，但还是自杀了；男人心痛过，但是为了内心的欢愉，发妻坟头的草还没长全，他就和情人结婚了。这里没有刻板印象中的“渣男”和“恶女”，好人遇到好人，结果却一言难尽。瓦尔达抛开了世俗的道德裁判，给出了一个更有挑战感的道德命题：约定俗成要恪守的某些社会规则，一定是对的么？也许并不是人触犯了规则，而是规则伤害了人性？

《一个唱，一个不唱》是瓦尔达在197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按照当时欧洲社会的眼光，《一个唱，一个不唱》的两个女主角都是“非正常女性”，城市中产姑娘宝琳娜是朋克少女，和保守的原生家庭决裂，跟伊朗人结婚离婚，抛开“妻子/母亲”的身份加入巡回演唱团；农村姑娘苏珊娜在流产手术事故中丧失了怀孕能力，后来创立了帮助单亲妈妈的公益组织，两个年轻时有过交集的女孩在各自经历曲折后，在一次争取女性权益的集会中重逢。在这支悲喜交织的女性之歌里，女人选择承担“母性”职能，是好的；面对“养育”的代价，女性拒绝社会所赋予的“母性”职能，也是好的——瓦尔达既反击父权对女性的规训，也打破了狭隘女权制造的性别翻转，真正的性别平等，意味着自由选择的权利。

1985年的《天涯沦落女》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但它获得的声誉和票房成功让瓦尔达感到困惑，人们越是为这部电影叫好，她越怀疑电影被误读了，因为“这彻头彻尾是一部愤怒的、不期待得到认同的作品。”一个无法无天、无家可归的女孩，从秋天开始流浪，死在冬天的严寒里——瓦尔达拒绝用煽情的手法去塑造一个“反英雄”，也不屑于让观众认可或者怜悯这个姑娘，她对整个欧洲社会的组织伦理发起了挑战，也就是，欧洲的现代社会机制能不能承认贫穷、失败、浪荡儿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自我放逐的局外人可以拒绝“被救助”么？现代人能多大程度地接受边缘人群的另一种生存逻辑？

瓦尔达的电影能兼有尖锐的道德议题和不带冒犯的表达，秘密在于她内在对拍摄者、对普遍的“人”的爱意，她始终关心的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建立联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付出善意和理解，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共同体”的情感，将无惧傲慢与偏见。就像哲学家罗素总结的那句朴素的箴言：恨是愚蠢的，爱是智慧。纪录片《拾穗者》里有一个动人的片段：在土豆收获季，外形和尺寸不合规的土豆无法被收购，瓦尔达在被丢弃的奇形怪状的土豆堆里找到一只心形的，她对着镜头说：“它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在我眼里，它是爱的形状。”

2017年，瓦尔达和年轻的视觉艺术家合作《脸庞，村庄》时，她决定去拜访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戈达尔。从法国往瑞士的火车上，她预感到那位“巨婴”性格的朋友会放鸽子，果然是这样，他逃避重逢的拥抱和泪水，留给她紧闭的家门。她知道，错过了这一次，他们有生之年也许再也不会重逢，她在摄影机前哭了：“你真是个混蛋，可是我爱你。我给你带了你喜欢的小圆面包。”89岁的她把满头白发染了一半的巧克力色，看起来就像巧克力冰淇淋顶着奶盖。

这一幕浓缩了瓦尔达的一生：哪怕在悲伤的时候，她还是表现出有趣的一面，并且绝不放弃爱。

作者：柳青
编辑：黄启哲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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