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马申，籍贯山东，1952年生于上海。1982年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文汇报社。历任记者、专刊主编、体育部主任，评论部主任，2006年7月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并先后分管科技、经济、笔会、体育等部门。1999年开设了文汇报第一个个人专栏《马申专栏》，2002年获第四届上海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1月评定为高级编辑，2014年7月荣休。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复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1982年2月我被组织分配到了文汇报社，那一年30岁。

第一脚踏进文汇报，一二三把手分别找谈话

拨乱反正，万象更新。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各单位都抢着要。同我一起分配进文汇报的77级学生，新闻系、中文系各占3名：其中5位复旦大学学生（包括已在《文汇报》发表过小说《伤痕》而名噪一时的中文系卢新华），另有一位来自北大。

圆明园路149号是当时文汇报社所在地。这幢始建于1927年、由新马海洋行设计的哈密大楼（该洋行的建筑名作是民国时期南京路的跑马总会），如今神秘兮兮地成了上海新地标外滩源的保护建筑，不少“老文汇”想进门瞅一眼怀个旧，都变成了一种奢望。陌生的门卫不好通融。

第一脚踏进文汇报社，诚惶诚恐，竟被“三巨头”依次接见。通知我去文汇报报到的，不是报社组织人事科，而是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刘庆泗。那天他打来一个电话：“你是马申同志吗？”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由报社主要领导亲自通知报到，没想到。老刘平易近人，见面后简单聊了一点个人家庭的相关情况，问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解决？再没想到的，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陆灏紧接着找我谈话，要点是讲了“《文汇报》选人的标准”。这位延安时期的“三八式”干部、20世纪50年代驻站莫斯科的《人民日报》大牌记者，语重心长地嘱咐：“你们新来的大学生，不一定赶得上有经验的‘小学生’。”更没想到，最后通知我去党委书记、总编辑马达办公室。

“想干什么？”老马示意落座后，开门见山。“体育。”“为什么？”一问一答之间，老马小马的目光对住了。“喜欢体育报道，当过校学生会体育部长，自己觉得搞体育合适。”还有一条理由当时没敢说出口：趁机周游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什么能比当体育记者更爽快更方便的呢？

老马不再言语，拿起电话让教卫部来领人。就这样，我当上了体育记者。

“头面人物”采访，报社放手遣新手

萨马兰奇1980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作为“头面人物”首次出访重返奥运大家庭的中国，选择的时机节点是1983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

那时还没有形成制度的新闻通气会和发布会，没有统发稿，没人“喂饭”。记者想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只有靠两条腿勤跑，多结交行家朋友，将打听来的信息线索先梳理汇报，取得认可，使之化为有针对性的报道选题。

萨马兰奇具体何时抵达上海？他在沪的行程以及活动安排又是什么？对于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事后才晓得，去机场接机采访，国家体委有关部门事前除通知新华社等十几家中央新闻单位，对上海当地新闻媒体，仅通知了《文汇报》一家。

这个当口，我们有一个意外收获。得知萨马兰奇在沪期间，将向为开拓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荣高棠颁发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荣老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为配合这次重要活动，国家体委相关负责人经过联络沟通，打算于颁发仪式举行之际，请《文汇报》独家刊发一篇署名文章（作者周铭恭，曾担任荣老秘书），专门介绍荣高棠同志为振兴体育事业呕心沥血的事迹和贡献。

文汇报爽快地答应了。借此机会，我们几次光顾了与报社大楼跨苏州河之隔的上海大厦，这里是第五届全运会组委会的指挥中心。下榻于宾馆13层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和副主任张彩珍等领导，几乎“不设防”地接待了我们。李主任房间“干货”不少，桌上摆放着各类全运会文件资料，包括重要活动的时间节点、行程安排，重要活动的贵宾观摩券和比赛门票。关键在于，萨马兰奇抵沪行程安排的确凿信息，被我们掌握了。主席先生将在锦江小礼堂为荣高棠授勋，抵达翌日还要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一起，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参观第五届全运会集邮展览。

萨马兰奇计划于9月15日正午12时抵达虹桥国际机场。我们在国家体委的“线人”，将这一信息动态，提前一天透露给我。

没有网络的时代，文汇报却早就有“退而结网”的明晰思路。曾精心布局组织了一支高效得力的外省市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队伍，触角覆盖全国各地中心城市。在首都北京，则“特约”了三位体育、新闻界的朋友：著名播音员宋世雄，《新体育》杂志记者何慧娴，国家体委宣传司冯建中。后来，何慧娴成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主席，冯建中担任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如获至宝的线索，让我们加紧盘算。采访前准备，包括人物背景，流程环节、现场应对方案等等，都做了分析研判预设。我的“进门恩师”、教卫部老主任黄立文特意关照，如果能当面采访萨马兰奇，最好请他为《文汇报》读者题词签名。为此，我跑到报社照排车间，取来一叠精美的道林纸并准备了两支崭新的签名笔。

老黄渊博儒雅，总是对我相机点化。抗战烽烟初起，他就投身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文汇报》复刊，作为报社派驻国统区南京的记者，曾发表了一系列“反内战，争民主，呼自由”的文章，报道过轰动一时的“下关事件”，也写下《梅园新村访周恩来将军》这样的历史名篇。这位典型的老报人后来被打成“右派”，但风风雨雨里初心未曾改变。

采访萨马兰奇，正是老黄委任与我。初出茅庐，以勤补拙。15日一早，我就和同时期进报社的同事王捷南赶往机场。报社此前疏通关节，机场管理部门让我们的采访车开进了离停机坪不远的要客休息区附近。中央媒体机构的记者，也陆陆续续进入内场，大家都焦急地等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属于“后一穷二白”时代，机场没有航班起降时刻表的电子显示大屏。我们等只能向贵宾室内一名姓陆的女服务员不时求问，给人添麻烦过意不去，灵机一动，送了她两张体操比赛门票，小姑娘接下了这份“意外惊喜”。11点刚过，小陆主动跑过来告诉我们，刚被通知，萨马兰奇一行乘坐的航班延误了，推迟至下午4点到达。她特意沏上两杯绿茶，让我们安心等待。

与此同时，蒙在鼓里的一些同行，仍旧是一听到飞机降落的轰鸣声，便扛起摄像机拿着录音话筒，忙不迭地往屋外冲。如此折腾，一回又一回……此刻，我们靠在沙发上边休息，边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唯一的提问机会，何振梁给了《文汇报》

中午饭点过后，我们在贵宾室遇见了前来接机的国家体委几位要员。其中有何振梁先生，他那时担任国际司司长。另有这次负责跟随萨马兰奇的翻译刘觉俦，是基辛格《白宫岁月》中文版译著的主要翻译者。何振梁对我们表示，在这个贵宾室会安排一个简短的记者见面会。他仔细地听取了我们申请采访萨马兰奇的要求：只提两个问题，（1）请主席先生简短谈一下首次来上海参加全运会的感受，（2）对中国将要参加明年洛杉矶奥运会有何期待？并为《文汇报》读者题词签名留念，我顺势出示了道林纸和签名笔，何振梁点头称许。与一旁长相酷似欧美老外的刘觉俦翻译也寒暄了几句，我试探性地问：“萨马兰奇安排在哪个座位上？”按理，翻译总该知道。不算宽敞的这间贵宾室，中央呈U字型摆放着10来张椅子，他用手指给了我“确定的那张”。在采访开始前，我和捷南一左一右，早早站在了这把座椅背后。

延误的航班16时15分终于落地。萨马兰奇走下舷梯时，神情显得有点疲惫。第一任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以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何振梁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一位天真活泼的小女孩敬献了鲜花。在主人陪同下，萨马兰奇被簇拥着引向贵宾休息室。尽管尾随的20来位记者中有将采访话筒伸在他嘴边，但他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见此景状，我们撒腿就跑，迅速落位，守候在他将要就座的靠背椅旁。

不一会相关人员到齐，记者们围挤在座椅后面。待宾主双方稍稍坐定，站在U型缺口位置主持现场的何振梁礼仪性地客套几句，旋即看了一下腕表宣布：“现在请记者提问，时间10分钟”，记者们纷纷举手。何振梁开口示意“请文汇报提问”，同时向萨马兰奇一行做媒体背景介绍：“《文汇报》在中国是一份知名度很高的报纸，日发行量有170多万份。”

水到渠成。独家提问，题词签名，一切如我所愿。正式提问前，向萨马兰奇礼赠了配合全运会宣传、由报社编纂的《体坛缤纷录》，他翻看了一眼小册子，愉快地回答了我们“设定在先”的提问。萨马兰奇说：“我能来参加第五届全运会开幕式，感到非常高兴。希望运动员们通过这次全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体育成就。也希望有一个很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出现在明年的奥运会上！”

萨马兰奇用我递上的签名笔，在道林纸上流利地写下：“谨向第五届全运会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潇洒落款。

看到这一幕，有记者急忙递过采访本也想题签，被何振梁轻轻一句礼貌打住：“你看人家《文汇报》怎么做的？”并宣布：“记者见面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此时此刻，我并无把握明天《文汇报》见报的是不是一条“独家提问”。接机萨马兰奇的车队驶出了虹桥机场，我们的采访车打开双跳灯一路尾随。前往市区的路上，心想着还会不会发生点什么？直到淮海中路北拐茂名路，亲眼目送萨马兰奇一行开进了下榻的锦江宾馆大门，才长舒一口气：回报社。

来源：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见证荣光》

编辑：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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