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众所周知，范曾先生与南开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情谊。先生于1955年考入南开历史系，师从雷海宗、郑天挺等史学名家，至今近70年，对南开的深情始终没有改变，也始终关心、指导、支持南开史学的发展。历史学科分会成立之际，尊请先生为名誉会长，先生慨然应允。在此特别感谢先生对历史学科校友分会的深切关怀和鼎力支持，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敬请先生致辞。

首先，非常感谢刚才诸位在选我担任名誉主席时没有一票反对票，也没有一票弃权票，我深深地感谢诸位。（笑声）我从少年时代，以一个17岁的青年走进南开园，到今天，已是一位需要别人搀扶上台的85岁老者，但心灵上我感觉自己依然像一个少年，对南开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我知道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欣赏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爱国三问”是完全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我认为，对于南开大学而言，爱国主义是他的基本精神。南开是通过历史学的运用，在中国史、世界史的宏大视野和精微考察中，告诉每一位老师和同学要热爱这片土地，热爱我们的国家。南开的历史研究向来如此。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雷海宗先生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战国策派”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战国时代是中国极为辉煌、灿烂，极有生命力的时代，在思想上宣扬以“尚力”哲学为依据的民族竞争论。雷海宗先生是希望藉此以鼓起全民族在极度危难中积极抗争的勇气。雷先生当时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德国文化现象学泰斗斯宾格勒的影响。斯宾格勒写过《西方的没落》，他看到西方会在历史潮流演替中渐渐没落。而当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也有类似的观念。甚至，汤因比在观察当时的抗日战争时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汤因比说，如果有再世的话，我愿意变成一只印度的鸟，如要必须变成人，我愿意变成中国人。我认为汤因比这位大历史学家说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斯宾格勒把一切都归结为文化现象、文化现象学，当时中国雷海宗的“战国策派”和西方的斯宾格勒、汤因比遥相呼应，我认为这就是一场爱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另一个例子，我们历史系的人都还记得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我们伟大的史学家郑天挺站了出来。郑先生通过大量史实提出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间的珍宝岛，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广大地区都属于中国。郑先生的研究为解决边界争端，为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知道，雷海宗先生、郑天挺先生都是历史大家，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思想对我们史学界产生着长久的影响。南开大学历史系是位列前茅的，同样，中国近代学界能位列前茅的学者中，也没有几位能超过郑天挺和雷海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掌声）我们南开校友总会历史学科分会，要将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历史学科这一贯的精神，这一贯的爱国主义，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传承下去！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谢谢诸位！

主持人：历史学科校友分会成立，为鼓励南开史学赓续传统，再筑辉煌，先生欣然命笔，惠赐墨宝。上联是古人的：远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下联是范曾先生的：通史探干、专史探知、信史探根、野史探花。这幅对联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请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远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讲的是一个自然的景象，包括个人对春夏秋冬对景色的描写。通史当然势必是探干；专史探枝，一个个树枝出来；信使探根，可信，要追求事物的根本；野史是探花。我们看的类似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基本上属于野史探花，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当然，野史也是正史的一个补充，刘义庆《世说新语》写的魏晋文人的故事都是传说，甚至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很多故事也是传说。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史学家，如王玉哲先生、雷海宗先生对司马迁提出了批评？因为司马迁因李陵之故受了宫刑，在非常痛苦的情况下，写了《史记》。当然，《史记》中很多都是属于信史探根的部分，我认为里面如十表、十二本纪、八书是属于信史的，但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这部分中，故事成分就多了一些。所以王玉哲先生、雷海宗先生对司马迁的批评是正确的，我是在同意我的恩师的批评的前提下，对司马迁给予原谅。为什么原谅，因为他当时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人物进行那么细致的调查，因为当时的条件是多么的简陋。可是野史对我们也有一定的意义。你品呀，这个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欲何为，自刎而死，然后项羽带了二十八骑兵，冲出千军万马，跑到乌江去。这故事中的歌声是谁听到的，又是谁记录下来的？没有。说明即使《本纪》中，也偶有“探花”之成份。可是聪明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野史，但这野史并不违背项羽的性格。好，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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