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的心理学既不属于传统的学院派心理学,也不属于实验心理学,更是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用学院派、实验派或是弗洛伊德心理学派的尺度来评价阿德勒的理论体系是不公平的。
“人学”这个词比较可以适当地指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所属的特殊心理学思潮。这种崇尚实用主义的心理学或称具体心理学,其本身并没有企图要去探求深层的素材,只是期望能提供原则与方法,让人类得以学到关于自身和他人的实用知识。这也是康德《实用观点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the Pragmatic Point of View)一书希望达成的愿望r很巧的是,康德在书的序文中两度使用“Kenntnis des Menschen”(有关人类的知识)一词,还一度使用几乎被阿德勒视为个体心理学同义词的:“Menschenkenntniss”(人学)。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指出,有关人类一般及日常生活之实用性知识的理论体系可由马克思思想演绎得出。而从尼采的作品中可能更轻易就能淬炼出另一个实用心理学体系。
无论如何,与康德、马克思及尼采的学说相较,阿德勒的人学显得更系统化,且范围更加广泛。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阿德勒理论体系的起点:“发生在精神生活领域内的一切,就好像……某些基本的公设是真实的。”那么,到底有哪些公设呢?
第一,统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ty):在考虑身心关系和心灵的各种活动及功能时,人是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个体。这便是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强调人类活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以及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弗洛伊德学说不同之处。
第二,动力论原则(principle of dynamism):生命没有活动,便无法被了解。但是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活动的原因,阿德勒强调的则是精神过程的目的与意图(他称之为“Zielstrebigkeit”,意指“为某个目标而奋斗”):“若缺乏受到近在眼前的目标所定义、条件化、限制及指引,便没有人能思考、感觉、意图,甚或做梦。”这种意图论(intentio nalism)必定包含着选择的自由。只有在可以选择某个目标或为了其他人而改变它的情形下,人才算是自由的。这个动作一旦完成,他便会别无选择地遵守自己所强制加给自己的规则。
亚历山大·诺伊尔(Alexander Neuer)主张人类总是一直觉得自己处在不利的情境中,而决定是否要克服这种情境的想法是个体心理学的基础。u光有洞识是不足以克服此情境的,他必须行动,因此他需要勇气(就像上述那则小故事中所提到的,除非一个孩子可成为班上唯一一位可以解答某个问题的学生,并且有勇气走到黑板前面示范解题的方式,否则在数学这个科目他仍是失败的)。在他有意地改变生活目标之后,一个源自勇气的行为可以使他改变生活的形态。依循诺伊尔的说法,阿德勒视“勇气”(Mut)为高级的精神能量,或称之以“胆识”(thymos)。这个古希腊字的意义是“灵魂的本质”。如何将这种胆识传授给儿童应该是教育者的基本关怀。而且,不管病人是孩子或成人,这也是心理治疗者的基本关怀。
第三,环境影响的原则(principle of cosmic influence):环境总是对个体进行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个体被从中分离出来,就无法被了解。但是,在这些全面性的影响之下,每个个体又会经由他自己特别的方式来理解这个环境。社群意识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是对存在于环境中的普遍相互依赖关系的一种反映;我们无法将自己完全地由其中萃取出来。它赋予我们去感觉,也就是神入(empathize)其他个体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就是一种对人类社群的自然与法度上的要求的自发性接受过程。
在此,似乎必须排除一些误解。社群意识非但不等同于与他人融合的能力,更超越对某个团体或理想的忠诚。它也不应该被误认为放弃个体人格而臣服于社会管制之下。阿德勒所主张的社群包括了各种家庭与社会联系的结构、各种创造性的活动(逻辑、语言、谚语及风俗习惯均由社会创造)和道德性的功能(正义是社会激发的产物)。因此,社群意识是个体对于规范人类彼此关系的原则的了解。
个体的社群意识发展多多少少因人而异:有时局限于家庭或其归属的族群之内,但也可能扩及国家、全人类,甚至动物、植物、无生命的万物以及整个宇宙。
第四,整体内部各部分自动进行结构化的原则(principle of spontaneous structuration of the parts in a whole):心灵的各个部分会自动地组织并彼此平衡,以完成个体自我设定的目标。感觉、知觉、想象、记忆、幻想、梦境──一切均收敛而趋于个体目标的方向。依此类推,若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则分工便是自动结构化的展现。不管个体或人类,自动结构化是针对自身规律所做的调适原则的表现。
第五,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反应原则(principle of action and re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his environment):针对不同的环境,一方面个体必须适应及不断地再调整。当他处于劣势时,不管直接或间接,个体会寻求克服它的方法。这种情形对个体或物种而言都是千真万确的。和马克思一样,阿德勒将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
但是,正如流体力学的原理,每一个动作均会引发一个相对的反应,这对处在其所属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而言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于社群之外,一旦他想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及他人,就不可避免地会马上激发企图阻止他扩张的各种力量。”
因此,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动力学。它从未把个体视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状态,而是用其行动及所引发之环境反应的角度来审视。
第六,绝对真理律(law of absolute truth):一个虚构的常模规范了个体的行为,在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建构起适当的平衡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社群意识与合宜的自我坚持之间维系平衡。个体服膺此绝对真理的理想标准,表示他遵守社会的生活逻辑以及事实上的游戏规则。而痛苦、失败、神经症、精神病、性变态以及犯罪行为的发生,便是偏离此基本规则之程度的指针。
根据上述前提,我们便有可能推断出一种足以界定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的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小团体内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其他每个人之间种种关系的辩证法。
阿德勒几乎从未提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法则。因为人类是高等动物中最虚弱者,他发展出一种具有预知能力的精神器官(psychic organ),从而想象劳动之分工。因此,他得以过度补偿其先天的弱势,并征服自然。阿德勒其实可以进一步讨论人类对自然造成破坏的问题,以及其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性后果,但他并未继续朝此方向进行推论。
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辩证法早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阶级斗争理论做过充分的讨论。阿德勒可以继续在此议题上有所发挥,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似乎避免这么做。无论如何,他还是强调嫉羡的感觉是社会不平等的自然产物,这和源于攻击欲望的病态性嫉妒截然不同。然而,阿德勒投注了相当多的心力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一个共同点,也就是男女个别角色的问题。生理上的分化并不足以说明两性在心理学和社会学角色上的落差。整个社会大众和私人机构均沉浸在男性优越的偏见中。阿德勒认同巴霍芬和倍倍尔(Bebel)的看法,认为用男性优越的态度来对待女性,在历史上是对上古母权制度时期的反弹。经由通常是无意识的教育以及精致的暗示,这种态度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历久不衰,且不断地被增强。这便是神经症和阿德勒曾在《神经质人格》一书中十分仔细描述过的男性钦羡现象的主要根源之一。
阿德勒在其他著作中探讨了人类社群之间的辩证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我们记得他在1918年和1919年之际是如何尝试阐明战争的现象,并且用当权者那罪恶的不负责任态度以及民众一旦拆穿骗局之后的无助进行解释。战争可以被视为由少数人因为私利而追求权力所引发的集体精神病。但是,阿德勒并不认为追求个人权力是一种原发性驱力,而只是由错误的指导意识所造成的结果。后者可以被社群意识所取代。因此,教育最主要的作用便在预防战争。
个体与社群相互关系的辩证,占了阿德勒的人学以及其他著作的大半篇幅。社会意识与自我扩张驱力之间的平衡,可能在非常早期便遭到破坏。当此不平衡发生时,阿德勒如何解释其缘由?在源于生命早年的自卑感中,他找到了解答。
在此,进行语义学上的解说可以说是适时的。阿德勒所谓的“自卑感”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与先天上的弱势有关,譬如孩子的体型比不上大人的,或是由疾病所导致实质上的虚弱状态。但是个体心理学家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大多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意义隐含于德语“Minderwertigkeitsgefühl”这个复杂的字中,它包含两个字根:“minder”意指较小的、次要的;“Wert”意为价值、重要性(value)。
因此,它意味着个体宣判自己是“次级品”(lesser value)。保罗·赫贝林(Paul Häberlin)早已指出这种语意学上的误解。x但是,在1926年诺伊尔已经区分了“劣等位置”(positions of inferiority)与“自卑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的不同:前者为数众多,且涉及多个层面;后者则是因为缺乏勇气去克服前者所导致的结果。y同样的论点也被奥立佛-布雷
赫费尔德(F. Oliver-Brachfeld)详细讨论过。z接下来,阿德勒本人将区分自然的自卑感人为引起的自卑情结(complex of inferiority)之不同。
阿德勒先区分造成此自卑感的数种原因,其中包括他在1907年的论文中所描述的劣势体质。但是,此刻阿德勒强调个体对劣势体质所做出的反应,更甚于劣势体质本身的重要性。另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教育失策,譬如对孩子做过多的要求,过度强调他的弱小,把他当成取悦他人的玩具,让他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嘲笑他及欺骗他;此外还有社会因素,譬如穷困的孩子便会感受到经济与社会的弱势地位。
不管原因是什么,自卑感可以循着两条不同路线继续发展,在孩子身上便可以察觉到这样的差异。两者都在追求自身的超凡,只是遵循不同的路径来达成目标罢了。
第一种情况中,个体会直接努力凌驾于他人之上。他的指导方向、心理机能和性格特质均定位于此目标之上。他表现得野心勃勃、高傲、善妒,并充满恨意。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便是此优越情结的众多表现之一。而且,一如他表示过的,这些攻击性的感觉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面貌浮现出来。
第二种情况是,个体尝试用间接的方法来达到他想高人一等的目标。他会撤退到某些防卫性的屏障之后,譬如虚弱、害羞、焦虑、限定自己的家庭或社交关系。这样的位置使他至少可以对一些人实行独裁与宰制。同样,其行为模式也有数不清的变形。
阿德勒相信个体通常会选择第一条路线,只有遭遇到挫折时才会走上第二条路。这种情形发生的时间或早或晚,但是经常发生在童年早期。
无论如何,在自我设定的超凡目标与达成目的的能力之间存在的落差,总是会让个体尝到失败的滋味。个体接着会长期用保持距离的方法来避免失败。当他快达到目标时会突然撤退,在即将抵达终点前他会停止前进,表现出踌躇不决的态度,或巧妙地建构起人为的障碍物,来阻止成功的到来。每当如此精妙地操作距离还不足以令他满意时,个体的梦想便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而且为了避免悲惨的结局,他会转而实行阿德勒所谓的特殊措施:可能是抑郁、焦虑、畏惧、失忆或任何一种神经症;有时它也会采用身体疾患或精神病的形式表现。这一特殊措施的目的在于对环境与个体本身的欺瞒,掩饰其即将要遭遇挫折的壮志未酬。在这样的观念下,各式各样的神经症、抑郁症、性变态、药物成瘾、犯罪行为,甚至精神病,都只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障碍的各种表现。
小团体内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是个体心理学关切的另一焦点。这适用于任何自然或人为团体的情境中。苏黎世的毕亚许(Biäsch)教授目前正把阿德勒的原则运用到工商心理学的研究上。事实上,阿德勒主要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家庭情境中的心理学上。
在孩子的生命中,最强大的影响力来自母亲,她是(或者说她应该是)社群意识的播种者;父亲的任务在于建立其勇气与自信。弗洛伊德主张,俄狄浦斯所遭遇的处境是人类生命中正常且必经的阶段,但阿德勒认为那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受到错误教育的结果。与双亲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爱与恨,他们其中之一都可能扮演“对手”(Gegenspieler)的角色(对手,指小孩借以估量自身实力的对手)。这个角色也可以由兄弟姊妹中的某位担任,特别是最年长的一位。
根据阿德勒的看法,家庭中每一个孩子的出生与长大,均会因其在手足之间相对关系的位置而有特殊的面向。首先,最大的孩子的境遇要优于其他手足。他被养育成自觉是最强壮、最聪明,也是最负责任的人。这也是他为什么会重视权威与传统,并且作风保守之故。另一方面,最小的孩子总是担负着可能成为家中被宠坏且个性怯懦之人的风险。虽然长子会继承父业,幺儿却可能容易成为艺术家。有时经由过度代偿作用,他会发展出巨大的野心并努力成为整个家庭的拯救者。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会一直处于承受两方压力的情形下,他不但要努力超越兄长,还得留意幼弟会取代其地位。若是独子的话,他甚至会比幺儿更容易受到溺爱而被宠坏。双亲全神贯注于其健康状况,可能会造成他易焦虑和胆怯的特质。
这些模式会因为手足之间的间距、男孩与女孩的比例以及他们彼此的相对位置而有所调整。如果长兄之后紧跟着一个妹妹,因为妹妹的成熟比较快,做哥哥的有一段时间会担心被妹妹超越。另外还有很多状况,其中以众多兄弟中唯一的女孩和众多姊姊中唯一的男孩的情形最特殊(阿德勒认为,这是特别不利的一种状况)。
对于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阿德勒也略有涉及。在社群意识的指导下存在着正常的服从关系;叛逆则是缺乏社群意识或醉心权力的结果。犯罪团体内的盲从关系危害特别严重。阿德勒视催眠为一种特别的人际关系,对被催眠者和催眠者而言同样有害。阿德勒说,暗示是一种针对某外来刺激的反应方式;有些个体容易倾向于过度重视他人的意见而看轻自己,其他人则倾向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而不知不觉地拒绝了他人的意见。至于两个初次见面的人如何立即自动地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关系,阿德勒虽然在其著作中曾隐约地提到,但从未对其有过清楚的描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严重困难之一是,彼此缺乏了解。大部分的人对自己和他人都缺乏洞察力。更糟的是,生活经验无法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习惯于用早已被扭曲的世界观来审视这些经验。此外,他们并不希望被启迪,以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但阿德勒相信,若是关于人的知识能更加普及,社会关系便能有所增进,因为如此一来人将无法轻易地欺骗他人。
要完整地评估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事件。每个个体对这个世界的印象大部分取决于他是个视觉型、听觉型或是运动型的人。后者需要更多的活动。阿德勒同时强调个体之心理和物理能量强度的重要性,这是无关乎勇气的。因此,我们了解到,若要全面性地评估一个人的人格,就得去发掘他的体质缺陷、早期人际关系与家庭背景:是属于感觉型或运动型?天生的物理及心理能量怎样?可作的自由选择有多少?以及是否够勇敢?
阿德勒便是用上述的观点来仔细观察人类生命的过程与发展。人的个体性在非常早期就已被表现出来。阿德勒认为,评估数月大的婴儿的社会意识强度是可能的。孩子2岁时,我们更可以通过他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方式推断其社会意识的强度。当孩子逐渐长大,他的游戏方式也显得更具个人特色。阿德勒同意古鲁斯的见解,认为游戏是孩子对于未来的一种自发性预演,但是除此之外,游戏也是孩子的创造力,或是其社群意识和权力欲的表现。儿童期早期也是人类通过各种细微的方法向环境学习的时期。从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有关男性与女性个别角色的观念开始,儿童得以发现自己的角色身份。阿德勒认为,孩子对于自己未来职业的一连串愿望是重要的,他主张缺乏任何此类愿望可能是严重根基不稳的征兆。成年期则是个体必须履行人生三个任务的时期,这三个任务是爱情与家庭、职业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以个体执行这三件人生任务的方式,可以评估他的适应状况。随后老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新问题也应该用这种透视法加以检视。
阿德勒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的理论在1920年出版。阿德勒眼中的抑郁发作,不过是病人处理生活事件所惯用方式恶化的结果。他认为,抑郁病患是个一直受困于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的人。其个人特质显现为个别个体处理这种自卑感所采取的方法。从童年早期开始,这样的人便表现出缺少精力、活动量不足、逃避困难、不愿做决定和担负责任的人格特质。他用不信任和吹毛求疵的态度对待别人,眼中的世界基本上也是充满敌意的;生命对他而言是恐怖的艰巨任务,伙伴在他眼中都是冷酷且持排斥态度的。另一方面,这种人总是秘密地觉得自己拥有不为人知的长处,并期待从别人身上掠取最大的好处。为了达成其秘密目标,这样的人会采取一些特定的策略: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弱小和不引人注目,把生活圈限定在自己可以掌控的狭隘范围之内。通常对周遭的人采用的控制手法是抱怨、流泪和悲伤。在致命危机的冲击之下,便会出现抑郁状态,譬如在面对外来的压力,必须做出无可转还的决定时;环境变得危机四伏且无法掌握时;甚至只是病人对自己变得更加吹毛求疵时。当抑郁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发作后,失眠和食物摄取不足及其他类似的会引发生理失衡的因素便引发一连串的恶性循环,结果使其更加沉溺于幻想。
阿德勒主张,会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从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对生命的恐惧。此病往往发作于他们必须面对生命的种种任务时。这种疾病本身便是极端丧失勇气的表现。
关于酒瘾,阿德勒与其门生曾指出多种致病原因。劣势体质可能扮演了某种角色。喝酒可能是一种舒缓自卑感的方法,一种男性钦羡的表现,或是增强对其他人之敌视态度的一种表征。喝得酩酊大醉是一种将自己从社会割裂出来的方式。酒精成瘾是逃避生命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手段。一般说来,阿德勒认为性变态是代表男性与女性在心理上距离增加的表现。它同样也是个体反叛正常的性别角色以及对性伴侣的反对与敌视态度的一种表征。
阿德勒在1917年出版的一篇长达75页的研究报告和他在1930年的一篇篇幅较长的专题论文,同样以同性恋为讨论的主题。阿德勒拒绝接受同性恋的生理体质理论。他承认某些同性恋者可能表现出一些异性的第二性征,但这样的表征也出现在很多完全正常的个体身上。这种情形并非用生物决定论说明,必须完全仰赖于病人用何种方式表现,以此确定自己的体质性向,及以此倾向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作为。对于异性的恐惧和敌意是其主要因素,因为同性之间心理学上的距离要比异性间的来得近些。没有受到适度训练以扮演其社会角色的孩子,会避免和异性接近,并且会代偿性地过度强化他与同性的关系。从此以后,每当他面对需要与异性互动的情境,其反应便是气馁与溃逃。在他较晚发表的关于同性恋的专著中,阿德勒强调训练的重要性:通常要成为一个性变态者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同性恋者则是通过自我欺骗的手段,轻易让自己相信在记忆所及的生命早期,自己总是被同性的孩子所吸引。
在动力精神医学的诸多伟大先驱者之中,仅有荣格和阿德勒是具有与罪犯相处的临床经验之人,而且阿德勒还是唯一一位将亲身经验化为与此主题有关的著作的作者。和神经症、精神病以及性变态一样,阿德勒发现犯罪行为的基础是缺乏社会关怀。但是,犯罪行为至少有一点与其他的病态行为不同:犯罪者不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为满足,相反地,他把这些善意视为一种负担,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他似的。犯过错的孩子之所以可以被辨识出,是因为他为所欲为地伤害别人。阿德勒将犯罪形态区分为三种:首先是被惯坏的孩子,他们习惯接受却从不付出,这样的行为模式便一直持续下去;其次是被忽略的孩子,他们真正经验到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最后一类则是那极少数的恶质孩童。但不管最初的情形怎样,犯罪者均表现出对卓越成就的热切追求。阿德勒认为,犯罪者在本质上永远是个怯懦的人。犯罪者从不参与公平的搏斗;他只有在自己占有优势的情形下才会从事犯罪行为(他偷东西的对象是不注意或不设防的受害者,他杀人也只挑无法防卫自己的受害者下手等)。他的优越感直接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他被逮捕之前,通常已经在未被发现的情形下犯下了许多罪行。促成犯罪行为的因素还有智力程度偏低和职业训练的缺乏。根据博彤的记述,阿德勒发现和其他罪犯比较起来,夜贼是较容易被治愈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比罪犯的平均程度高;另外,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专业”,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正当的职业并调适自己去接受它。
与弗洛伊德不同,阿德勒并未广泛地涉入艺术、文学、人类学和文化史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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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内与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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