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从最初就打定了为文学放弃子女的念头。
作家这个职业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光鲜亮丽。即便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家乔治·西默农都曾明确表示:“作家是一个不幸福的职业”。亨利·詹姆斯也曾描述“作家都是孤独的”,菲利普·罗斯甚至直言:“写作充满了沮丧和羞辱”。
因此,成为作家需要秉持“为写作而写作”的信念。对于这一点,凭借《朋友》问鼎新一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68岁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同样深有感触。在颁奖礼的聚光灯下,眼神躲闪、声音颤抖的她尽管难掩喜悦:“很高兴能够在此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但她似乎更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写作是我能够躲在自己房间、独自完成的事情”。
尽管是一部虚构作品,《朋友》仍然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人们一时间甚至难以分辨这到底是小说还是努涅斯的日记。事实上,小说的主线并不复杂:一位女性叙述者沉浸在她的老师兼恋人突然自杀的悲伤中无法自拔,并迫不得已收养了他留下的一条狗,由此讲述了她睹狗思人、进而与狗相依为命的感人经历。然而,努涅斯呈现的却远远不止“人鬼情未了”和美国版“忠犬八公”的故事,因为叙述者与自杀者都和努涅斯一样,是职业作家和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师,于是整部小说不仅弥漫着爱情的缠绵和友情的真挚、死亡的忧郁和失去的感伤,更充满了叙述者/努涅斯对写作和作家这个职业的洞悉。
努涅斯出生在纽约的贫民生活区,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巴拿马华人,一家人全凭父亲周一到周五在医院后厨帮工、周末在中餐馆打零工的收入拮据度日。受曾是老师的母亲的影响,努涅斯从小就将阅读和写作视作慰藉心灵和逃离俗世的通道。毕业于巴纳德学院英文专业、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之后,努涅斯成了《纽约书评》的编辑助理,结识了苏桑·桑塔格并和她儿子交往过一段时间,这使努涅斯近距离了解到职业作家的真实生活状态。她将桑塔格视为自己职业写作生涯的精神导师,但又清楚地知道像桑塔格那样的名人所拥有的名气、博得的青睐、以及随之承担的责任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我知道自己的,就算我想要,我也肯定应付不来那些,我渴望宁静”,努涅斯坦言。除了在波士顿大学等高校和一些作家创作班教课,努涅斯的确成了一个“隐居”于写作的宁静作家,没有步入婚姻也没有孩子,没有社交网络账号,甚至与文学圈子本身也有意保持距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能给予我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局外人的意识”。
▲西格莉德·努涅斯曾结识美国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苏桑·桑塔格,并和她儿子交往过一段时间。
如果说现实中的努涅斯选择做一个文坛隐士,那么在小说的虚构空间,努涅斯赋予了叙述者游走文坛内外的自由,时而显现诉诸讨伐的冷峻,时而流露为之献身的热忱。《朋友》开篇不久是叙述者对那位自杀作家的追悼会的描述,这个本应悲伤而凝重的场合却成了前来悼念的一帮同行社交、八卦和打探获奖小道消息的聚会,听到他们对亡者的戏谑,叙述者不由感慨:“如果真的像我们常听到的,阅读能够提升人的同理心,那么看来写作又会消磨掉这种能力”。在叙述者看来,当下的文学圈子已被争名逐利搅得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甚至恶意中伤的现象早已是见怪不怪。到了小说中段,叙述者又进一步澄清,绝非只有自己认识到了“写作之恶”,事实上,这种自我怀疑、自我羞愧、甚至自我厌恶是作家惯常的习性,比如法国作家亨利·德·蒙泰郎曾称“所有作家都是恶魔”,美国作家乔恩·迪迪安曾指出“作家通常出卖别人。写作是一种具有进攻性的、甚至充满敌意的行为……是一种实施隐秘暴力的策略。”然而,悖论的是,正如一切真正的热爱都在于明知所爱之物的不完美,却依然无法遏制对它的投入,包括叙述者在内的作家们不留情面的自我拆穿和自我鞭笞无不表露出他们视写作为生命的热爱,就像小说中那位自杀作家生前自述的那样:“每当我厌恶自己写的东西并决定放弃,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又无法克制地回到它那儿”。
“但凡他们认为世上除了成为作家,还有其它可以从事的职业,无论是什么,他们都应该打消投身写作的念头”,这是小说反复出现的一句箴言。努涅斯本人在采访中曾多次谈到,在她接触的作家创作班的学员中,有太多人将写作误读为一个博取名利的途径。但事实上,正如爱尔兰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所言的“作家是一种天命,如同修女和牧师一样”,努涅斯同样笃信写作是类似于宗教神职的职业,需要心无杂念的虔诚和自我牺牲式的投入。当然,这种虔诚与投入有时带来的是献祭般的毁灭,就像小说叙述者的揣测,朋友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他对写作本身的绝望。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因此,努涅斯坚持“远离世界的同时依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真切体会写作产生的奇迹般的效果。对写作的虔诚与投入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更不代表不食人间烟火,小说中,叙述者试图通过写下与自杀友人的回忆纾解悲伤,但真正带领她走出伤痛、走回生活却是那条“忠犬”。借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对“爱”的定义,她曾如此描述她和它的关系:“我们又何尝不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保护、陪伴、抚慰着彼此”。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爱”让她重新活了过来,并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和它聊天、带它散步、甚至与它分享自己的作品。直到最后,面对即将到达生命终点的大丹狗,面对又一场生离死别,她依然可以平静地享受世界的馈赠,她看到了玫瑰的怒放,看到了年轻男子和他生龙活虎的德国猎犬在海滩嬉戏,她艳羡生命的鼎盛,却不再诘问上苍为何对她如此残忍。“正是我们怀念的、我们失去的、我们哀悼的铸就了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她选择接纳生命不可避免的衰败与消逝,与生活的跌宕和解甚至握手言欢。
在小说最开始的引言,有一句美国作家尼克森·贝克的话:“任何小说试图解答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显然,对同是作家的小说叙述者而言,将失去的珍爱之物写成故事,是铭记也是封藏,是为了让思念代替悲伤,让释怀代替抗拒,更让生者了悟到生死由命的莫测。对努涅斯而言,写作是一个人远离世俗名利的修行,也因此赋予了作家遁形的能力,使其沉醉于文字世界的同时,也不曾消减对烟火人间的脉脉温情。
作者:孙璐(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编辑:姜方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