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通南北，千载连古今。千百年来，大运河穿越历史、流淌至今，恰如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已成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载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及其10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大运河》，将邀请24位工作、生活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讲述者分享他们的运河故事。今天的讲述者是大运河申遗发起人、被尊称为“运河三老”之一的朱炳仁。

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起他，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铜”；他是大运河申遗发起人、和郑孝燮、罗哲文并称为“运河三老”；他今年79岁，从小住在运河边，谈起大运河，仍然精神矍铄、滔滔不绝。

对于江南的老百姓，大运河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们中国大地上有一个“人”字。这个“人”字的一撇是长城，一捺是大运河。大运河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是绍兴人，7岁到了杭州，生活在运河边上。后来我去工厂上班，每天都会经过运河。运河对我们生活在江南一带的老百姓来说，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柴米油盐，第一个就会想到去运河边上，到河埠头去看看，看看船过来以后，有装菜的、有装鱼虾的、有装水果的、也有装日用品的，那些小双船会靠着码头停下来，贩卖他们船上的东西。

2006年朱炳仁杭州段运河考察

我们建一座大运河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桥梁

在2005年的一个活动中，我和另两位老人——郑孝燮，一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一位古文物专家，我们一起谈到了文物保护的事情。当时我说，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运河上架一座铜桥，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件事情没有成功。郑老当时说：“老朱啊，你的铜桥没有建成，我们一起建另一座精神上的桥梁。”我说：“什么精神上的桥梁？”他说：“我们来建一座大运河通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桥梁。”

《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2005.12.15）

后来我们共同写了一封信。这封信880个字，写好以后，郑孝燮、罗哲文和我，我们在上面签了名。当时郑老90岁，罗老82岁，我61岁，我是最年轻的。这封信后来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方式给了沿运河的18个城市市长，大运河的申遗步伐通过这封信走上了“高速公路”。

“运河三老”：郑孝燮（中）、罗哲文（左）、朱炳仁

站在运河边上，我常想下一顿饭在哪里

大运河申遗成功那一天，我在杭州的拱宸桥，等待着从多哈传来的大运河成功的喜讯，这是2014年6月22日。我在台上发表了我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受。

回想起我并不是一个运河专家，也不是水利专家，我是一个铜文化传承人。当时罗老和郑老他们说，其实我们少一个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他们说“正好，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就这样他们就带着我投入到大运河申遗的的伟大事业中，给我了这么重要的机遇。

2006年5月15日，朱炳仁参与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启动仪式

有一次我做节目，有观众问我，你站在运河边上你在想什么？我说我站在运河边上，我在想我下一顿饭在哪里（吃）？很多听众大家都笑了，其实运河边上的老百姓真的每天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柴米油盐。很多老百姓生活在运河边上感到非常幸福，这就是大运河生生不息的这种精神。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赵云：

我国对于大运河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本世纪初，我们还在争论“大运河是不是文化遗产”，毕竟经过历代兴废、黄河改道、漕运终结，当时的大运河已失去昔日的宏大规模和支柱性功能。世界遗产框架下的“遗产运河”概念为中国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提供了理念和方法支撑，之后我们又用了很长的时间，对大运河遗产进行统一认定，并最终解决了大运河“是什么”的问题。

申遗不是终点，我们的保护一直在路上。2019年，我国发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规划范围超过85万平方公里，超过此前《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规划》的100倍，更是世界遗产和缓冲区的规模所不能相比。所以，不仅大运河生生不息，我们对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永不停步。

大运河拱宸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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