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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先，中科院院士，药物化学家，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现任“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家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尼纳·舒可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863”计划个人突出贡献奖、国家发明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奖及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等荣誉。

小小药片能否像探月工程、大飞机那样，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让国人用上更多本土创新药？这是中科院院士、药物化学家陈凯先在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萌发的想法和信念。这些年来，他为此努力奔走，倾尽全力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进入“创新药”时代。

2020年11月12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他作为推动浦东自主创新高地建设的代表人物，向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汇报发言。

今年已经76岁的陈凯先，依旧维持着“早上飞机到，中午就开会”“晚上下飞机，接着准备第二天工作到深夜”的工作节奏。他说：“要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就要牢记使命，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顶着压力拍板药物所“东迁”

国家队必须挺身而出

走出地铁二号线张江高科站1号出口，抬头便可看见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时光回到18年前，作为第一个整体搬迁到张江的国家级科研机构，药物所来到张江时，四周许多地方还是一片农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浦东开发开放正处于向前发展的关键时刻，张江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刚刚起步。199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聚焦张江”战略，急需实力雄厚的科研单位落户张江。

药物所要不要“东迁”？这道难题摆在了时任所长陈凯先的面前：一边是浦东开发开放，事关国家大局；一边是搬迁将面临的重重困难，当时社会上“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还没能扭转，职工住房、子女教育都是问题。更何况，要放弃浦西岳阳路历经几十年形成的学术环境，孤军前往张江，药物所的未来发展会受到影响吗？

陈凯先反复考虑，“我们是药物研发的‘国家队’，必须挺身而出，当好领头羊，为推进国家战略勇担重任”。他说，做出“东迁”决定，当时的压力确实不小，也有人提醒他要慎重。

然而，事实证明，融入国家战略，也为药物所发展赢得了机遇。1996年，陈凯先上任所长时，药物所职工不过200人，如今员工和研究生总数已经接近2000人。

在药物所“东迁”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科研单位迁入张江。张江“药谷”迅速崛起：一批国家级、上海市级的新药研发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在张江构筑起药物创新的研发链条；大批生物医药公司向张江集聚，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很快有了质的飞跃。

联合百余位院士建言

小药片纳入国家重大专项

“张江不仅要带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更应成为中国创新药物的高地。”来到张江，陈凯先时刻牢记立足国家战略，为张江“ 药谷”发展呕心沥血。张江科学城发展事务协商促进会秘书长丁邵琼说：“这些年，只要张江生物医药企业有困难就会想到去找陈院士，他从不推辞，总是想尽办法帮他们解决困难。”

2014年，上海吹响“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号角。身为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多次组织专家研讨会，提出“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张江就应该努力成为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中心”，将眼光放到了更加长远的未来。

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沈竞康看来，比起药物所“东迁”，更值得一提的是，陈凯先努力将全国药物创制的产学研力量有效凝聚了起来，使“重大新药创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上世纪末，随着我国与美、欧、日签订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医药发展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国承诺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不能再无偿仿制国外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面对严峻压力，唯有加强自主创新。

在制定中长期规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期间，国家开始酝酿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新药创制能否像探月工程、大飞机那样，也列入其中？当时，大家对于国家重大专项的理解，是要能增强人民的自豪感，极大振奋民族精神。很多人质疑，小小药片也能振奋民族精神吗？

陈凯先认为，药片虽小，却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关系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生物安全，是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之一。2008年，他牵头起草并联合100多位院士签名，建议国家将新药创制纳入国家重大专项。在桑国卫院士带领药学界共同努力下，在国家对人民健康福祉的高度重视下，新药研究被顺利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国家重大专项的实施，使我国创新药物研发能力大幅提升，十几年来已面貌一新。”沈竞康说，近两年，我国每年创造出一类新药十多个，中国在国际生物医药产业中的创新贡献份额，从第三梯队上升到第二梯队，有些指标达到第二梯队的头部区域。

面对数不清的赞誉，陈凯先始终低调谦和，只是简单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在他心里，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

做国家需要的事

常怀“鲜克有终”之惕

年轻时，怀着对物理的喜好，陈凯先报考了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却被意外分到放射化学专业，“那时，我就对自己说，要做国家需要的事。这几十年一直如此”。

生于抗战胜利之时，父亲为他取名“凯先”。旧中国国弱民穷，新中国百废待兴，陈凯先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为国家强盛而努力的志向。“入党是我青年时代就有的夙愿。” 陈凯先回忆，1962年他考入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在大学时代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68年，陈凯先离开校园，前往安徽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后又分配到湖南中南制药厂。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他以优秀成绩考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生时期，他回顾和梳理了自己近十年的思想历程，重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递交给党组织。1983年12月，正在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凯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陈凯先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在军垦农场劳动的岁月里，在中南药厂看守水泵的日子里，他始终不忘“科技报国”的信念，靠着离开上海前去书店买的两本化学专业英语书，偷偷坚持自学。

只要认定要做的事，陈凯先总是一丝不苟。几十年来，他一般每天睡眠只有六小时，所有时间都围绕工作来安排。不仅节假日，连工作间隙的碎片时间，甚至出差开会的路上时间，都会利用起来。

2005年，他被任命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肩负推动中医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使命，他又开始新一轮开拓。陈凯先用“黄豆与绿豆的混合”“砂糖溶解形成溶液”“氢气和氧气化合成水”，来比喻中西医融合的三个阶段、三种境界，至今还在不断推动，久久为功。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处长赵咏芳清楚记得，为了准备项目答辩PPT，陈凯先亲自与团队一起修改到深夜，“我们忍不住在沙发上打起盹儿，凌晨两点醒来，发现陈校长还在坚持修改”。不止于此，遇到关键重要答辩，陈凯先还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演练，直到重点内容的表述、时间把控都恰到好处。

在陈凯先的带领下，上海中医大取得了多个中医药行业的第一：国内第一个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的中医药高校；让复方中药制剂第一次完成美国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火星500”计划中有了第一台中医四诊仪；第一个主导制定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代码的中医高校；第一个承担世界卫生组织新药I期临床研究任务的中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在学科建设等许多方面成为全国中医院校的领头羊。

其实，类似的记忆，也同样存在于药物所科研人员、张江企业家们的心里。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詹常森说，和黄药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几乎都离不开陈凯先的帮助，麝香保心丸列入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蟾蜍养殖基地的建立、胆宁片的国际上市，他都付出了很多心血。

事实上，一些科学家并不乐于与企业打交道。陈凯先却认为，要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清”“亲”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求，正确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处理好科技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系。“张江聚集了一大批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我一直对优秀企业家的奋斗精神心怀敬意，我愿意与他们一起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崛起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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