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而言，当代国人，皆在追求发展中度过一生。

从小被教育，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这是追求发展；长大迈入社会，为了房车、上学、出国而奋斗，这还是追求发展；老了身心疲顿，跑去禅修，这下可以不发展了吧？仍然有法师叮嘱，你要成佛作祖啊，否则落后退步了，堕入六道轮回了，可了不得。“荷天倚剑顽石斩，动地挥鞭烈马奔”，这发展的脚步，这辈子是停不下来了。

心理治疗行业，自然也无法幸免，发展观当道，是本行业主旋律。有人说，你要发展出成熟的防御机制；有人说，你要发展出安全依恋模式；有人说，你要发展凝聚的自体；有人说，你要修通投射性认同，发展客体关系……发展正念、发展心理化、发展共情、发展自性化，这“发展”之声，嘤嘤嗡嗡，无处不在。这发展的热情“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火热之人往往内心冰冷，火热“发展观”也一直在呼唤人民群众发动洪荒之力，为其狂泼冷水。

鲁格•肇嘉的这本《发展与罪恶：发展的心理与限制》就是其中一员。书中，肇嘉梳理了“发展”与“限制”这一对理念的历史发展，向读者展示它们在欧洲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是如何互动的。结果显然是“发展观”大获全胜，其胜利之火，以野火燎原之势红遍全球。

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当然从来也不会质疑“发展观”，因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父母的父母、老师的老师，远在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开始，就是在这场发展大火中“浴火重生，新鲜烘焙”的。

追求永恒发展，这一指令深深植入我们的脑海，就像它当年深深植入欧美人的内心一样。但是肇嘉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德尔菲神谕有两条启示：‘凡事毋多’和‘认识你自己’。第二条广为传播，开花结果，逼得第一条把自己转化成‘知识再多也不够’。”

然后，欧洲人就奔驰于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失去了中世纪那种限制、停留和静观。

在欧洲人不断发展科技之时，中国士大夫一片静悄悄，本应该最繁忙的公务员们，居然都号召儒生们“半日静坐”。这些古人最终成了当代国人嘲笑和挖苦的对象，因为他们反对发展，热爱梅花、品茶和下棋。

他们的西方知音，大概就是欧洲某些炼金术士们，我们从《发展与罪恶》这本书可以看到——

如果让欧洲古代炼金术士们出来发言，他们大概都会给奋斗在医药产业链上的各位科学家差评，认为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肖子孙。因为在炼金术士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中，医药生化技术的发展和内心的修养是同步的。故而，一个医药发明者，其发明新药的动机，不仅仅是去拯救、消除外在的病痛，同时也是如何与内心的病魔、神性达成一致的过程。

拯救病人的工作，是炼金者服膺上帝之召唤，为上帝所做之工作。这个工作的动机显然不能是为了“创新”，更不能是为了“知识产权”。万万不能把发明出来的新药注册知识产权，赚病人的钱，还不允许发展中国家仿造，因为这相当于从佛像上刮金，这相当于侵犯了上帝的著作权。内心能不充满罪恶感吗？

所有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基因定位，还是讨论自恋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方案——都是有罪之人，都是注定要活在内疚感中——从弗洛伊德到今天的诸位网络大咖、主任医师、博导和国务院津贴获得者。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把众神抛到脑后，心中没有众神，则必然自封为神，而把阻扰我们发展的各种生物，无论是藏羚羊、原始森林还是印第安人，都视为需要消灭的恶魔。

肇嘉说，“无视界限的征服已然成瘾，无视死亡的存在也成了生命导向的神经症……死亡在意识领域中被驱逐，并因此导致了所有限制性禁忌被摧毁…… 弗洛伊德对这一过程有清晰的理解，他曾断言说，人类会把自己转化为代用的上帝。”

在欧洲发展观发展到顶峰之时，荣格遇到了《易经》，他在为《易经》写序言的时候，起卦得到了鼎之晋卦。（荣格 , 1958）

整部《易经》是讨论变化之道的，“发展”和“限制”，当然是变化之道中常见的两个方面。鼎卦和革卦互为表里，讨论来自上层意识的变革之道。所谓“此卦明圣人革命，示物法像，惟新其制，有鼎之义；以木巽火，有鼎之象” 。

弗洛伊德、荣格当年意图彻底革命心理治疗界，革命的根据就在于“以鼎养贤，自新新人”。领导这场革命的人需要效法鼎象端正居位，严守天命。在汤武革命的热情背后，便是“正位凝命”的冷静。

鼎三足一体，与炼金图《哲人玫瑰园》中墨丘利喷泉的象征意义一样，“三公，谓调阴阳，鼎，谓调五味”。具体到心理领域，仍然象征着我们能够整合本我、自我、超我，这三公统摄爱本能、死本能之阴阳原则，形成遵循伦理的容器之鼎，在其中调和五大原型——阴影、阿尼玛（阿尼姆斯）、智慧老人、永恒少年与自性原型。这是鼎卦之养贤之道。具体到临床上，鼎卦象征着我们工作中，要革新发展来访者的人格，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之先，必须首先具有的鼎立之气，这种气势当然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荣格学派的历史—文化观。

荣格，可以说在福柯之前就进行了话语考古学的研究，肇嘉则秉承了荣格派的这种历史文化系统，对父性、伦理、灵魂、发展等话语进行了研究。这种历史文化的宏大视角，可以让治疗师以社会—历史—政治的文化视角来看待自己、看待来访者、看待自己和来访者的问题，以及看待心理治疗这个行业本身。

比如，要是没有“发展—限制”这对矛盾失衡，就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欧洲传统文化解体，自然也不会出现“心理治疗师”这个行业，意图填补宗教解体后留下的灵魂空虚。

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文化历史变迁，就不容易理解来访者症状的文化历史意义。比如，学习焦虑，我们如果不理解它和文革、和传统科举制的关系，就容易在治疗中走极端，要么逼迫来访者拿出好成绩，要么游说来访者变成零蛋英雄。

历史文化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谅解，最终我们还会请求集体无意识众神谅解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沐猴而冠，自居为神，鸠占鹊巢，而不知罪。

历史文化视角是荣格所说的扩充技术的一种，另外一种是进步发展的视角，由“晋卦”所代表。刘一明说，“晋者，进也。卦德上离明，下坤顺，由顺而生明，用明而行顺，顺时顺理，其明日增。”这是在讨论发展过程中，一个人的意识处于如日初升的状态时，他该如何应对。道家修行者刘一明显然知道，这时候需要“顺明”，而外倾的儒家之人把这个过程投射到君臣关系中，认为这种柔顺之道是臣子对待君主的态度。

孔子在评论这一情境时，说此卦之道在于“君子以自昭明德”，行大学之道。一个“自”字，就指出了发展过程中的限制因素，刘一明说，“不明由于自，昭明亦由于自”。此“自”便是自性之“自”义，“此性本来真空妙有，炯炯不昧”，然后自知昭明，戒慎恐惧，防微杜渐，人心自去，道心自彰，气质自化，真性自现。这看起来是修道的过程，其实类似于心理治疗师在每个具体的治疗小节中，修通反移情，让自性之明从坤地之中升起的过程。（悟元子，2011）

这个时候，治疗师限制了外在治疗进程的发展，而着力于内心的发展，注意力不再游走于扩充性分析的发展之后，他限制自我，转而向内，浸洗沐浴于还原分析的黑夜。四象得以和合，五行从而攒簇，鼎器再次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