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于评弹曲目的桃花坞年画《珍珠塔前后本》（后本），李明洁藏

【导读】年画仅仅是承载农耕文明的民间艺术杰作吗？在民俗学学者李明洁看来，年画的文化基因，同样深植于市民文化繁盛的都市，而这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生长于江南的桃花坞年画，之所以能在诸多年画流派中别开生面，很大程度上就与其“都市性”文化遗产的特殊属性有关。

这个春节，让我们走近桃花坞年画。回望这一有着绵长历史的江南民间艺术，以及她身处历史原境中的生命力，对姑苏版画乃至传统技艺富有当代性的评估与传承，无疑是有启发性的。——编者的话

年画的肇始可以追溯至先秦两汉，那时就有岁末在门上装饰神荼郁垒和神虎金鸡的风俗。宋以后，城市经济发展，商业手工业繁荣，市民阶层壮大，雕版印刷术兴起，推动了民间年画的发展。薄松年在《中国绘画史》中提到，“约略从明代中后期，陆续在全国各地出现年画印制中心产地，特别是清代康熙至乾隆一百多年长治久安，呈现出极为繁荣发达的局面，其中最著名的产地首推‘南桃北柳’”。所谓“南桃”，就是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南北争艳的苏州“桃花坞年画”。

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龙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农耕文明一宗巨型的财富”，冯骥才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总序中说：“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这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农耕时代中国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强调年画作为农耕文明的民间艺术杰作，而广受乡野农村欢迎的同时；还要留意到年画的文化基因，也深植于市民文化繁盛的都市。

桃花坞年画在诸多年画流派中别开生面，她是属于都市的。当下对“文化遗产”的讨论，较多关注材料和技艺，却很少去还原它们曾经所归属的生产和生活的语境。尤其是像桃花坞年画这样具有大城市特点的案例，将它们回置到时代的原境中，放到最初被制作出来的背景中去阐释，其在原有历史进程中的“当代性”便会水落石出。

【市面】

地理位置上独有的都市性，奠定了桃花坞年画都市性的坚实基础。桃花坞一带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商贾辐辏之苏州的市面，恐怕是其他年画产地难以匹敌的。

虽然年画的使用遍及城乡，但中国年画的产地大多不在城市的中心。以繁华都市为生产和销售的基地，且扎根在闹市中心的，恐怕也就桃花坞一家。桃花坞是苏州的一个地名，为昔日苏州寸土寸金之地。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写道：“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直至1949年前后，王荣兴、鸿运阁、朱荣记等硕果仅存的五大年画作坊，仍在桃花坞大街上，也可以算是桃花坞年画过往鼎盛市面的遗存吧。

日本广岛王舍城美术宝物馆藏《姑苏阊门三百六十行》对屏，图为其中一屏

都市，一个“市”字最为紧要。《说文解字》里说“市”，“买卖所之也。市有垣，象物相及也。”是说垣墙中的集市，是去做买卖的地方，物品比比相连。地段决定了人气与物流，也定义了所谓“市面”。从地理位置上讲，桃花坞与北寺塔、拙政园紧邻，阊门、皋桥，穿街可达。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民间画师宝绘轩主人作《姑苏阊门三百六十行》大对屏，此“城中阊门”，就是《红楼梦》开篇所谓“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画面上商铺可辨的招牌有：“宝源号兑换银钱”“南北杂货”“当出兑金玉珠宝行”“徽州雨伞”“猫食”“三鲜鸡汁大面”“分茂号红绿锦笺”；街上行人中有剃头师傅、算命先生等。画面上题：“万商云集在金阊，航海梯山来四方；栋宇翚飞连甲第，居人稠密类蜂房”。这幅年画所描绘的桃花坞一带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商贾辐辏之苏州的市面，恐怕是河北武强、湖南滩头、四川绵阳等地难以匹敌的。

贸易必然带来休闲娱乐业的繁荣。都市性及其与之相关的市民文化使得带有消费、消遣性质的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大量涌现，明清之际，苏州的“书肆之胜，比于京师”。市民与商贾交际活动的频繁，互为因果地成就了与之相关的书业的文化市面。明万历以后戏曲、小说、弹词，以及占卜、尺牍、棋谱等通俗读物大量刊印，插图版画日趋考究，形成绘刻俱精的“苏派”风格，并在崇祯年间出现“月光型”版式。明末清初诸如“金阊存仁堂”“阊门萃奇斋”和“金阊绿荫堂”等书坊也集中在阊门附近。明代中期之后日渐成熟的刻书和版画匠人云集苏州，雕版印刷在国内一骑绝尘，插图、画谱、画笺之典雅名噪一时。工序流程、质量控制、组织与管理都已标准化，适应了大规模生产的需求。苏州刻书勘校精慎、用纸精良、刻印精致，对与同属木刻版画的桃花坞年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才与技艺的充分交流与竞争，是桃花坞光鲜的市面之下，扎实牢靠的底衬。

地理位置上独有的都市性，不仅为桃花坞年画带来了绝佳的商品流通环境，也打开了人才交流的渠道和了解市场需求的窗口，由此奠定了桃花坞年画都市性的坚实基础。

市景

戏曲年画是桃花坞年画中最有特色的大宗产品。戏文故事是最能体现市民文化特征的题材，从中大抵可以推论出当年人们对于忠孝节义和善恶是非的看法。

“花开烂漫满村坞”，市口决定了桃花坞年画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市民。明清以降，都市化的发展使得苏州当地的民俗生活越发讲究与繁密；尤其是年节的风俗和礼仪的规矩，更是集中体现了城市的精神风貌和人文景观。

日本海杜美术博物馆藏《桐下美人图》，用了崇祯年间出现的“月光型”版式

狭义的年画是适应欢庆春节需要的风俗节令画，春节作为传统民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在祭神、祭祖、吃年饭、贴年画、挂春联、守岁、拜年、走亲戚等一系列习俗中，张贴年画是格外重要的一项内容。从腊月二十三的送灶贴“灶神”开始，到除夕的贴门神、挂春联，再到初五的接财神，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看灯画，各式年画一路高张大举、博得头彩。

不仅如此，苏州地区还有在其他时节张贴广义年画的习俗，比如：清明节贴钟馗门画以辟邪，三到四月的养蚕季节会张贴《蚕猫逼鼠图》，八月十五斋月宫的时候会张贴“月光型”的《月宫图》。这类年画不仅有祈福助兴之功能，而且也记录着苏州的世俗生活与风土人情。

比如，端午节张贴的《端阳喜庆图》，图中大船尾挂“顺风大吉”旗，船首小童高举“日进斗金”旗，和合二仙、钟馗、财神一同护佑助阵；另一龙舟争游竞渡，一派欢腾祥和景象。《端阳喜庆图》以传神的视觉语言再现了《清嘉录》记载的龙舟竞渡的盛景， “七里山塘，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振动”。此外，桃花坞年画也参与到市民的人生礼仪等大事件中。婚嫁时要张贴《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祝寿时悬挂《寿字图》《八仙庆寿》，而且每一品类的选择还颇为丰富。

端午节张贴的《端阳喜庆图》，李明洁藏

此外，花鸟山水、仕女婴戏和小说戏曲等题材的年画，则无时间节令的约束，常销常旺。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苏州的戏曲演出极为繁盛，桃花坞年画涉及的剧目种类就远超三十种。苏州评弹源于苏州，桃花坞年画中《珍珠塔前后本》《三笑姻缘》等都取材于评弹曲目；取材于苏州历史上流行过的昆剧、锡剧、京剧和文明戏的桃花坞年画也不在少数。人物绣像、场景特写、全景描摹，乃至连环画式样的戏曲年画，寓教于乐，颇具巧思。市民阶层观看戏剧、欣赏说书的消费习惯，与阅读插图版小说的爱好相连，戏文故事题材在桃花坞年画中量质俱优也就顺理成章。戏曲年画，集合了丰子恺所谓“最深入民间”的两种艺术：“一是新年里到处市镇上贩卖着的‘花纸儿’，一是春间到处乡村开演着的‘戏文’”。戏曲年画是桃花坞年画中最有特色的大宗产品，“笙歌散后声情在，木版丹青觅音容”。戏文故事是最能体现市民文化特征的题材，从中大抵可以推论出当年人们对于忠孝节义和善恶是非的看法。

除了大件年画外，九月初九，吃重阳糕时上面插着的斗旗；中秋拜月时供桌的桌围和衬月饼茶点的茶食单，玩掷骰子游戏时候的博戏棋图，及至刺绣的绣稿、糊墙的彩纸等，也都是桃花坞的印品。直至今日，苏州还是喜用年画图案作包装，比如好些冬酿酒的纸盒上印的就是《福字图》。

苏州地区量大面广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元的文化市场、细致讲究的节俗礼仪，为桃花坞年画提供了充沛的创作题材，也扩容了产品的消费体量；反过来，桃花坞年画又与市民生活与城市地景密切对应，成为了活色生香的都市生活如影随形的重要标记。

市场

桃花坞年画曾是外销产品，这也是姑苏版画大量保存在海外的原因。国际化的制作技法和销售对象，体现了都市化的桃花坞年画对国外市场的适应与辐射能力。

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苏州俨然已是海内外知名的大都会。桃花坞一带不仅商业兴盛，而且还是工艺品的产销中心和时尚渊薮之地。以苏灯、苏绣、苏裱、苏扇为代表的“苏作”名重一时；与市民文化趣味共鸣的园林、服饰和菜肴等生活情趣，也艺术化地与物质生产融为一体。桃花坞年画在大都会的时尚中心，左右逢源，集众彩于一身，其雅致、高档和国际化一时无出其右者。这种市场导向无疑也是都市属性的。

清初署名“亮先氏”的《花卉博古图》，大英博物馆藏

桃花坞年画之雅，是文人绘画与民间绘画相互渗透的产物。苏州乃吴门画派的所在地，既有像沈周、文徴明这样的文人画家，又有唐寅、仇英这样的职业画师。石守谦就曾撰文论证文徴明的《寒林钟馗》是在其六十五岁的除夕之夜，与仇英的联袂之作，可见其过往甚密。桃花坞既有文人画雅致的风韵，能博得以商人为代表的主要受众的仰慕而获得润笔；又通俗可亲，迎合着市民阶层未必能沉潜孤高的审美趣味。桃花坞年画中常见平民化的题款、钤印，就是文人画诗书画印结合的余风。像清初署名“亮先氏”的《花卉博古图》，七色套印，花卉部分采用饾版工艺，题有“折来金屋争奇艳，一种天香富贵宜”，穷极彩印饾版之技艺，荟集描画细刻之精华，趣味雅洁。

消费趋势的高档化则是与江南的富庶相配的。明代嘉靖以后，城市空前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刺激了消费，“好货、好色”之风浸染商人、手工业者、城市文人以及舞妓、帮闲等组成的市民阶层，明末《兼葭堂杂著》云：“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像《姑苏阊门三百六十行》这样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讴歌盛世太平、富足祥和；在形制上也大气磅礴，制作精良。如果按照庞薰琹的看法应合二为一的话，会是一张一米见方的巨型版画。张朋川认为，这幅画“采用焦点透视法绘成，并有明暗光影，是我国迄今所知有确切年代的最早模仿西洋铜版画风格的大型的民间木刻版画。销售对象应主要是来苏州贸易的国内外客商，起到形象的城市名片的作用”。桃花坞年画曾是外销产品，这也是姑苏版画大量保存在海外的原因。

辽宁博物馆藏《西洋剧场图》,已经是完全翻刻西洋的铜版画了

国际化的制作技法和销售对象，体现了都市化的桃花坞年画，在覆盖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对国外市场的适应与辐射能力。清代雍乾年间，桃花坞年画流行过“仿泰西笔法”，比如，《山塘普济桥中秋月夜》这幅中堂的题款上就明确撰有这样的字样；至于《西洋剧场图》则已经是完全翻刻西洋的铜版画了。周新月认为，铜版画风是经日本长崎而入中国，而长崎则受荷兰风俗铜板绘画的影响。此说还有待更直接的物证，但国家、都市之间经由贸易、宗教的交流对风俗画的创作产生影响，却是历史事实。至迟到清康熙年间，桃花坞年画就经由长崎传播到江户，现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清以降的桃花坞珍品，高福民著《康乾盛世“苏州版”》中多有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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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坞见过世面，也成就了自己的世面

唐寅晚年曾作《桃花庵歌》，中间有“花开花落年复年”和“车尘马足富者趣”两句，多少可以窥得当年桃花坞的如梦盛景。我们在此集句“车尘马足年复年”，是想形象化地说明桃花坞年画从地理位置，到题材和使用场景，直至消费趋势上都具有明显的都市性。当然，聚焦桃花坞年画的都市性及其全盛时期（清前期至太平天国战争前）的代表性特质，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者否认她也有一批面向农村市场，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浓郁装饰性的作品。然而，康乾盛世桃花坞所展现出的融会贯通的艺术襟怀，“进乎道”之匠心与技艺、纵横中外商海之气度，恐怕在中国众多地方年画中是独一无二的，由此表征出的她在历史进程中的先进性，也毋庸置疑。桃花坞见过世面，也成就了自己的世面。

年画让过往的社会及其风情不至于在时间的流逝中丢失，使我们在观赏图像本身的同时，有可能利用它们去解读真实的历史，以及在相应的社会进程中存在的机遇和风险。温故而知新，我们也许可以突破束缚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所谓“传统模式”，尊重历史原境中的生命力，对姑苏版画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技艺做出真正延续历史脉络的富有当代性的评估与传承。

车尘马足诸（猪）市旺，桃花灼灼年复年。

作者：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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