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的编选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近日，一篇称“语文教材编者对萧红作品进行了拙劣改动”的文章又一次将该议题推入公众视野。

文章称，在入选某出版社小学《语文》课本，选自《呼兰河传》的节选部分与原作出入极大：在题为《火烧云》的课文中“节选部分不足八百字的原文，被删去了二百多字，剩下的四分之三篇幅也被改动多达百余处”......文章举例，编者“将原作的‘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改作‘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有过东北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土墙的墙根很多是坡状的，所以‘往墙根上靠’是一个满有生趣的灵动影像，课文这一改却变成了呆板的静态画面，遮掩了原作语言的神采”......

“遮掩原作语言神采”，换言之是对课文将原作语言中的文学性让渡于语言规范的担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种让渡有令原作对传统文化保留失真之嫌。就文章所枚举，无论是将“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中的“一过”改成“过后”，还是在“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前面加了“霞光”......都会让读者心生疑惑，这番改动的必要性在何处？而如果原作为数较多的语言都不符规范，为何还要入选教材？

诚然，语言的气质和内涵熔炼了千年的文化传承，但“文学性”烙有时代背景、周遭环境和作者个人风格的鲜明印记，名篇原作中带有的旧质语言要素并不全然符合当下的表达规范是客观事实，而作为公共知识产品的教材在编选过程中做出一定的改动亦符合情理。

不言及具体例子，对于改动的必要性，教材编写者的出发点朴素而合理——“小学教材以传承文化教育为目的，而改动入选教材作品的前提是适合小学生教学”。传承文化教育意味着入选教材的作品必然符合典范的标准，是对作家作品高规格的认可；适合小学生教学则点出了“因材”的本质，即小学生对文学性的理解本身就有限，对他们而言打好扎实、规范的语言基础是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对语言加以灵活运用。由此，入选教材的名家名篇呈现出的是“阶段性”的美，原作的风貌在学生对文字具备辨别能力后再原汁原味地呈现，如此也符合教学中的循序渐进。

但“循序渐进”落实到教学的每一阶段、每一篇课文，难度不言而喻，其中呈现出的问题也不是教材编写者用“出发点”可以解答。文学性和语言规范的取舍程度并无绝对标准，也很难取得共识。那么换一个角度思考，既然教材服务的对象是小学生，从符合小学生学习的心理、适合性上出发进行改动，在合理教材编写机制之下，对为何要选择这篇文章以及一定的修改进行具体的说明，不失为一种接近共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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