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理论界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研讨会5月28日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理论社科界要勇于担当，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努力为上海的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今刊发3位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新时代上海继续当好排头兵的几点思考

新时代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是时代的呼唤、中央的要求、国家的需要、自身的使命，责无旁贷而又任重道远。

新时代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是时代的呼唤、中央的要求、国家的需要、自身的使命，责无旁贷而又任重道远。

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新的界定，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绝不是简简单单、花拳绣腿就能完成的，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手段，必须创造新时代新的传奇，必须变更多的不可能为可能。

非常规手段、创造新时代新的传奇、变更多的不可能为可能，上海就是最好的王牌。正是1990年邓小平的这段话：“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样，作为新时代中国的一张王牌，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也可以更好地向世人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宣示的改革开放的郑重承诺：“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的当下，上海的王牌作用必然更多地体现在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将会重塑上海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无论是系统构建和全面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体制机制，还是形成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都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保证；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就是要通过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来寻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结合点，培育更多科创企业；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实落地，就是要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积极探索上海自贸试验区、上海虹桥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三区联动”的有效机制，既打造全球最有实力的长三角城市群，又为上海未来发展装上强有力的发动机。所有这些任务的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完成，都要求新时代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四个放在”是上海的发展定位和肩负的特殊使命，也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高质量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改革发展任务的思想方法。“四个放在”层级特别清楚，包括中央的战略、全球的视野、国家的大局、长三角的部署；目标指向特别明确，那就是新时代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把上海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包括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所提出的五个方面工作要求，即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等，条条都是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要求。把上海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要求上海必须继续以开放品格、开放优势、开放作为来拥抱经济全球化；把上海发展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要求上海必须引领并服务全国改革发展的大局；把上海发展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要求上海必须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继续发挥龙头作用。件件也都是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定位。

“五个中心”建设是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也是推动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就经济中心建设来说，上海提出在提高城市经济密度、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上下功夫，牢固树立“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的导向，这就需要向全面深化改革要动力；就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建设来说，上海提出在提升配置全球资源能力上下功夫，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流动、高效配置、高效增值，全面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这就需要向全面扩大开放要动能；就科创中心建设来说，上海提出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卡脖子”的瓶颈制约，聚焦科技创新的尖端和前沿领域，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双向发力。

郭庆松（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加快“五个中心”建设

立足“四个放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继续增强“五个中心”核心功能，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

城市中心功能定位体现了其核心竞争力，对城市发展具有指引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中心功能定位不断优化调整，最终形成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目标，彰显了上海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地位，“五个中心”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增强了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上海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强力支撑，未来仍将是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着力点。

近年来，上海按照国家战略定位，全力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

国际经济中心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城市GDP排名，上海位列第7。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2018年的全球城市排名，上海位居第9，稳居世界一线城市行列。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逐渐增强。近期连续两次在英国独立智库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稳居第5位。

国际贸易中心的集聚辐射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底，137个具有国际国内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在沪设立的贸易型总部获得了市级认证。2018年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量分别达到1/5和1/4。

国际航运中心的服务功能持续完善。根据2018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上海位列世界第4，跻身全球顶级航运中心之列。国际科创中心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根据全球三大创新机构排名，上海分别为18位、16位、15位，已经处于全球创新节点城市之列。

尽管经过多年努力，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但是对标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国际一流城市，仍面临“有形无神”的差距，迫切需要在打造核心功能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做到“形神兼备”。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总量和密度仍不高。上海GDP总量虽超过5000亿美元，但与东京和纽约相比（均超过9000亿美元）仍有较大差距，人均GDP和地均产出均远低于纽约和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尚不强。上交所挂牌企业股票总市值约为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仅为4%，无外国企业上市。国际贸易中心的枢纽功能未显现。上海港国际集装箱中转比重仅为7.7%。国际航运中心的高端服务产业链未形成。上海航运服务业营业收入刚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高附加值航运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服务能级远不及伦敦。国际科创中心创新策源能力不突出。从PCT专利公开量排名前500家研发机构的全球分布看，上海仅有4家，位居全球第11位，远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东京（86家）。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也更加迫切，应立足“四个放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继续增强“五个中心”核心功能，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围绕提升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适当放宽人口和土地限制，提高城市经济密度，积极抢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高端环节，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智力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围绕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聚焦要素集聚、产品创新、价格引领、国际辐射、财富管理五个方面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支付清算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高端财富管理中心。

围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瞄准全球投资贸易网络中的枢纽节点，打造一批服务全国、面向国际的大市场大平台，提高全球贸易网络连接能力。

围绕提升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功能，探索开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航运离岸金融、融资租赁、保险与再保险、船舶投资基金、衍生品交易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围绕提升国际科创中心创新策源功能，强化基础研究的“厚度”，重视“科技人才”创新源头，从选人用人、科研立项、成果处置、编制使用、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全方位为科研人员“松绑”，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魏陆（作者为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以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创新

党建引领不仅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走出新路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塑造转型期国家治理能力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上海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将党的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全面推动基层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以群众需求为着力点的精细化治理新模式；深度激发社会活力，塑造和谐有序的政社合作治理新格局；有效探索开放和流动社会治理新机制，实现城市新兴领域治理网络全覆盖；不断夯实基层工作人才队伍，塑造城市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些创新实践巩固了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为上海城市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印证了新时期党建引领治理创新对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多线程的复杂进程。涉及三条基本主线：第一条主线是本土情境下多元治理结构的发展。第二条主线涉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与机制。第三条主线主要围绕经济、技术发展形成的新空间有效拓展治理网络与治理机制。这三条主线相互交织于一体，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总体图景。相比西方发达城市上百年的治理实践而言，上海仅用较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上述领域的显著成就，这其中的经验与启示蕴含于党建治理机制的时代探索之中，值得进一步提炼：

一是从多个维度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推动社区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规范、有序发展，构建现代社区多元治理的稳定制度基础。社会多方主体参与治理首先要解决参与主体对公共问题的持续关注，从深层次上看还涉及公共性营造这一核心问题。简单来说，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由此实现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但公共性的构建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同时涉及公共部门向社会领域的适度赋权和赋权后的秩序“把关”问题。当前治理实践中，由于这对关系不好把握，基层治理部门往往难以塑造实质性的公共空间。

上海近年来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的做法恰恰探求了一种以政党嵌入式工作机制，促进活力与秩序良性相依的新格局。一方面，党建的多层次引领功能更注重“软”的价值引领、人才引领、专业引领和项目引领，从而实现了在活力迸发同时的嵌入式的柔性引领，有助于基层自治与共治的秩序得到有效维护；另一方面，更具开放性的党建工作网络、平台与机制又为自治与共治所依托的公共性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赋权机制，因而有助于多元治理活力的不断激发。可以说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当代中国治理转型中公共性与公共空间培育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是以党建网络为支撑，强化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体制协同效应，提升超大城市整体治理能力。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市—区—街道—居民区四级联动的党建工作联动体系，以保障不同层级社会治理创新形成制度合力；同时以区域化党建为依托强化“条”“块”协同以及推动各类单位参与社区治理。这种党建工作机制塑造了纵横结合的整体性治理网络，确保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单位可以密切协同，共同推动城市治理能力提升。这种改革探索充分挖掘了中国特有情境下治理创新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有助于提升当前城市治理转型的系统化水平。

三是以精准发力的工作机制在多维空间延展党建治理网络，实现城市社会的有效治理。上海的基层党建工作不仅注重形成全覆盖的党建工作网络，更注重针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同性质的空间形成精准发力的工作路径，如：在楼宇空间中围绕公益、慈善、文化等现代组织关注的核心领域形成宽松的党建网络；在互联网空间则围绕着议题设置以及引导公众注意力分配等前沿方法构建开放而又具有向心力的党建网络；在流动空间围绕公共服务递送等焦点问题形成动员网络。通过这些柔性而又精准的机制，城市基层党建可以进一步对“溢出”传统行政治理网络的社会空间进行有效的吸纳。

从以上启发来看，上海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不仅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走出新路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塑造转型期国家治理能力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黄晓春（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杨逸淇、刘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