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2020年高考即将开始。今天的考生，格外艰难；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想必也充满了焦虑、困惑。

如今学校教育以及教育界表面上高度繁荣，只要家长肯为子女投资，各种“优质”教育资源似乎唾手可得。然而，高昂的投资未必有相应的回报，反倒是催肥了庞大的教育产业和利益集团；就算少数人获得“成功”，其为人处世也常令父母或社会失望。家长们往往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

现代教育病了？还是整个社会病了？

人们绝望之时，回望晚清民国，发现了一个教育的传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寒素之家，诞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梁启超又进一步发扬家风，培养出了一大批梁家子弟，子女九人均龙跃凤鸣，其弟侄三人也使家门增色。

梁启超只活了56岁了，却留下了4000万字的著作，此外还有大量革命工作与社会事务。按理说他是最忙的父亲，可是，他对九个子女却倾注了大量的关心和呵护，一个突出的体现，是他给子女们留下成百上千封家书，通过这些家书，他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春风化雨的告诉孩子们，还由此成为孩子们的知心伙伴。如果说，梁氏满门才俊有什么“秘诀”，这些可能就是最大的“秘诀”。

如今的母亲，常抱怨家庭里里父亲缺位的“丧偶式育儿”，当然父亲们也有苦衷：养家的重任，他们常常承担了大半。不过，父亲们再忙，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当年更忙，压力再大，恐怕也不会比梁启超更大（他一大家子十几二十口人），那么梁启超的育儿经验，今天的父亲们是不是也可以吸取一些呢？

一门三院士，子孙皆才俊，这位父亲是怎么做到的？

新会梁氏，一门才俊

梁启超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不仅自身成就非凡，而且教子有方，他生养的九个子女（五男四女），个个为人中龙凤，这种家教和门风，还延续到家族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常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会梁氏家族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堪称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

梁启超九个子女

梁思顺（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忠（1907－1932）：三子，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

梁思庄（1908－1986）：次女，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2001）：四子，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梁思懿（1914－1988）：三女，著名社会活动家；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梁思礼（1924－2016）：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梁氏家族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也多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如第三代的梁从诫（梁思成之子），北京大学毕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第四代的杨念群（梁思庄外孙），著名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等等。

除此之外，梁启超的大弟梁启勋（1879-1965），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先后在交通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还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词人；幼弟梁启雄（1900-1965），南开大学毕业，先后在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1955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如此“群星璀璨”，历世不衰的家族文风，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虽不至“凤毛麟角”，但也可称罕见。梁启超的培育子女晚辈的经验是什么呢？从他写给儿女的大量书信中，可一探究竟。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一度避居日本。这是1908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与亲友的孩子在神户怡和山庄“双涛园”留影，这是他们童年美好的记忆

对子女和家庭投入十二分热烈的感情

现存梁启超家书650余通，其中给儿女的信就有400多封，照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刚发出，就写下一封，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来看，当远远不止这些。

他在信中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他对儿女常用昵称、戏称，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为“小宝贝”，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

1906年摄于日本东京，梁启超（左二）、思顺（右一）、思成（左一）和思永（右二）

在子女专业的选择上，他既考虑学科的发展，又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如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国内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一段时间后，对生物学不感兴趣。他得知后，不仅没有责骂女儿，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得到父亲的支持后，思庄改换了专业，后来成了一代图书馆学家。

晚年梁思庄与女儿吴荔明（北京大学教授）、女婿杨友麒（近现代名人杨度之孙，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

对子女的爱情婚姻，梁启超也心细入微，如思成与徽因的爱情，就是他有心促成的。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定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决定。

思顺和周希哲（马来西亚华侨，也是梁启超的学生）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的。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对此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思顺与子女

身教重于言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儒家学问的核心是修身，目的是指成就人格境界（君子、圣贤）。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无不是一代人格典范。梁启超以这些人物为榜样，以他们的修身原则来要求自己，成就了现代君子人格。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称赞其人格云：“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矣。”

梁启超注重以自己的精神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他在信中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一起讨伐袁世凯时，写有《从军日记》，目的是以自己的经历来激励子女。他对大女儿思顺说：“此《记》（即《从军日记》）无副本，宜宝存之，将来以示诸弟，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所谓“最有力之精神教育”，就是指人格的典范教育，即以自己这一时段的经历来教导子女如何面临困境、处理家国大事。

梁启超写给梁思顺的家书

时时春风化雨，偶有当头棒喝

梁启超除了借助自我的经历为孩子树立榜样和参照以外，还经常就着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随机点化，让他们借机反省体察。

例如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车祸，两个孩子都受了伤，一家人颇受惊吓。梁启超连续写信告知思顺，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车祸前后兄弟俩的相互救助，以及在惊惧之中与父母姐妹的情感牵挂，细致入微，只是在其中略加点化，说此次能够“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真是徼天之幸”；在结尾处轻轻说道“这回小小飞灾，狠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狠喜欢”。

思成因车祸骨折，入院治疗两个月，梁启超要他借机温习读诵《论语》《孟子》，“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思成原定的出国留学计划因此事受到影响，梁启超又开导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梁启超与思庄、思忠

因为思成的未婚妻林徽因与思顺产生矛盾，给思成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思成反省自己，“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梁启超借机说了一大段自己理解的佛教“因果业报”和“随业轮回”的道理。这几乎是梁启超家信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系统论述自己的观念，但也是借着儿女的自我反省机会适时加以引导，在说完这番道理之后，又不忘加一句：“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因思成那封信像是看见一点这种真理，所以顺便给你们谈谈。”

梁启超平时将儿女们当成朋友一般，随时述说自己的经历，倾诉情感，平等交流；遇到紧急时刻也会施以当头棒喝，往往收到奇效。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子，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了解到她也受到家庭的熏习品行不好，因此很怕思忠受其蒙蔽，就拿出父亲的威严，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他。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轰动一时的发言，则可作为注脚。徐志摩是梁启超很看重的弟子，徐志摩对这位老师也非常尊敬，所以请他作证婚人，梁启超禁不住胡适等人的一再敦请，勉强应允。结果，在盛大的婚礼现场，当着许多社会名流的面，梁启超毫不留情痛斥二人，最后徐志摩面红耳赤地乞求：“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