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往往在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大众容易被一些议题或观点误导，因此当真相逐渐明朗，也就常常上演了多轮反转。“学者研究发现，相较事实真相本身，诉诸情感和故事化讲述，可能更容易煽动民意。在‘后真相’时代，新闻的反转层出不穷，甚至会发生‘事实错了，但舆论对了？’等争论。这是值得新闻从业者深思的。”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读书会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纪实报告与访谈栏目作者康宸玮，聚焦《旁观者》一书展开对谈。

这本书讲述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桩惊天大案。1964年3月13日凌晨，美国纽约市一名年轻女子，昵称“基蒂”的凯瑟琳·吉诺维斯在自家门前被人用刀捅死。犯罪过程共持续33分钟，28岁受害者基蒂全身共有13处穿刺伤，凶手两度追杀基蒂，三次拿刀捅向她。随后《纽约时报》刊发头条新闻，宣称在案发过程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但均未报警。

《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

【美】凯文·库克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报道迅速引起轰动，全球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全美范围内也掀起了关于吉诺维斯案的大讨论，人们将本案视为一则现代都市人情冷漠的寓言，纷纷指责报道中提及的“38个证人”听任凶案发生，未向受害者施以援手，极其冷漠无情、道德败坏。

由此，“旁观者”这一群体被推上道德审判台，几乎第一次占据了罪案的舆论焦点。此后50多年中，基蒂的遭遇被人搬上荧幕，写入歌词，案件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不断隐晦地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真实案件改编的故事里。吉诺维斯案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案件，从未淡出公众视线。而每当类似的罪案发生，公众对于旁观者的谴责声也不绝于耳。旁观者仿佛成了都市恐怖故事的主角。

然而，真相果真如此吗？

在吉诺维斯案发生数十年后，一位美国记者通过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和多番亲身追索和走访，逐步还原了这桩罪案的细枝末节，最终写成一部非虚构作品，从而揭开了旁观者群体和罪案背后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最近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的《旁观者》还原了惊心动魄的真实事件，启示我们“旁观者”这一人群，可以被更理性地重省。

全书前半部分以受害者基蒂的生命历程和凶手莫斯利的家庭生活为线索，话分两头，交替叙述，两条线索在凶案发生当天合二为一；后半部分则揭露了《纽约时报》为追求新闻点，对报道中所涉细节做了不实处理——当时固然有少数真正胆怯和冷漠之人，但也有人报案，甚至有民众冲出居所守护垂死的受害人。

“根据记者凯文·库克的还原，案发现场只有五六个人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明白详情的有2位，1位因胆怯没有报警，另一位马上报警了，远不是《纽约时报》报道的38个知情人，基蒂并非孤独死在血泊之中，报警的妇女最后冲出居所抱住了受害人基蒂等待救护车到来。”马凌谈到，真相与事实之分，就在于局部的事实不等于整体的真相。“什么是事实？什么又是真相？十个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是摸到事实，但不是真相，可摸象的当事人也许都认为自己感受到的是真实。”

这也就不难理解，2016年牛津词典曾收入一个新词“后真相”——诉诸情感和观念往往比诉诸事实更能激发公众舆论。虽然《纽约时报》对于吉诺维斯案的报道是完全错误的，但正因其夸大了事实，反倒塑造了一个都市传说。基蒂成为历史性角色，而非很快被人遗忘的悲剧之一。

当时民众要求改革紧急救助电话，1968年美国统一了紧急电话号码，“911”由此而来；此外还有“照亮这条街”项目、目击者援助项目、性犯罪者登记制度、邻里互助制度等。旁观者的大众心理学因素也被学者充分研究，这个效应被称为“吉诺维斯综合征”，引发了城市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研究。

“旁观常常意味着驻足，积极观察和消极参与，但旁观并不是客观。”康宸玮说，就像当时该案凶手莫斯利被检察官提问，“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实的？”他反问，“你怎么知道你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联想到近些年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新闻，网友经常在评论区发现一些特别偏激的言论，你我都容易将他者标签化，标签化其实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矮化。

康宸玮评价，《旁观者》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非虚构著作，“我们身边有时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案例，这就对非虚构写作提出很高的要求，书写者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摸索尽可能多维度的真相，并呈现出来，借基蒂案也有助于进一步思考非虚构写作的局限和价值。”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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