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1984年6月2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来到甘肃会宁“红军长征会师门”。左三为张援远。

 

 

 

上图：索尔兹伯里夫妇来到藏区，寻访长征路。

 

 

 

右上图：刘志丹遗孀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

 

 

 

右图：1935年5月，红军在皎平渡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包围圈。

 

(均采访对象供图)

 

文汇报记者　郑蔚

 

“凡革命达成，均须借助传奇的引领。美国革命有福吉谷，爱国者为独立而战时人人心中铭记的传奇。经历这场考验之后，华盛顿和他的战士淬炼成一支铁军，一路走向胜利。

 

法国革命是攻克巴士底狱，十月革命是攻占冬宫。尽管巴士底狱当时只关押了七名囚犯，而布尔什维克步入冬宫时里面仅有几个十来岁的少年和一些妇女把守，但这不要紧，它们已经成了革命的象征。

 

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这是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巨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之语。

 

1984年3月1日，索尔兹伯里夫妇从美国飞抵北京，是年老先生76岁，老太太70岁，三个多月后，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索尔兹伯里随后写下了有38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夏洛特则写下了18.6万字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世界高度关注，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他们为重走长征路简直是‘拼了老命’”，当年陪同索尔兹伯里夫妇重走长征路的外交部翻译、后来出任我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先生告诉记者。

 

究竟是什么,竟然让这对年逾古稀的美国老人情愿“拼老命”也要重走长征路呢?

 

“全部花费由我们自己出”

 

“大家都知道，索尔兹伯里最早萌发写长征的念头是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即　《西行漫记》)的影响。斯诺比索尔兹伯里大3岁，他早年长期在中国当记者，31岁时到陕北采访了刚刚完成长征的毛朱周，他的书深深打动了索尔兹伯里；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后来与索尔兹伯里夫妇成为忘年交的张援远先生提醒记者。

 

“索尔兹伯里的个性非常刚烈。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明尼苏达州，自认有着典型的‘明州精神’：就是愤世嫉俗、多思善问，不随流、不事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大城市、大权威、大财东、大衙门，统统反对’。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就叫　《绝不惧怕，绝不取悦》。”

 

早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的索尔兹伯里，因信奉“明州精神”为校纪所不容，没能读完大学。19岁进入合众社，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在二战中，他被派到英国和苏联采写战场报道，去过已被德军炮火炸成废墟的列宁格勒，为他日后写下　《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　这样的经典之作积累了素材。当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后，明尼苏达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答谢演讲中感谢母校当年将其开除，“世间因此少了一个平庸的化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记者。”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2年5月，中国的大门终于向他打开，他携夫人荣幸地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为一批美国人士举行的便宴。十多年后，他对此仍记忆犹新：“我注意到，他穿着皮凉鞋，步履轻快，看来是他长征时练出来的。我相信，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能在一个早晨打起背包就出发，不歇脚地走一天。那天晚上我和他道别时跟他说，我非常想寻访当年长征的路，和那些幸存者们谈一谈。他在两道浓眉之下，使劲地用我揣摩不透的探询目光看着我，却不作回答。”

 

即便如此，索尔兹伯里仍没有放弃寻访长征路的努力。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查阅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史料：有中国大陆出版的，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若只有中文本，他就雇人译成英文；有台湾地区出版的，包括张国焘的回忆录；有共产国际收藏的中共资料；有美国方面对中共和红军的研究史料等。对同一个事件，四方面的叙述描写往往大相径庭，索尔兹伯里认定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发掘有关长征的全部历史真相，把一切前所未闻的故事讲出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给书起名：“TheLongMarch，theUntoldStory”。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当他以76岁高龄实现夙愿、重走长征路时，不仅是一位饱览世界风云的著名报人，而且已是一位资深的长征研究者了。

 

“从抵达北京的第一时间起，他就提出了‘全部花费必须由我们自己支付’要求，这事关他坚持写作公正和独立的原则。所以后来每到一地，包括寻访长征的全部行程，都有接待工作人员每天为他们结账交钱。他说到做到，绝不含糊。”张援远先生说。

 

寻访长征的行程对所有人都不轻松。最初，地方上准备了比较舒适的小卧车，但索尔兹伯里拒绝了，他对张援远说：“这样的安排肯定是灾难性的”。他坚持乘坐较宽敞的面包车，这样他们夫妇俩、被他请来做顾问的谢伟思、秦兴汉将军、翻译和陪同的当地领导就可以坐在一起，边走边问边讨论，活生生的故事就会不请自来。

 

“所以，你看他是怎样写50年前红军长征出发的那个晚上——天上挂着月亮，农舍墙角堆放着南瓜，晾着一串串红辣椒，地里晚稻和红薯还没有收——这些全来自他细心的现场观察和认真查阅史料。每天车一开，他就开始问问题，每个人都可参加讨论，老头引导着大家的话题，有时在笔记本上写上一些字，我两边翻译，几乎没有休息。到了晚上，老头都要把当天的采访内容用打字机打出来，没有电灯时就点蜡烛。他那台老式的雷米塔牌打字机的‘哒哒哒’声入夜后传得很远。”张援远先生说。

 

“她用妇女特有的眼光看世界”

 

“长征!　他怎么会这样精神错乱？这不行。我不能让他去。可是我却让他去了，而且我们一道去了。”

 

说这话的，正是夏洛特，和索尔兹伯里先生结婚二十年的夫人。

 

“长征!我们恐怕坚持不下来，我们俩谁也不行。对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七十年代初期，哈里森就开始谈长征，谈到这将是一次非常伟大的旅行。多好的故事!　多好的独家新闻!　如果他能说服中国人让他去的话。自从那个时候起，多年来我一直害怕真的得到同意的信息。”

 

1983年8月17日，一个代表中国官方的电话终于送来了那个令她“害怕”的信息。其实，担心重走长征路而坚持不下来，这样的顾虑对两位古稀老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长征啊!　我当然知道它的重要意义；我知道它对哈里森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理解到这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她说，“我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会去的；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我必须同去；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张援远先生至今珍藏着当年重走长征路时三位外宾按规定必须持有的《外国人旅行证》，当时，外国人前往尚未开放的地区必须申请特殊的旅行证件。“那时很多地区省与省之间都没有像样的公路，于是，他俩骑过马，甚至是骡子。在翻越金沙江畔的一座岩石重叠的大山前往皎平渡时，我们全体不得不步行，索尔兹伯里先生还重重地摔了一跤。”张援远说。

 

与道路一样困难的是厕所。那时农村都没有坐式厕所，只有蹲坑，这对没有蹲便习惯的外国老人来说太困难了。

 

然而这一切没有影响这对古稀老人的激情。即使在索尔兹伯里先生的心脏因过度疲劳而出现问题，他们也坚持要走完这次“长征”路。

 

在为妻子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所作的序中，索尔兹伯里先生说道：“我们在中国庆祝了她的七十岁生日，她用头顶地倒立，使中国人为之吃惊(每次来中国旅行她都这样)，她进行这一表演时，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姿态优美。当我生病时，她每晚都在医院陪床。中国人夸她是‘模范妻子’。”

 

当哈里森从成都的大医院出院时，夏洛特与两位从西昌一路照顾她先生的中国女医生相拥而泣，“没有你们，他就危险了。”她由衷地感激。

 

但如果认为夏洛特仅仅是一位“妻子”，那未免太小看她了，索尔兹伯里以他曾担任《纽约时报》副总编的专业眼光评价说，“她是用妇女的眼光、用妇女特有的观察事物的天才来观察世界的。有人认为那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说法，而我却对此信守不移。夏洛特能察觉到那些最有意义的东西：周恩来衬衫上丢失的纽扣；萦绕延安大宝塔的烟雾；奔向稻田的活泼的农村姑娘，脚上绣鞋闪闪发光。”

 

夏洛特和索尔兹伯里结婚前，两人都曾有过不幸的婚姻。张援远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在贵阳庆祝了结婚20周年。前一天晚上，索尔兹伯里就悄悄要我帮他找一瓶香槟类的气泡酒，当时气泡酒可不好找，但总算找到了。”

 

他和她，真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侣。

 

“我向他们提出了最难的问题”

 

“您和索尔兹伯里相差四十多岁，几乎是两代人，重走长征路在他心目中又是如此重要，您担任他的全程翻译，刚开始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您太年轻了？”记者不揣冒昧地问张援远先生。

 

“确实如此，他开始时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之间的信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张援远先生坦承道。

 

“在我们走过的一个地方，当地同志告诉我们，自从斯诺、马海德来过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外国人来过。在不少其他地方，我们的车路过乡镇集市时，常因被发现有外国人坐在里面而寸步难移。”

 

因为与世界隔绝时间太长，而且“文革”过去还不久，当突然要面对几位白发碧眼的老外，又是世界知名记者来访，可想而知这让当地负责接待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专家学者是多么地紧张。当索尔兹伯里夫妇迫切希望听到当年红军长征的真实故事时，被访者往往说一些貌似正确的套话空话，这让索尔兹伯里夫妇十分失望。

 

“有一次，当我正认真地翻译这些套话时，发现谢伟思悄悄向我眨眼睛。谢伟思是当年常驻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著名的‘中国通’，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此凡是套话空话，我就不再‘认真翻译’了，我要为索尔兹伯里省下宝贵的采访时间。”

 

“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索尔兹伯里有他自己一贯的风格。

 

这不仅是因为“明州精神”，还因为见证过二战、共产国际、美苏冷战和斯大林大清洗的他，不仅在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赢得长征胜利的原因，还同样关注中国革命遭受过的挫折和教训。

 

“不仅仅是没有去成茅台酒厂，如果采访不到他希望见的人，他同样要发火。”张援远先生说。

 

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的遗孀，就是他期望见到的人。在他即将返回北京的前夕，这个反复提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夏洛特是这么记述这次会面的，“她名叫仝桂荣，七十九岁，人们称她与邓小平‘同庚’，意思是同一年出生的。她个子不高，比她女儿更瘦小些，活跃而有风趣，走路时拄着一根手杖。哈里森问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丈夫的，她回答说：‘那是包办婚姻。我本来不想承认这个，怕你们会笑话我。’”刘志丹出身于“有钱”的家庭，她也是如此，其实不过收支相抵而已，“她重复地说，‘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现在还很穷。’仝桂荣说，早在她还在母亲怀抱中吃奶时，她父母就许了这门亲。她与刘志丹结婚时，她十七岁，刘十八岁。显然这是产生于一个传奇的、激动人心的而又危险的时代的一种爱情关系。”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穷人揭竿而起似乎天经地义，为什么“有钱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也要起来革命？　这是索尔兹伯里夫妇非常想了解和弄清的。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为他们讲述了一个命悬一线的故事：1935年九、十月间，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北方局代表，在陕甘根据地发动了“肃反”，错杀了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200多名骨干，刘志丹也遭逮捕。尽管刘力贞当年还是个8岁的小女孩，但她依然记得，“当时在瓦窑堡门楼旁挖了一个大坑，她和母亲过去看过。有人说那些犯人　(包括她父亲在内)　会被扔进坑里活埋，还有人说他们会被枪毙或砍头然后集体葬在坑里。”幸亏中共中央及时到了陕北，救了刘志丹和不少人的性命。刘志丹被释放后，她只见过父亲一次，“我感到很陌生，过了好一会儿才敢和他接近，”刘力贞回忆说。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里写道：“毛泽东让他　(刘志丹)负责组织指挥新编的红二十八军。1936年他随军队出发东征，与国民党作战，34岁牺牲在战场上。”1943年，刘志丹的遗体移至他的诞生地保安的墓地，仝桂荣要求把棺盖打开再看丈夫一眼。她很欣慰，因为他身上穿着的是她给他做的军服。牺牲的时候，他的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他只留下一把手枪和一匹战马。

 

仝桂荣讲述时声音很轻，张援远翻译着，他看到夏洛特不断地擦着泪水。

 

刘力贞说：“我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他的精神。”

 

“长征燃起了民族的梦想”

 

历时两个多月，索尔兹伯里夫妇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夙愿。“我们在各种道路上总共行走了7400英里　(约1.2万公里)，”索尔兹伯里总结说。

 

到了这时，他才理解了当年周恩来的目光。“我1972年到北京时提出寻访长征路，我太天真了!　难怪周恩来会以蒙娜丽莎式的笑意看着我。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这难忘的旅程让他对长征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不仅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而且也因为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经历长征锻造的红军情同手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得蒋介石罢手止斗，直到最终赢得了政权。

 

“长征可能有一点类似犹太人出埃及，有一点类似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有一点类似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我也惊讶地发现它身上还有美国马车大队穿越群山和草原征服西部的影子。”

 

而夏洛特说：“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中国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了解到封建制度的不平等和令人绝望之处，了解到是怎么推翻封建制度而重新开始的。我了解到战士们以及我们见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那种种磨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些正派的、爱国的、献身于他们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改变国家的面貌；现在他们年老了，又在为保卫这些成果而工作，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失去控制。

 

“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切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要的是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从1937年因　《红星照耀中国》　而下决心为长征写就“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的史诗”，到1984年夙愿以偿，时光流逝了将近半个世纪。毫无疑问，在这近半个世纪的跨越中，索尔兹伯里先生追问“长征”的动因和内涵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他最初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那么到了70年代，他还想知道的是“走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究竟在干什么”；而在终于结束了噩梦一般的“文革”后的80年代，当年走过长征的中共领导人重新掌握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以后，他想知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后将带领中国走向何方？什么是中国的‘新长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胡耀邦、李先念等一大批亲历长征的中共领导人的采访意义非凡。

 

夏洛特详尽地记下了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接见他们的经过。

 

她写道：“我们的主人欢迎我们时，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位非凡的人物显得精力充沛，情绪高涨。同绝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他个子矮小，但充满着活力，使气氛变得热烈。”“我们从长征谈起。长征开始时胡耀邦才十八岁，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秘书长。他说，团中央委员由三十二人组成，只有十四人还是十五人到了延安。今天仅仅五六人还在世。”

 

而索尔兹伯里先生把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全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邓小平，标题为　《屹立不倒的小个子》。他在篇末写道：“长征结束至此已历五十年。在中国的漫漫历史岁月中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已经在中国社会留下来不可磨灭的痕迹，为中国的意识带来了巨大的转变。长征为这个国度播种下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团结和勇气。但现在对长征盖棺论定还为时过早。有些中国人说，也许在一两个世纪后我们才会认识到长征的真正历史意义。而现在就让我们同意中国人的看法———把长征认作是集团体勇气、奉献和信念于一身而进行的无与伦比的壮举吧。”

 

他对中国未来的关注，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

 

在他此后出版的回忆录　《天下风云一报人》　中写道：“我很兴奋。我自认仍然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不仅如此。我进行这番长而又长的奋斗，经过种种曲折，并不只是为了冒险。当时我就相信　(现在也一样)，世界的未来在亚洲。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我想，这就是本世纪的重大意义所在。本世纪不是亨利·卢斯想象的美国世纪，而是亚洲世纪的序幕。我们就是世界权力转移的见证人。这与昔日权力移向欧洲相仿：欧洲掌握了中国发明的火药技术后，便把形形色色的船队统统武装起来，驶向东方进行掠夺。

 

“现在我确信，亚洲的复兴即将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了这个大洲，这里重要的国家都得到自由。我们美国人曾参加了最后的战斗。我们打败了日本，但却为其惊人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我们原想左右中国的未来，但失败了；我们企图在朝鲜寸步不让，也失败了；尽管血战未了，但我们在印度支那的败局已定。

 

“这就是我对亚洲大陆感兴趣的原因。”

 

他的着眼点，早已不仅仅是长征，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这位一生秉持“明州精神”的报人发自内心地说道：“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