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而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 转变发展方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一是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前了1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目标上了一个新的层级。

二是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指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的上述需要，在数量、质量、结构、空间等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供给的情况。

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将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对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改革体制机制，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出定量的经济增长指标，但坚持“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提法。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仍将是中国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逻辑基石。GDP增长率仍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因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按现在的币值要达到2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接下来的15年中，或者在2016年8260美元的基础上，年均得保持4%—5%的增长速度，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持续保持了30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速增长了40年，如果年均把4%—5%左右的增长速度持续到2035年，意味着中国要保持近60年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高度重视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远景上，这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得深入，这个“陷阱”会顺利地迈过。这意味着十九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增长的数量目标，但中国经济不能进入低速增长轨道。速度问题仍然是追赶战略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有一定约束力的硬性政策目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说明未来的追赶战略是追求增长速度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混合体。速度很重要，但提高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公共设施等转型发展问题更加重要。为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我们的非均衡发展采取的是“扬长避短”战略，倾斜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目的是为了高速度发展。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了“补短板”、“扬长补短”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追赶目标之前，我们的发展工作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据此来看，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特征所界定的追赶战略，在战略目标、政策取向等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发生变革为例，进行一些阐述。

过去落后生产力条件下，我国商品和资本双短缺，导致经济发展中偏重于数量的满足，发展质量、产品性能和服务重视得不够。现在进入新时代，出现了商品和资本双过剩现象，商品供给数量充足，竞争充分，开放度高。如果实体经济仍然维系低质量的供给体系，必然导致老百姓把货币投票转向国外高质量商品；如果不能供给足够收益的优质资产以满足理财需求，民众必然会把储蓄转向对房地产的投资活动。前者会导致国内经济循环不畅，商品进一步过剩；后者会导致出现严重的“资产荒”，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扬，推动虚拟经济泡沫化。这两个问题叠加，最终会表现为效率低下，甚至发生经济金融危机。这就是说，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提升商品的供给质量，提供更多优质金融资产，以平衡经济发展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环境与着力点的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的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降到10%以下，2012年降到8%以下，现在稳定在6%—7%左右。未来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可能不得不习惯于长期面对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经济建设的环境和着力点的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

应该看到，新一轮赶超战略面对的中长期问题有很多。例如，国际环境和市场容量等条件，过去可以支撑中国的全面小康进程，但是未来一个大国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崛起过程，不可能再次依靠出口导向，我们如何成为内生性需求大国，在为全球提供市场的同时，支持创新驱动国家的建设？再如，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三农”，“三农”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是城市化，城市化也是创造内生性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城市化怎么搞，是搞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并举，还是搞连绵的城市群？城乡居民公共福利怎么均等化？还有，收入分配政策怎么调整，才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基本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力量？如此等等。在这一串长长的问题清单中，我选择补短板及其影响这个问题进行重点论述。

实施相对均衡协调的追赶战略，其实就是要重新审视过去忽略的东西，重新在资源配置上把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造就的短板拉长，把过去暂时搁置和未付的社会成本重新补偿回来。做不到这一点，短板效应将会引起社会边际成本急速上升，从而制约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如农村贫困人口、科技进步水平和生态环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的“短”，释放制度性红利。如消除二元结构关键在于城市化的制度设计，生态环境保护关键在于实施绿色产业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主要在于法治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在融资体制完善，等等。总的来说，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而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

“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影响及其效应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正在形成。近年来，中国上游产业掀起了涨价潮，各类能源成本飙升、用地价格飙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叠加上工资上涨、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追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尤其是补民生工程和社会建设短板，一方面意味着更加重视增进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各种内外生因素驱动下，面临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投资、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和福利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二，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一方面倒逼经济升级，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冲击力。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农产品、服务消费等所有产出品的价格水平，同时使产出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以及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二是如果上述通胀传导机制为某些因素阻隔，不能转化为由消费者承担，就会转化为中下游、进而上游企业都必须承担的成本，表现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第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可能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进生产率上升的创新因素，才能够消化成本上升的副作用。这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但由此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的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将会因此而丧失市场竞争力，甚至出现破产倒闭，这是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可能会导致经济滞胀。谨防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漩涡中。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次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三是要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资本和劳动较大幅度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可能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就可能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可能陷入发展的“陷阱”。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面对新一轮追赶战略可能遇到的挑战，转型是惟一正确的出路，但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十九大报告提出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全面、系统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一，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

第二，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汰。

第三，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四，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根据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性问题，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将追求供给体系高质量落实到具体行动。

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立：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降低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

降：为了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等成本。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