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是杭州人，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1777年年底，黄易报捐成功，将由直隶之任山东，在临别时给丰润县知县潘应椿的信中，他深情地写道：“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而正是这种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人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唐拓武梁祠画像》 黄易旧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黄易（1744—1802），清乾嘉时期访碑第一人。

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重建武梁祠。

这座汉代祠堂因为代代河徙填淤，在宋代以后就沉埋地下，正是黄易在乾隆年间发现了武梁祠画像与碑刻，并就地重建祠堂。

1787-1794年间，黄易通过众筹重建武梁祠，将大批官员、金石学者、地方贤达、收藏家、爱好者裹挟其中，此举极大地提升了武梁祠的知名度，身在江南的吴骞甚至将之比况为象征三代的《石鼓文》。

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易是杭州人，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一生只做到五品的运河同知——30多岁时，到山东济宁为官直至去世，整整25年。

对大众而言，黄易并不算知名。但对学者来说，这是金石学史与艺术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的访碑活动、出版活动、绘制访碑图等等，都是那个时代金石学的代表性成果。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之一，黄易 在30年中集聚5000件拓本    ， 不断向学界宣布新发现，并为乾嘉金石学者如王昶、翁方纲、钱大昕、孙星衍、王念孙、翁树培、桂馥、阮元等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精拓本。

那么， 不达而又学问平常的黄易何以成为乾嘉金石时尚中“靡然向风”的中心 ？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却不容易回答。

黄易《临听松》《临成阳灵台碑》 

见台北私人藏黄易《书画册》    

2019年9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薛龙春教授新著《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由三联书店出版。

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入手，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就此展开。

本书所关心的不仅是黄易的金石学成就，还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理解此一时期金石学的社会生态环境，高官、学者、地方官员、山长、幕僚、布衣，他们如何参与到这样的学术潮流中，并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共同体？他们以什么作为纽带？他们如何合作？

在这样的环境中，黄易有怎样的企图心，他如何成为拓本既博且精的收藏家，他如何动员，又如何将他的藏碑与访碑活动经典化，从而在这个共同体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

以黄易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这本书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

所有的描述与解释，都来自对可靠史料的深入研究。书中涉及的大量清人信札、绘画、印章、拓片、书影等等，多为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海内外公私收藏的文物精品，不少为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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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古欢”一词来自黄易本人

1777年年底，黄易报捐成功，将由直隶之任山东，在临别时给丰润县知县潘应椿的信中，他深情地写道：“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 薛龙春教授说，古欢是指老朋友，但在黄易的语境中，也指向与古为徒，在金石拓本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也获得了与往昔交流的乐趣。 而正是这种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人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在讨论乾嘉金石学与考证学时，人们对于政治—社会因素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对于其间的乐趣，却关心甚少。 在这本书中，听一听黄易于嵩山发现一“马”字的惊喜，再听一听翁方纲获知《郭有道碑》已无一字的叹息，也许我们才能回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对他们予以同情的理解。

登封中岳庙前石人“马”字 清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而“金石亦时尚也”的感慨，发自黄易的友人、翁方纲的门生潘有为。黄易写信向同在京师的潘庭筠索要《潘乾校观官碑》拓本，但潘的若干拓本已为人索取一空。乾嘉时期的知识阶层对于金石拓片相当热衷，对于当时的知识阶层而言，拓片是最体面的礼物。如果不玩拓片，不熟悉金石铭文，不仅无法参与学问的切磋、知识的交流，也无法加入到流行的话题之中。

在这样的潮流中，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

黄易《得碑十二图》钱大昕等题诗    

天津博物馆藏 薛龙春教授的研究，我们都不陌生。他长期着力于16-17世纪的书法篆刻史研究，主要是吴门书派与明末清初，著作《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宠年谱》等颇受学界与读者好评。

《古欢》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薛龙春教授在阅读了数百封黄易友朋信札之后，为黄易及他的时代所深深吸引，投入大量精力搜集、考证了黄易友朋约200余人650余札完成《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而《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一书，则是《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的直接产物。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教授、“中研院”院士黄一农先生评价：薛龙春为我们贯连勾勒出一个充满细节与温度的乾嘉金石学世界，他不仅复原了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也复原了那些被漠视的情感。

9月25日，薛龙春教授以 “‘碑痴’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世界”    为题在北京大学举行讲座。著名学者 白谦慎先生    认为这本书为乾嘉金石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他特别赞同黄一农先生对于《古欢》一书的评价。白谦慎先生还指出，就艺术史研究而言，无论路径的内、外，无论是研究笔墨问题还是社会史问题，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准确无误的细节，切不可大而化之。

这样的时刻，当我们打开《古欢》这本书，不仅能体味到数百年前黄易从金石中获得的人生喜悦，也能感受到，研究黄易及其友人的过程，对于薛龙春教授而言，亦是一种“古欢”。

展玩有幸对薛龙春教授进行了专访，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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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春  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2013 ）、《王铎年谱长编》（2019）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玩：黄易是谁？对今人而言，黄易一生所经历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薛龙春：黄易是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人。他没有功名，少年时代就外出给人当师爷，后来捐得一官，服务于济宁的运河。

黄易的故事不在于他的本职，而在于他与 乾嘉金石学的关系    ——他的访碑活动、出版活动、绘制访碑图等等，都是那个时代 金石学的代表性成果。

大家都知道武梁祠，但这座汉代的祠堂因为代代河徙填淤，在宋代以后就沉埋地下，正是黄易在乾隆年间发现了武梁祠画像与碑刻，并就地重建祠堂，这是他一生最了不起的贡献。

《武梁祠画像》 黄易鉴藏本

故宫博物院藏

同时，他也为乾嘉金石学者如王昶、翁方纲、钱大昕、孙星衍、王念孙、翁树培、桂馥、阮元等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精拓本。 黄易也是当日有名的艺术家，他擅长隶书，也能画山水，留下了大量的访碑图，不过他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是篆刻，清代崛起的浙派，他是西泠四家之一。 黄易的时代，正值碑学振起，他的友人阮元提出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二论，是书法史上革命性的事件，这些观点的提出与黄易等人不断访碑、汉魏碑版不断出土、学习碑版经验日多都有关系，碑学只有在新的视觉资源极大丰富的情形下才会发生。

黄易为友人所刻印章

展玩：“金石时尚”出自潘有为写给黄易的信，能否具体谈谈当时这种时尚现象？

薛龙春：潘有为来自广东，与黄易相识时是内阁中书。他是翁方纲的门生，书法极为精彩，他同时也是乾嘉金石学的核心成员之一，收藏古印逾千，有《看篆楼集古印谱》。他的侄子潘正炜是广东最重要的书画收藏家。

潘有为的这番感慨，是在黄易写信向同在京师的潘庭筠索要《潘乾校观官碑》拓本，但潘的若干拓本已为人索取一空的情况下所发。 这说明，乾嘉时期的知识阶层对于金石拓片相当热衷，如果你不玩拓片，不熟悉金石铭文，你根本无法参与到学术对话之中，即使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你也不一定能搭得上话。对金石拓片的迷恋，首先是它的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些从未露面的铭文；其次是书法，精美的铭文可以作为取法的范本，如《曹全碑》《西岳华山庙碑》，清初人学隶书大多从此二碑入手；此外，拓片本身的美感也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常常见到“古香可爱”这类的评价。到了晚清，全形拓更是风靡一时，器型、纹饰、有透视的物品图像、金石图像与绘画的结合，等等，拓本的视觉趣味不断累积、转换，它们本身也成了艺术品。

潘有为《致黄易》提及“金石亦时尚也”

国家图书馆藏

金石成为时尚，只要看看当时人的通信就会有深刻的体认，他们不是在要拓片，就是在送拓片，要不就是在谈拓片。在知识阶层，拓片成为最为体面的礼物。

1776年，黄易以几张《祀三公山碑》的拓片，就敲开了翁方纲、王昶、朱筠等大人物的大门。次年秋天，他带到北京的 欧阳询《九歌》十余部拓本    ，很快就被友人索要一空。

黄易发现的《祀三公山碑》 故宫博物院藏

展玩：今天学术界多少不喜“时尚”一词，以为所追逐多是浮光掠影，本书中所指“时尚”与彼“时尚”有区别吗？    当时人如何看待这种“时尚”？您如何看？

之所以能形成时尚，是否存在一种希望解决某种问题的动力。 时尚的形成、驱动的人群，与您谈到的乾嘉时代金石学共同体是否有关？

薛龙春：“时尚”一词，至迟在晚明就已经开始使用。袁宏道有一篇谈明代工艺的文章，标题就是《时尚》。明清人笔下的时尚，就是好尚，也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意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只是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而已。

从万历后期算起，人们对金石拓片兴趣的养成，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这种风气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引导，和今天将时尚当作产业、当作生意并不完全一样。乾嘉学人对于金石时尚丝毫不觉得讶异，因为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其背后的动力，与其说有某种解决问题的目标，不如说是知识的乐趣、艺术的乐趣以及物的乐趣。

尽管时尚是自然形成的，但其中必有主导者。热衷考证的学者、艺术家、四处游历的访碑者、地方官员、古物收藏者、掮客、拓工、古董商等等都是某一方面的主导者，这些人虽然层次不同，动机不同，但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共同体，他们合作并各取所需，从而推动了金石学在乾嘉时期的勃兴。

在这个共同体中，发现古物并提供拓片是最核心的，正因为如此，黄易才有机会在这个共同体中获得重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易自己有多少惊人的发现，而是他有能力动员这个共同体中任何一个层次的成员为他服务。

展玩：在这种氛围中，黄易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黄易的重要性，他收藏的精与博，当时人对他的认知和今人是否存在区别？

薛龙春： 黄易在当日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人们以“碑痴”、以“访碑使”来称呼他，当学者在研究中需要拓片资料首先向他求援时，他已经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在金石共同体中的形象。他不仅收藏浩博，而且屡有新发现，他还热心为各种人提供拓本（这源于他掌握了大量拓本的副本），并且有意识地征集人研究性题跋，从而推进对这些新发现的研究。

尽管在晚清有一些人对于黄易的藏本质量提出了质疑，对黄易等人太过关心金石文字的书法趣味而不是学术价值也稍显不满，但将他视为与翁方纲并驾齐驱的代表性人物，人们并无异议。 黄易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远不及王昶、钱大昕、桂馥、阮元、王念孙等人，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乾嘉金石学的风云人物这一事实。 《古欢》这本书讨论的重心并不是黄易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地位，而是以他和他的朋友圈作为观察对象，来解释当日金石学的成长环境与部分特点。大宗信札资料的留存，使得这一观察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恰当的。

黄易藏宋拓《熹平石经残字》及友人题跋 故宫博物院藏

展玩：本书从多方面来回答了一个问题——不达而又学问平常的黄易何以成为乾嘉金石时尚中“靡然向风”的中心？答案您能否简要谈谈。

薛龙春：我相信黄易是一个极有规划的人，他从金石书、地方志、碑目（金石收藏家的工作手册）、传闻中获得各种信息，并亲历寻访或是安排访碑人（可能同时也是拓工）椎拓，或是委托途经济宁的地方官员、幕僚、游历四方的友人访拓，对于旧拓的收藏者，他也物色中间人为之购买，或是打探其人去世后收藏的去向。总之，他能动员各种力量来为他寻碑、拓碑、购碑。

黄易《三代至宋元金文目》

国家图书馆藏

翁方纲《翁潭溪手书要紧碑目》 国家图书馆藏 黄易同时也是一个相当慷慨而且周到的人，他的老师何琪脾气不好，黄易曾多次为他介绍馆席，可惜就任的时间都不长，在何琪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也数度施以援手；他的同乡陈灿，他多次聘为西席，并接受他来济宁打秋风；赵魏、奚冈、金德舆、鲍廷博等人，他则一直为他们销售古董、书画与书籍。经过济宁的友人，以及友人的友人，黄易除了招待之外，还常常为之办理放行文件、雇车雇船乃至护送出境等事宜。 总之，他的慷慨与周到使得他朋友遍天下，这些人都是显性或隐性的拓片提供者。更不用说，黄易还有大量的地产碑刻如《武梁祠画像》《范式碑》等可以与人交换，他的书画印都是人所愿得的高档礼品。如果说王昶、钱大昕、翁方纲等人到济宁，主要是观摩黄易的收藏，一些下游的人群，经过济宁时则常常带着黄易寻碑与拓碑的委托。 如此，黄易这里便成为当日金石学的一个中心，一个信息、拓本与学术研究相重叠的中心。

黄易《致赵魏》

上海图书馆藏

黄易《致何琪》

西泠印社2007年秋拍

黄易《致陈灿》

故宫博物院藏

展玩：    黄易成为这样一个人物，在金石学上做出重要贡献，属于必然还是偶然？关键原因是什么？比如您在经典化一章中谈到黄易的规划与企图。成为这样一个人物能为黄易带来什么？在那个时代，有无相类似的竞争者？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外在条件与机缘？

薛龙春：黄易的主要贡献是他不断向学界宣布新发现、提供精拓本。 这其中当然有地利的成分，比如他游幕与游宦的直隶、山东，都是碑刻踵出之地，他在元氏县发现《祀三公山碑》，在济宁发现《武梁祠画像》，不仅直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也成为他不断扩大社交的资本。黄易晚年钩摹所藏拓本，同时刊行友人的题跋，成《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一书，这是一本集学术性与艺术性于一身的出版物，对于巩固黄易金石收藏的声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黄易嵩洛与岱岳访碑的日记，各色各样的访碑图的绘制与传播，也使得他“访碑第一人”的公众形象不断得到确认。在乾嘉时期，如此有规划的收藏家并不多。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他当然有一些竞争者，比如他的同乡赵魏，在黄易刚刚起步的时候，收藏已经相当可观，但黄易只用十年时间就超过了他。至于济宁本地的收藏家李东琪，黄易到任济宁不久，藏品已与之不分轩轾。 黄易虽不像王昶、翁方纲、孙星衍、阮元等人那样有学术上的雄心，但他的目标也不止于一位收藏家。 我认为金石为他带来的除了声名，还有真正的乐趣，一种与古为徒的乐趣，我称之为“古欢”。这些对于他的书法、绘画与篆刻，自然也有积极的影响。 黄易当然有经济上的关切，但我至今并没有见到他曾经像挚友赵魏、李东琪那样通过收藏来牟利。即使是1794年年底，账目垫欠达8000两银子，第二年夏天他甚至需要向人借钱才能南归葬母，他也没有抛售任何藏品。可惜的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些收藏很快散出。

黄易《岱麓访碑图》之“后石屋”

故宫博物院藏

展玩：“古欢”这个书名，似乎跨越数百年传递来黄易从金石中获得的人生喜悦。对于您而言，黄易亦是一种“古”，您与他相伴这些日子，如何理解他的“古欢”？

薛龙春：在艺术社会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为订制、赞助、报酬、润格、利益等术语包围着，似乎一位艺术家或是一位收藏家，没有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从事他的事业，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书画创作、古物收藏带给当事人的乐趣，而这本来应该是艺术史研究更核心的关切。

同样，在乾嘉考证学的研究中，人们也常常夸大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钻入故纸堆理解为对现实政治迫害（或可能的迫害）的逃避。我对于乾嘉学派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但至少从金石学——乾嘉学术的支撑性学科的情况来看，逃避说显然无法涵盖全貌。无论是学者还是收藏家，对于新发现的金石都充满期待，这些古物或是拓片将他们对“古”的想象落到了实处。古代的制度、古代的礼仪、古代的职官、古代的地理自不必说，即以书法为例，阮元南北二论的出，与黄易等人所建立的古代碑刻目录——如《小蓬莱阁金石目》等有着极大的关系，阮元正是在考察、关联这些碑刻的基础上，才有了对汉魏六朝至唐代碑刻脉络的认知，并认为这一脉络在传统的法帖谱系之外。虽然阮元还没有直接主张学习六朝的无名氏楷书碑刻，但他的观点无疑激发了稍后的包世臣与康有为，碑学在晚清民国的风靡，植根于黄易的时代文人阶层对于古碑的寻访、椎拓、欣赏与取法。

黄易《嵩洛访碑日记》稿本     见《嵩洛访碑日记暨丙辰随录手稿》

西泠印社2014年春拍

展玩：您谈到，从研究视角而言，本书或可作为乾嘉金石学的“外篇”来看待。如果说本书的关注视角和讨论方式与以往不同的话，可能是哪一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或者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关心？    

薛龙春：同样一个对象，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这要看材料的特点以及你的研究兴趣。

黄易显然不是第一流的学者    ，他并未像王昶、翁方纲、孙星衍那样完成《金石萃编》《两汉金石记》《寰宇访碑录》这样集大成的著作，他也没有像钱大昕、桂馥、瞿中溶那样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的研究高度，或是展示出考证学的精妙，他只留下了少量的碑刻铭文的考释文字，在释文方面有他的贡献，因此我无法借助这个人物来讨论乾嘉学术。

但是黄易同时介入了乾嘉金石学与艺术，他同时是收藏家，是书画家，是篆刻家，是出版家，他的社交联系着乾嘉社会的上层与下层，说他是一个枢纽性的人物毫不为过，尤其是大宗友朋信札的存在，使得借助他与他的朋友圈来观察乾嘉金石学的生态与部分特点成为可能，这就是我所说的“外篇”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谋划这本书，比较能够尽材料的题中之义。我不认为这样的研究角度有什么特别，在艺术史研究中，学者们也试图从风格、形式、流派、影响等问题中摆脱出来，更多关心艺术生产的环境，外界对艺术家的压力，艺术家的策略，物质材料与视觉资源等。

《古欢》试图提醒人们，乾嘉金石学的研究并不筑基于现成的拓本资源，这些资源的发现、集聚、整理、编目、识读经过了一代人努力，这本书希望对此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对于理解乾嘉金石学或有所助益    。

黄易对武梁祠画像榜题的考释

上海图书馆藏

展玩：您的研究近年以王铎为核心，为何会出现黄易这本书？本书原是《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的“副产品”，能否介绍《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您又为何要做这样一项工作。您如何看待这两本书在您研究体系中的价值。

薛龙春：写这么一本书，于我是个意外，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如此投入地研究黄易。

大约15年前，我就已经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集中于16-17世纪的书法篆刻史，主要是吴门书派与明末清初。2012-2013年出版了《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宠年谱》，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王铎年谱长编》，接近100万字，相关的研究专著还在撰写中。

但近年我的精力基本上都腾出来研究黄易，我确实为黄易及他的时代所吸引。突然进入这个领域，与我的朋友秦明有关。他在故宫工作，多年来一直整理黄易的资料，举办黄易的展览与各种讨论会，出版相关的图书。有一天，他对我说，故宫想举办一个黄易尺牍研究的会议，希望我能贡献一篇文章，而且不能拒绝。

我从不写那些我不熟悉的东西，他的邀请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我本想考证数封黄易的书札，完成一篇中规中矩的小文章，但当我阅读了数百封黄易友朋信札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这么有趣的人，我为什么不在他身上多花一些时间？

当然，这也得益于国图近年来资料的不断开放，我在家中就能线上阅览过去难得一见的稿本信札资料。当然编目还很粗糙，如《二家书札》，其实是阮元、孙星衍写给黄易的信；《王士禛等书札》中则有瞿中溶写给黄易的信。事实上，在做这项研究时，我将所有国图上线的信札都浏览了一遍。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研究素材的一部分。

瞿中溶《致黄易》    

国家图书馆藏

旧杂志中刊登的黄易《梅村图》

《北洋画报》1937年第32卷

去年年底之前，我完成了《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共得200余人650余札，大约40万字。《古欢》原先是作为这本书的前言来撰写的，但后来写得太长，才单独出版。这两本书只是我的一个短期成果，未来对于这个课题我仍会继续关心。

我过去曾研究过17世纪的金石学与隶书，黄易研究将我的研究视野一下子延伸到了18世纪。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每百年中都曾经做过比较深入的个案，对于长时段的观察必然有极大的帮助，比如当我以职业化、视觉化、学术化来概括这三百年的书法流变时，内心不会发虚。    

展玩：    听说您写这本书的速度很快，能否谈谈搜集资料与写作这方面的情况，以及其中引用的资料情况，包括文献和图像。

薛龙春：    写这本书，我大概花费了半年多时间，去年秋冬在北大文研院访学时完成了最后的书稿。但是这几年我一直在做《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批材料的价值与意义。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同时进行，我极为重视文献，尤其是四处搜集来的新资料，但整理工作不是我的最终目的，作为艺术史研究者，解释这些文献才是真正的工作。我研究王宠、研究王铎，都同时做了年谱，工作量非常大，但最终都是为研究性专著服务的。本书所使用的资料，除了大量乾嘉时期的信札之外，这一时期的文集、笔记、方志、金石学著作、拓本资料，黄易及其友人的书画篆刻作品等，我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我一直觉得艺术史研究的文献范围比一般的历史研究要大，除了大家都关心的文字资料之外，我们还要关心各种图像资料，关心素未被发现或使用的稿本，等等。总之，材料不是目的，他们只有被勾连、被组织，成为讨论一个时期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武亿《致黄易》

私人收藏

黄易为袁廷檮作《五砚楼图》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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