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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向人类发出了什么重大警示的话，其中之一必定是：传染病的威胁从未远离。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人员跨区域流动的日益频繁，传染病在很长时间里都将是左右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何把我们在此次疫情中采取的有效的卫生措施延续下去，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成熟文明的卫生观念，使之成为今后疾病防控的重要力量，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成熟文明的卫生观念，涵盖了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体系两个方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每一次战胜疫情，都伴随着对于自身行为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带来的卫生体系和习惯的革新。19世纪中期，英国人首先从霍乱的大规模流行中吸取惨痛教训，颁布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同时改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做法之后被欧洲多国效仿；同样是在19世纪中期，流行病学先驱约翰·斯诺发现了霍乱和饮用不洁水之间的关系，呼吁民众将水烧开之后饮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之后，科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疫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正是基于对卫生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扭转了不卫生状况普遍、传染病严重流行的局面，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于传染病、流行病的预防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卫生观念的树立和普及、卫生习惯的养成和坚持，都不是自然而然可以实现，而是和各种阻力相对抗的过程。

比如和无知的对抗。在19世纪以前，很少有人认识到清洗给健康带来的好处。19世纪中期，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因为提出医生和护士通过洗手能够极大降低产妇产后产褥热的发病率，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并最终凄惨死去。直到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用一系列实验论证了细菌在疾病传播中的重要性，人们才认识到了洗手的重要性，塞麦尔维斯也被追认为手卫生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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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和惰性、积习的对抗。20世纪初，鼠疫在我国东北肆虐，担任东北防疫总医官的医学博士伍连德研究发现飞沫是重要传播途径。在他提出的多项防控措施中，就包括了改变传统用餐习惯，采用分餐制或者使用旋转餐桌并配以公筷公勺。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除了旋转餐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广泛应用，分餐制和公筷公勺的推广仍然因为“太麻烦”“不习惯”而阻力重重。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很多人正在自觉改变日常行为，比如勤洗手、戴口罩、不随地吐痰、与人保持安全距离，公筷公勺也再一次得到广泛倡议和响应。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行为不能仅限于特殊时期，而应该成为一种长期的社会风气和个人习惯；而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社会规范的建立和科学观念的普及。在此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疾病防控第一线的一分子。

作者：邵岭
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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