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唐.元稹《茶》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在古代的很多典籍中关于饮茶习俗的起源多有这样的观点，然而并无实据可考，不可作数。据史料记载，茶业最早产于巴蜀之地，饮茶之俗最早也仅仅是巴蜀的地方特色。后来秦国兼并巴蜀、继而一统天下之后，巴蜀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密，茶树种植渐次在拥有相似气候条件的广大南方地区得以扩散，饮茶之风也开始东渐传播，逐步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

神农塑像

秦汉时期，中国的一统让茶叶和茶俗走出了巴蜀；而晋室南渡，则让饮茶之俗进一步传遍江南之地。及至唐代开元、天宝之后，随着社会的高度繁荣，茶业及文化也迎来了迅猛发展。这一点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曾有描述：“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甚；穷日尽夜，殆成风谷”。意思是说，唐代天宝年间之前，人们虽然也有爱喝茶的，但其程度远不如这一时期那般沉溺酷爱，可以不分昼夜的茶饮不止。可见，到了唐代中期，茶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难以割舍，成为了唐人的“举国之饮”。

唐代烹茶场景

饮茶风盛南北——唐代中期以后茶业发展之盛况

实际上，唐代中期以后茶文化的兴盛发展程度，我们可以通过唐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数量来判断佐证。关于茶的诗句，唐代开元以前留存的较少；然而自开元之后，却急剧增加。

唐代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王昌龄等著名诗人，均与茶有着不解的情缘，留下的诗文不在少数。即便是异常好酒的诗仙李白也曾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中这样盛赞了“仙人掌茶”：

李白仙人掌诗

而白居易更是嗜茶无比，遗有吟哦茶叶的诗句可信手捻来，如《琴茶》：“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以及下面这一首《山泉煎茶有怀》：

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

还有那首著名的《琵琶行》，其中有这样的一句：

白居易《琵琶行》

此外，诗人吕岩在《通道》一诗中写道：“通道复通玄，名留四海传”、“要果逡巡种，思茶逐旋煎”。

唐人听琴品茗

客观来说，这些诗句不仅彰显了唐代人对于茶叶的喜爱和粘性，更是极大的开拓和拔高了茶叶的精神文化意义，同时也反向进一步推动了唐时茶文化的迅猛发展。

如果说仅仅通过上述留存诗句，还不足以一窥唐代茶事之盛况的话，那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一时期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众所周知，受气候条件所限，中国北方不适宜茶叶摘种，因此北方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之人想喝茶便只能通过商贩从南方茶区运茶转售而得。这样一来，茶叶的商贸和茶市便日益繁盛。正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所述，唐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可见开元年间，北方的各大城市均出现了大量的售茶和茶馆供人们消费。还有前文提到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诗句，也侧面的反映了当时的茶商为茶叶贩运奔波的景象。此外，随着北方之人对饮茶之俗的日益喜好和渐趋风行，这一时期在南方诸多茶区的江河要道上，发展出了无数个因茶叶运输而形成的水陆码头。诗人杜牧曾有一首《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的诗，标题中所提及的“水口草市”便是一个唐代中期才发展起来的固定茶叶交易场所。与之类似的还有释皎然在《顾渚行寄裴方舟》中所写下的“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其中提到的“尧市”也是一个同时期形成的茶叶买卖市场。可见，唐代中期以后，茶饮之风与茶叶商贸进入到了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快速发展阶段。

唐代漕运码头

不仅如此，唐代中期以后，饮茶之风盛行南北及边疆塞外，如《封氏闻见记》形容：“穷日竟夜，殆成风谷，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时边疆的少数民族逐渐喜欢上喝茶之后，每年都会派使团或者商贩带着精挑细选的好马来到中原进行茶马交易，以马易茶，延续千年，留下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茶马互市

茶马古道

开元和天宝年间，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一个阶段。自此之后，上至帝王权贵、文人墨客，下至僧侣道众、乡闾庶民，无不嗜茶不辍，及至茶圣“陆羽”写下《茶经》三卷，更是将茶文化推向了历史之巅，茶叶也渐成举国城民的“比屋之饮”。

陆羽

与此同时，以茶为集、以茶设宴、以茶会友的集体饮茶文化也渐成待客、社交的礼仪。诗僧皎然所作《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中这样描述：“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在这些茶会、茶宴之上，人们一边“茗爱传茶饮”，品赏茶之香色形味，一边“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作赋，言志抒怀，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拔高拓展到精神世界的通灵雅趣。同时，在饮茶方式上，也相继出现了点茶、斗茶的烹茶技艺之雏形。此皆发轫之初的茶道，而日本所流传下来的茶道，其鼻祖也正是源于中国唐代茶文化。

茶宴

唐代中期以后，茶业突然兴盛的主要原因

唐代茶风兴起，历来没有多少异议。然而，古代饮茶之俗源远流长，为何直到唐代开元、天宝之后才突然兴盛起来，成为举国之饮呢？

茶博会上的唐代烹茶展现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以及环境因素，九州认为个中原因无外乎如下五个方面：

首先，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是此后饮茶之俗全面兴盛的最关键因素。

绝大部分事物的发展，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唐代杨晔所著《膳夫经手录》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意思是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茶叶的普及都还只是初现端倪，而到了唐肃宗至德、唐代宗大历年间，喝茶之风已经明显增多，及至唐德宗建中年间，已现茶业盛况。唐王朝自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为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基础，到了李隆基在位之时，在姚崇、张九龄等一批能臣干吏的励精图治下，创造了“开元全盛”的空前繁荣的景象。正如杜甫的《忆昔》一诗所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唐朝发展趋势图

开元盛世景象

可见，开元、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前），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经济最强盛、文化高度发展、百姓最殷实的时期。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下，作为社会消费品的茶叶，自然也日益密切的走进了每个大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后的唐王朝虽经历的“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动乱，北方经济遭到了重挫，但随着社会再次的恢复稳定，人们已经开始养成的喝茶习惯却并不因此而消减，反而出现了井喷发展的态势。

其次，佛、道两教兴盛对唐代茶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众所周知，禅教在中国，最开始之时也只是在南北朝时期流传到南朝的建康（南京）和北朝的洛阳，但并未出现大的发展。然而，到了唐朝情况则大不同。先是玄奘取经归来引来轰动，加上武则天时期对佛道两教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武则天本人特别迷信，曾经在长安建造了“明堂”和“天堂”两个圣地用以摆放大佛，甚至还诏令天下断屠、禁渔长达八年之久。在她的支持和推崇下，“寺院经济”破茧而出，寺庙、道观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致使无数青壮人士纷纷剃发出家，也因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僧道队伍。

唐代寺院经济繁盛

然而，这些僧尼道众平日里坐禅、清修之时，与枯燥孤寂的修行相伴的唯有茶。如《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到处煮茶，相效成俗，极大的引导了烹茶饮茶在北方的普及。诗人杜荀鹤所作《题德玄上人院》一诗所描绘的场景尤为贴切：“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此外，统计《全唐诗》所汇集的诗文，其中提及在寺院与僧道一起饮茶的诗句，竟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可见当时僧道对于饮茶的嗜好，更见其对唐代茶文化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清修品茗

再次，“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茶圣陆羽的倡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代茶事的广泛流行，其促成的条件和原因不少，而其中有一个茶学文化史上最为璀璨的明星人物，对于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个人便是被后世称为“茶圣”的陆羽，他所著的茶事经典《茶经》，是一部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且最为全面的介绍古代茶事的专著，后世誉其为茶叶百科全书。北宋梅尧臣曾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对陆羽的贡献赞颂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算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陆羽《茶经》影响深远

客观来说，不论是陆羽的大力倡导，还是《茶经》的广泛影响，并非天降奇才的偶然所为，而是基于唐代茶事已经日渐兴盛的社会基础上所诞生的产物。茶叶的生产和茶的饮用，由来已久，源远流长，非陆羽一人之功；但是陆羽对茶事的倡导以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却实实在在的推动和促进了唐代中期以后茶业的全盛发展。其人和其书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典籍记载予以佐证。《新唐书.陆羽传》这样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而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描述说：“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秋狄，宾祀宴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可见，陆羽对茶事的完备总结，让“天下益知饮茶”，且影响极为深远。

第四，水路交通的便利，也为茶业商贸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

我们都知道，大唐王朝是在隋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隋朝虽然短祚而亡，但隋炀帝在位期间干了一件利在千秋的大事，修凿了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虽然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巡游扬州和江南，但这样的大运河却实实在在地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贯通连接起来。这对于南北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茶业和茶文化的向北普及传播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只不过，这样的硕果，隋朝并没有得其利好，反倒是紧接其后的唐王朝坐收其千秋之利。

隋朝修建的大运河

大运河遗产

客观来说，如果没有大运河的贯通串联，所谓的“贞观之治”和后来的“开元盛世”必将大打折扣；纵然盛世依旧，纵然佛道两教风起，但若无运河国道的便利，茶叶的南北运输必然会收到极大的限制，毕竟那时候的最便利的交通方式就是水路，如前文所说，唐代中期以后的南北江河要道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水陆码头。可见，水陆交通的便利，对于唐代茶叶商贸的大发展起着怎样的支撑作用。

第五，时间上唐代恰处“第三个温暖期”，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茶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据竺可桢先生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考证研究，将历史上气候变化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唐代所在的历史时期刚好处于公元600-1000年之间的第三个温暖期。据载，公元8世纪初，长安种植梅树可以成活；而8世纪中叶，长安有人种植了柑橘居然可以结出果实。这些确实证明了唐代的整体气候是比较温暖的。

5000年气温变化示意图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原本只能在南方栽种的茶树也逐步往北推进，最北扩展到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与此同时，唐代的贡焙设在地理位置较北的宜兴和长兴，便不足为奇了。随着茶区的北扩以及产茶地区的增多，使得产业的供应更加充足，也客观上促进了唐代茶业的迅猛发展。

唐代茶事名家斐汶在所著《茶述》一书中对茶叶这样描述：“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充分反映了唐人对茶叶及喝茶的精神意义有着至高的评价和精深的认识。

饮茶之用

中国古代茶文化虽然源远流长，饮茶之俗早已有之，但均不及唐代之盛。唐代中期以后，茶业得到了全盛的发展，创造了茶文化的新高度。究其原因，除了开元、天宝时期的盛世背景之外，还离不开佛道两教的风起、以陆羽为代表的茶学大家的倡导推广、以及水路交通的极大便利和较为有利的气候条件。换言之，唐代茶业之兴盛，绝非偶然，实是诸多因素的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结果。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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