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

摘要：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进一步把武汉、重庆打造为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全球性城市。这一战略对长江经济带变成黄金经济带、扩大内需主动应对中美贸易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国家全局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 全球性城市 上海 武汉 重庆

2016年底中央深改组会议公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建设横跨东中西部、对中国经济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一直以来，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唯一一座全球性城市，发挥着巨大的引擎作用。我们认为，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武汉和重庆打造为像上海一样的全球性城市，其功能又有别于上海，则不仅有利于把长江经济带变成黄金经济带，主动扩大内需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战、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而且对国家全局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仅上海一个全球性城市推不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过去四十年，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的地理空间特征，首先指向江海交界的东部地区。这种向东开放的国家战略，塑造了今日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世界地位。

向东开放进一步强化了长江经济带过去既有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两个差异较大的发展板块：一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二是既远离上海又远离港澳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前者在开放发展中，利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地理效应”，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后者受到区位条件、运输费用等因素，加上宏观政策等方面的影响，缺乏大幅度吸纳海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在发展形态上偏向于内向型经济，没有明显分享到开放发展的红利，其在国内的经济地位相对处于“塌陷”状态。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环境有了重要的变化：一是东向指向的开放格局，受到美国逆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影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继续大力推进；二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理念下，提出以产能合作为主的一带一路倡议，以西南向开放为契机，重塑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优势；三是利用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开发开放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大内需应对中美贸易战的要求日益紧迫。

发展环境的变化，对传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鉴于仅凭上海一个全球性城市，推不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也拉不动横跨东中西三大广袤的纵深地带的深度开放和一体化发展，我们认为，除了上海之外，沿长江经济带应再塑若干个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全球性城市。只有形成若干个全球性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力量雄厚的城市群，才可以辐射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腾飞。从目前来看，塑造上海、武汉、重庆三大全球性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有利于沿长江经济带扩大内需，抵御阶段性日益严重的逆经济全球化浪潮。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发展的实践证明，在高水平开放竞争中形成的全球性城市，是我国集聚和扩大内需的极点和平台，是对冲逆全球化趋势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武汉和重庆可以成为沿长江经济带除上海之外的新的全球性城市，并分别在城市群内部形成“生产性服务—先进制造业”协同的产业布局，那么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必将可以得到更多内需支持，赢得更多的主动权。武汉和重庆的全球性城市塑造计划，将彻底改变中美贸易战中，我方被动应战的地位和态势，缓解双方国内的舆论压力。

2.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是西南指向的开放战略，过去在东部指向的开放中依赖上海建设总部经济的办法，就显得力度不够了。由于辐射半径的限制，西南指向的一带一路开放倡议，需要突出武汉和重庆的中心城市功能，应该把它们塑造为我国新的全球性城市。否则，我国的企业依托什么走出去、走哪儿去呢？不依托中心城市建设全球价值链，企业即使走出去，也找不到产能合作的对象和机会。我们富有竞争力的产能，都要经过全球价值链通道和机制转移出去。因此必须加快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全球性城市，加快建设总部经济，从而对走一带一路全球化运作的子公司、供应商、合作伙伴等提供有效的服务、协调和管理。

3.有利于沿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虹吸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全球性城市所积聚起来的巨大的市场和内需能量，是广泛吸收全球高级的先进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吸引各种高级人才加盟的最具竞争优势的环境和条件。当今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包括欧洲的先进要素，为什么呈现向美国流动之势，原因很多，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内需大、市场机会多、发展平台高。可以设想，如果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三大全球性城市以及相应的城市群，给世界一流水平的人才提供最适宜生活居住的条件，给他们足够多、可以让其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和事业平台、创新和创业机会，自然也会汇集世界一流人才来这些地方。

4.有利于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完善国内价值链，从而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全球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是总部经济的布局基地。这些居于“链主”地位的公司总部，会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把对交易成本敏感的生产性服务业配置在全球性城市的中心，而把那些对生产制造成本比较敏感的制造业，配置到要素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上游的全球性城市的周边地区，由此通过这些国内价值链的产业转移效应，可以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目的。

二、长江经济带有条件塑造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三大全球性城市

长江经济带的一轴、两翼、三极、多点，密集地分布着全国40％左右的人口和GDP，是我国经济的重心所在、活力所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国际化实践经验，在这条穿越11个省市、长达6300公里的长江经济带巨龙上，建设三大全球性城市，无论是人口、经济规模、需求等支撑条件，还是资源禀赋、要素供给的可能性方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政治文化型的华盛顿、资本管理型的纽约、科技教育型的波士顿等功能各异的全球性城市；日本的经济中心地带东海岸，也形成了资本供给型的东京，现代服务—制造业融合型的大阪、名古屋等特色鲜明的世界城市。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长江经济带要不要、能不能建成三大全球性城市，而在于如何使之定位清晰、特色鲜明、功能明确、作用协同。习近平主席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沿江三大城市群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能不能结合所在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放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一盘棋”中研究提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新目标新举措？沿江124个地级市在明确自我发展定位和方向时，能不能立足整个城市群的发展定位和方向，找到自己错位发展的重点方向，解决好同质化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认真研究思考。

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全球性城市的差异化定位，是为了更好地、协同地发挥其核心功能。全球性城市是那种可以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其核心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再分配的能力。其中，战略性通道是以战略性区位优势为依托，以港口、航空、公路、铁路等现代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基础，构建面向全球的资源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通道。

根据习近平主席的指示，按照三大全球性城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因素，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一盘棋”中进行统筹考虑，发展条件比较成熟的上海，宜建设成为像纽约、东京、巴黎那样具有较强综合功能和辐射力的特等全球性城市，同时兼有像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那样拥有突出的金融管理功能。

武汉既是我国的战略性通道，也是重要的科教资源发达的地区。既要以其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战略性区位优势为依托，大力发展港口、航空、公路、高铁等现代化立体的综合交通体系，构建面向全球的开放的资源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通道，也要以其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利用巨大的内需，吸引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发展创新经济，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地的全球性城市。

重庆及其周边的成都等城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担负特殊的任务和使命。它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的经济中心，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区。习近平主席对重庆定位为“两点”和“两地”。“两点”即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联结点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撑点，“两地”是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从全球性城市的功能看，定位重庆为创新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无论是从科教资源的基础，还是从城市、产业、企业的创新活跃度来看，它都与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或者可以定位为像日内瓦、洛桑等城市那样，成为以优美的环境和一流的服务吸引众多国际组织、商业机构集聚的全球性城市。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是具有世界影响力、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也是国际活动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国际旅游目的地。

三、塑造三大全球性城市的战略和对策建议

首先，要形成一套全球性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以及为之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城市经济充当着“出口驱动增长的发动机”，以实现出口规模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取向。随着西方国家提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与此同时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也不断降低，我们不仅要扩大内需，而且要为新一轮全球化提供市场，最需要的是，要比过去的全球化形成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开放的眼光，并以此为指导制订独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通过塑造三大全球性城市，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其次，要向三大全球性城市集聚战略性资源。这些资源是与城市的运行、发展与壮大密切相关的重要条件和能带来巨大回报的关键要素，如硬性的资源、能源、资金等，也可以是软性的政策、人才、信息等。为了配合扩大内需和中部崛起，国家要从战略上扶植武汉为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这就需要为其植入形成全球性城市的资源，不仅要建设四通八达的、网络化的现代化立体基础设施，使之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战略性通道，而且可以把北京的一部分非首都功能的产业发展资源，调整转移出来配置到武汉，也可以考虑在武汉再设置一个股票交易所，等等。目前，我国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重组后进入了世界500强名单，但大部分配置在北京，不利于我国生产力优化配置，这种格局需要改变。

第三，要在三大全球性城市密集配置战略性产业，尤其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关联的跨国企业总部机构。美国经济学家丝雅奇·沙森曾经根据生产性服务业来鉴别世界城市，把世界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的标志性部门，主要是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高速增长的商业服务部门、重要的制造中心等。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性城市的主角，是经济全球化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也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过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是“世界操作工”角色。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我们需要高级生产要素，也需要成为创新中心，进入价值链的高端。缺乏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民营跨国企业，将很难抓住新的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黄金机遇。

第四，要在三大全球性城市密集配置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高端的领军人物，是指其创业能够影响世界产业格局的人才。未来若干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全球性城市将进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列，成为全球高端人才聚集区、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这三大全球性城市将为全球高端领军人物提供创新和创业的舞台、机会和土壤。为此，必须抓紧制订各类聚集培育高端领军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科技创业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和创业团队，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所和科技研发中心，聚集由高端领军科技创业投资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领衔的创业服务团队。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