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是我们了解苏轼一生经历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其介绍母亲程氏独自承担课子之责时说: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苏轼的童年时代是写本文献向印本文献转进的关键时期。因此,笔者阅读到此处时忽然有个疑问:程氏所读的“《东汉史》”,究竟是写本书,还是印本书?
苏轼曾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过:“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苏轼犹及见的老儒先生,其“少时”约当北宋初年。彼时想要读到《史》《汉》这种常见史籍,仍很不容易,需要手自抄录,没有雕版印本书可读。《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汉书》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算上历代注疏在内则更多。程氏课子的所谓《东汉史》,即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的《后汉书》,就算不计入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奏请补刻的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通行本也有纪十卷、传八十卷,规模不小。苏辙《栾城三集》卷十《藏书室记》,说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也只是表明苏洵对数千卷藏书进行过校雠作业,并不可能抄而后读。若全是手抄,其费时费力,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还所费不赀。
写本时代,藏书数千卷绝非一般士庶可为。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曾派人在蜀中访书,最终仅得九朝实录及杂书传千余卷而已。前、后蜀经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较为繁荣,宋灭蜀,所得书籍数量也不过一万三千卷。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下诏访求《开元四部书目》著录而朝廷阙佚之书,献书满三百卷者可甄录为官。真宗咸平四年(1001)十月又广开献书之路,每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者量材录用,可见宋初聚书实难。当时的苏氏只不过是僻处巴蜀一隅的普通人家,并非住在通都大邑,得有机会收集四方书物。欧阳修给苏洵撰墓志铭,说他家祖上三世皆不显。苏洵《族谱后录下篇》也曾述其祖母宋氏虽然善治生,有余财,但时当蜀中兵燹扰攘,不敢扩大产业,又好施与,故而祖父“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遗产极少;又说其父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家里似也不会藏书。司马光为程氏撰写墓志铭,称程氏十八岁嫁入苏家时,“程氏富,而苏氏极贫。”直到苏洵欲折节读书时,为了维持生计,程氏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嫁妆,几经操持,才使得家庭稍微富足。苏氏既非家饶于赀,自然无力佣人抄书;数千卷藏书若都是洵一手所抄,亦不可能,毕竟老苏年少时,实在只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二十七岁始发愤为学,科考不利,三十九岁时才焚去应举旧文,纵览六经百家之言,真正开始闭户读书。数千卷藏书,不知要抄到何年何月。
从书籍实物的装帧形制上,也可略窥一二。前面的讨论其实暗含一个前提,即这些书都是册页装。写本文献长期使用的是卷轴装。经史典籍单篇别行,一篇即是一卷;以书轴固定,一卷书徐徐展开,恰好适合握持的长度。这种书籍装帧形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卷书的文字数量大体相当,而且因各篇卷分别装池,反可以用多种特别的装帧设计以相互区别,更有利于检索。于溯女史在浙大高研院演讲《卷轴作为方法:书籍史里的史学史》时就曾指出:“在卷轴装时代,通常情况下一卷既是一个物质载体也是一个内容单元,这使得卷轴装书籍的内容单元比册页装更独立,在视觉上更突出,且卷轴装还可以通过配置轴、帙、签的颜色、制作材料和题字强化这种独立和突出。”程氏如果读的是卷轴装写本《后汉书》,各卷之间内容是相互独立的,则大可以从书架上按照不同标记迅速定位,抽出一卷进行阅读,不存在必须像章回小说那样从头开始读的必要。“至《范滂传》”,这个“至”字表明程氏是按照一定顺序阅读,只有读的是已经装订成册的册页本,才会特意从前往后阅读,才会有读“至”某卷这样的阅读状态,则其所读,当为册页装本无疑。或曰:卷轴装也可以按照顺序插架排列,阅读时逐卷取阅。倘如此,把各卷从卷一到卷九十按次序排列好,就不可能堆叠太多层,否则会将下层的卷子压出褶皱,折痕处易断裂;且不利于抽取,也不便于放回原位置以免弄乱各卷排序。而如果只将卷子摆成两三层的话,九十卷的《后汉书》需要多个书架才可容纳。读者如果见过卷轴装实物,便可明白,内容上同是一卷,实物体积上卷轴装却要比册页装书籍大许多,殆因其既有书轴,又是单面写字故耳。如果家中还有其他的书,书房将需很大面积才敷使用。苏家数千卷藏书,若为卷轴装的话,所需书房不知凡几,岂是仅足小康的苏家可承受的。
苏氏所居虽僻,但并非买不到印本书籍,尤其是科举考试必备的经典。唐末蜀地佛道教徒已开始雕印宗教读物。后蜀明德二年(935),宰相毋昭裔自出私财,开始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等绣梓。史籍阙略,不知毋氏曾否刻印过《后汉书》。太宗淳化五年(994)命陈充等校勘前、后《汉书》,校毕赴杭州镂版,至道三年(997)书成,付有司摹印,从此行于天下,此是北宋雕印《后汉书》之始。真宗景德元年(1004)命刁衎等再校淳化本两汉书,二年,重新刻板付印。此版与淳化本一样以李贤注本为底本,只有纪传部分。《志》三十卷,要迟至真宗乾兴元年补刻,才得以流布。且《后汉志》单独刻印,仁宗景祐二年(1035)余靖校刻全新版本的《后汉书》,才形成包含纪、传、志在内的一百二十卷本。苏辙《栾城第三集》卷十《坟院记》说程氏“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苏轼小小年纪,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这都是纪传所载的内容,因此合理的推测是,程氏课子所读的《后汉书》,为无志的淳化本或景德本。景祐二年,二十七岁的苏洵始大发愤,第二年,苏轼生,再过九年,苏洵才东游京师应制举,此时国子监印书售卖,大相国寺还有不少书店书摊,得书更容易,他才有可能大规模采购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奠定日后家藏数千卷书的规模。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去看一看。少年苏轼梦想做范滂一样的名士,他曾有所犹豫,不敢笃定母亲会否支持。在程氏鼓励下,苏轼“奋厉有当世志”,从此“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当他迭遭祸患,不能不对少年的梦想生出动摇与怀疑来。直声与奉养,尽忠与尽孝,究竟孰轻孰重?苏轼晚年著《志林》,曾记述这样一件事:
郗嘉宾既死,出其所与桓温密谋之书一箧,嘱其门生曰:“若家君眠食大减,即出此书。”方回见之曰:“是儿死已晚矣。”乃不复念。余读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爱莫加于父子。嘉宾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恶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宾可谓孝子,方回可谓忠臣也。悲夫……
苏轼读到郗愔父子的故事,一再悲叹。名士尤为看重清名,可是面对尽忠以博清名与尽孝以享天伦之间的张力,少年时那种一心只要忠直声名的慷慨不悔,再也不能理所当然。母亲“吾顾不能为滂母耶”的表态虽然给了他一个承诺,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但多年以后,历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宦海浮沉,苏轼怎能不生出浓浓的悲凉:大义凛然的背后,是个体私情的无尽遗憾。嘉祐二年(1057)三月,苏轼兄弟在东京进士及第,一时名动南北。四月初八,程氏却孤独地卒于眉山老家。她没有等到儿子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那一刻,而东坡,也始终未能达成母亲对他的期许。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作者:胡鹏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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