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印度、缅甸、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正式确定召开万隆会议，并决定邀请中国参加。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发出邀请函。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出席这次会议是中国尽快“走出去”的难得的机会，非常重要。经集体商榷后，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于2月10日复电印尼总理。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亚非国家自行举办，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旨在反对殖民主义，促进亚非各国亲善合作，增进睦邻友好关系，因而受到亚非国家普遍积极响应。但是，万隆会议为达到预期目的困难重重。在新中国成立五年多的时间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十几个。在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当中，和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即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锡兰同我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22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同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同一时期，美国正不遗余力，企图破坏会议。一方面，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封锁，扶持并制造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妄想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美国要作两手准备，亚非会议最好开不成，如果会议成功召开，则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意图把万隆会议变成谴责共产主义的论坛。

1955年4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首批工作人员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准备赴会。“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巧合的是，缅甸总理吴努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休养”两天，一起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于是，代表团作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发赴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专机；另一路人马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周恩来因秘密更改了行程，才幸免于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此次暗杀。为了消除空难的影响，避免万隆会议出现变故，周恩来思虑再三，不顾个人安危，迎难而上，决定尽快去参加万隆会议。

1955年4月14日，周恩来一行乘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尼赫鲁、纳赛尔、吴努、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商讨了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形式，为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基础。其实早在赴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便审时度势，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争取扩大世界统一和平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同时，方案强调视会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这无疑是以柔克刚的正确策略。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的开幕式现场。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周恩来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万隆会议上彰显了大国外交家的风范。他数次力挽狂澜，倡导“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奠定了“团结、友谊、合作”这一万隆精神的基调，打破了外交僵局，并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支持。

会议召开之初，各国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合作的，但好景不长，伊拉克发言人很快打破了这一和谐局面。他提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颠覆问题”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猛烈抨击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瞬间引起轩然大波。周恩来沉着冷静，当机立断，找准时机发表了演说。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紧张的会议气氛有所缓和。周恩来掷地有声，没有避开他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进一步围绕着求同存异的方针阐释着亚非国家合作的基础。“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的机智应对，使得美国妄图将万隆会议变成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彻底破产。“求同存异”为与会国提供了合作的基本准则，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各国代表间变得和善了，努力按照“求同存异”的方针去解决问题。

世界之大，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又是如此的矛盾重重。在1955年4月22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有的代表以种种理由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和数目问题。但在周恩来看来，如果各国间能够约定若干项共同原则，并且又能够始终不渝地信守这些原则，世界和平是完全有保障的。为将各国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保障集体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写法和数目都是可以变通的。各国代表团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从而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就台湾遗留问题和印尼侨胞双重国籍问题也进行了妥善处理。许多与会国非常担心远东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局势，并对我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存在误解。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耐心阐释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并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探讨。“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不是立异的。”短短几天时间内，中国代表团积极同各国广泛接触，一视同仁，探讨互相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增进友谊，谋求合作，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周恩来同印尼领导人经过平等协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旧时代遗留的难题，进一步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1955年4月24日，庆祝亚非会议成功的礼花在“花城”万隆的上空绽放，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的重大胜利。在中国古代，人们有一种理想的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亚非会议期间，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国家间能够彼此谅解，积极合作，最终达成一致，使得会议圆满成功。

参考资料：

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吴志菲：《万隆会议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财经界》2015年第5期。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初心往事：一百个党史故事》

王炳林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

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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