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女神“爱的福”

190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诞生。几个月后，严幼韵在天津出生。祖父严信厚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后来经营实业，成为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父亲严子均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且和严信厚一样热衷慈善。

严家虽然是典型的富豪之家，但同时也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严幼韵的母亲就非常喜欢阅读，尤爱诗歌，枕边总是放着一本书。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严幼韵，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一面，更有着西式开化的做派。

她先是在14岁那年进入天津中西女中学习，后来举家迁回上海后，在1925年成为沪江大学首批女学生。因为感觉沪江大学校规太过严厉，1927年严幼韵转入复旦大学读大三。

在这次新书发布会上，复旦大学档案馆馆长周桂发通过一系列复旦校史馆所藏史料，向听众还原了这个曾经的复旦“校花”的校园生活：

1927年的中国正在经历大革命，复旦大学当时主要是学生自治。学生自治会决定招收女生，招生时，严幼韵就开着小车来报名。很快，严幼韵就成为复旦的焦点——这个开着小车到学校上课的美人，每天都要换一身旗袍。

随后，她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爱的福。这是因为当时很多男学生都爱慕她，甚至每天到校门口，总有两个男同学站在门口来看看。但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就按照她的汽车牌号称她为“84号小姐”。而一些男生就顺着英文“Eighty Four”的沪语发音故意将之念成“爱的福”。

严幼韵美丽本天成，但更为难能的是她的勤奋好学：在复旦短短两年，就修习了整整135个学分。

马尼拉中国外交官遗孀们的主事人

严幼韵（右二）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右一）结婚。

1929年，从复旦毕业后，严幼韵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一个是沪上名媛，一个是青年才俊，两家都家世显赫，自然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瞩目。这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婚礼，也成为旧上海繁华与摩登的缩影。

1938年，在欧洲某次正式场合上，严幼韵（左三）和杨光泩（左二），顾维钧和他们隔着几个座位（右一）

婚后不久，杨光泩奉国民政府派遣赴欧任职，作为外交官夫人的严幼韵自然也要一同前往。杨光泩能力出众，不断升职，1938年，他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请派，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集捐款。

严幼韵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开始涉足社会活动。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帮助开拓新的募捐渠道。从1940年到1941年，她们汇给国民政府的钱款是以往总和的十倍。在自传中，严幼韵对能为祖国的抗战出力感到快乐。

但这种快乐没能持续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马尼拉宣布成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能够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

1942年1月，日军占领之前的马尼拉。这组照片由美国记者卡尔迈登斯所摄，由《生活》杂志提供。

美国重夺马尼拉战斗后的马尼拉市政厅

1942年，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并逮捕了杨光泩和其他七位领事官员。直到抗战胜利后，严幼韵才知道他们都已经牺牲。当时，日本宪兵司令要求杨光泩制定一个向华侨筹集2400万比索（约1200万美元）的计划，被杨光泩拒绝。“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野蛮行径违反了国际公约，一直秘而不宣。”严幼韵在自传中说。

丈夫的“消失”，让外交官的太太们自动聚拢到严幼韵那里。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原有的房子都被日军查封，物资被没收。搬到老房子后人口激增，矛盾和争吵不断，期间还伴随着日军士兵耀武扬威。严幼韵瞬间从享受一切的阔太太变成了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大总管，她带领女人们将草坪开垦成菜园，养鸡养猪，还要调节各方的矛盾。

和其他太太同样只有三十五六岁的严幼韵做得不错，日子终于趋于平静，家里有了弹钢琴和打桥牌的声音。她的二女儿杨雪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母亲是润滑剂，大家都爱她。我小时候没感到什么痛苦，只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