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战以来，国际格局的一种形态所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左右，如一战后的多极格局持续了30多年，冷战的两极格局持续了40多年。然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持续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了，这意味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性质或类型的改变，这反映了局部和总体之间的关系。以此为理论分析框架，笔者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对国际体系是可能有影响的。

意识形态竞争与中美两极化趋势

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权力之争还是意识形态之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不同性质的竞争将对国际体系造成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权力之争基本上不改变国际体系的性质，而如果意识形态之争以新意识形态主导为结果，则有改变国际体系性质的可能。

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缩小是中美权力之争的根本原因，但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则源于两国执政者的个人思想观念。例如，20世纪50—60年代，中美领导人都专注于意识形态，双方意识形态之争极其严重。整个80年代，双方意识形态之争由弱转强。上世纪90年代初，双方意识形态之争重新剧烈起来。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回应中国弱化意识形态冲突的政策，对华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重新弱化。2018年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再现。2018年6月美国防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分别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模式之争，即“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在七月份的世贸组织理事会上，美国代表指责中国的经济模式。

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将加剧还是弱化，现在还不能判断。根据以往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经验，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弱化都是中国主动采取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的政策后，美国才继而调整对华政策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在强化意识形态之争，而中国并不明确是否要采取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的政策。如果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加剧，两极化的速度则有加快之势，因为中美意识形态竞争越激烈，就会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

中国能否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这对于国际格局两极化的进程将有重大影响。在核武器的约束下，中美不会爆发直接战争，如果中美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两国战略竞争则会集中于物质权力的争夺上，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将会成为主要方式。而如果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双方则有可能采取美苏当年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较量，因为意识形态之争与政权生存紧密相关。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两种策略与代理人战争不同，不同战略意味着国际格局从单极向两极转化的暴力程度不同。物质利益的权力争夺有调和的可能，因为在不危害生命的前提下，人是有可能接受部分物质利益损失的；然而人在精神上却很难接受自己的信仰是错的。人的这种本性使得意识形态之争促使政府采取暴力手段维护其信仰。

两极化对国际体系影响的思考

由于中美两极化呈现愈发强烈的趋势，因此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成为研究国际体系变化的主要依据。从研究共性角度来看，主要是研究从单极格局向两极格局转变将对国际体系产生什么影响。从研究特殊性角度来说，则是研究中美两极化对于当前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

国际格局从单极向两极转变的共性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从单极格局向两级格局转变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理论上，国际格局的转变可分为六类，即单极向两极、单级向多极、两极向多极、两极向一极、多极向两极、多极向一极的转变。虽然这六种格局转变有共性，但也有各自的特点。自一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只经历了二战后多极向两极的转变和冷战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缺乏从单极向两极转变的经验。因此，研究单极向两极转化的规律和特点，则是一个有意义的普世性课题。

其二，单极向两极转变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无序性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质，在不同的格局变化过程中，秩序的稳定程度不尽相同。国际格局的转变意味国际权力的再分配，这也意味着转变过程的国际秩序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在国际格局转化的过程中，无序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将大于在国际格局定型的时期。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国际格局转变肯定弱化国际秩序的稳定，但对于单极向两极转变对国际秩序的规律性影响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国际格局转变意味着将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但单极向两极转变导致的新秩序特点还不明确。

其三，单极向两极格局转变对国际体系其他构成要素的影响。国际体系由行为体、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三要素构成。国际格局变化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行为体性质改变是个未知的领域；国际格局转变在什么条件下对于国际规范类型变化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在单极向两极转化中的规律是什么尚不清楚。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议题。

关于中美两极化的特殊性研究也可分为不同的领域。

首先，中美在不同领域的实力对比并不对称，这种特殊性将会影响两极化过程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例如，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差距小于军事领域，这个特点可能会导致双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而这种策略性差异最终也会反映到国际体系的不同方面。此外，经济实力差距小于军事实力差距和军事实力差距小于经济实力差距，会影响双方的竞争策略及其结果，同样作用于国际体系。如果深入到每个具体的实力范畴，中美实力对比情况也不同，以经济领域为例，中美金融领域的实力差距大于在贸易领域的实力差距，这种特殊性对于双方策略选择及竞争结果的影响同样需要研究。

其次，中美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别对于此次国际格局转变的影响同样具有特殊性。中美政治制度和文化具有异质性差别，这决定了中美竞争以及影响将不同于具有同质性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中美战略竞争与那些政治制度相同但文化不同，抑或文化相同而政治制度不同的大国间竞争同样会有所不同，也需要研究。

最后，全球化时代也不可避免地给中美战略竞争增添了一定的特殊性。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产能过剩的时代，大国战略争夺的重点是销售市场而非自然资源；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决定了人才争夺成为重点，人才的战略意义超越了资本；除此之外，当下还是一个网络时代，虚拟经济和虚拟生活正在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领域，网络战略优势的重要性逐渐压倒地缘战略优势。这些时代背景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策略以及影响必然有独特的历史特征。

国际体系、国际规范、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都是大问题，但我们需要从小处入手去认识和研究它们。现在，大而不当的概念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很严重，以“大”字开头的概念铺天盖地，但多数属于空洞无物，主观想象没有客观依据支撑。总之，我们需要实证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从具体小概念和小事务入手研究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的问题，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而不是缺乏事实的所谓“大判断”。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化是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一次普通的权力转移，这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判断。

（作者系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