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在取器官的路上奔走十年，仁济医院医生王鑫因本报的报道　(7月5日《“器官快递员”10年风雨路》)，有了更大的名气———报道刊登后，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等器官捐献工作相关负责人均致电仁济医院了解、关心情况。王鑫更高兴的是，“器官捐献”这件事，在医疗系统之外终于渐渐被认识了。

器官捐献在我国方才起步，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医务工作者心中的地位，一名上海医生说：“这工作关系到今后每个人的命运与生死，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受益者，因此大说特说都不为过!”

这些年，王鑫强烈感受到器官捐献这项工作在“加速跑”。2012年12月，上海市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国内各地的器官捐献工作均步入起步期，一批医务工作者肩负起崭新的工作，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最关注的是———当滚烫的善心到来时，我们不要没做好准备!

市民在捐献这事上的素质超出预期

华山医院肾脏科医生张明感觉自己和同事们是被器官捐献者“推着往前走的”。他难忘2013年11月29日，一个母亲打电话找到他说：重病的女儿想捐出器官。这年，是华山医院启动器官捐献工作的第一年，这位母亲的电话，带来了第一个器官捐献案例。张明也从这年起兼任华山医院OPO(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组织联盟)秘书长。

在全上海，目前已经有8个OPO组织(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仁济医院、长征医院、长海医院、市一医院、新华医院)，形成“分片包干”。比如，华山医院OPO负责在静安区、宝山区以及五院、浦东医院产生的潜在器官捐献病例。

“一年最多一两例器官捐献”，这是张明原本的预期，以至于接到管莹母亲的电话时，他有点措手不及，“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主动来捐器官”。管莹34岁，她的肾脏后来被成功移植给了两名尿毒症患者。

这3年多，华山医院完成了18例器官捐献。张明特别感动的是，回访中，18个家庭没有一家反悔的。相反，他们认为器官捐献是对家庭莫大的安慰。

据上海市红十字会最近发布的数据，截至6月28日，上海器官捐献突破200例，是全国平均百万人口捐献率的2.5倍。

其中，在仁济医院产生的器官捐献病例占据“半壁江山”。去年，该医院经OPO获取的器官完成肾移植80例、肝移植230例，这意味着300多个家庭因为器官捐献者的善心重获新生。

张明感觉，器官捐献跟受教育程度没直接联系，这就是普通人的善心。“捐献案例中有一些是老农民家庭，他们就是单纯地认为，人没了，能救他人一命也好。稍微想复杂点，会说与其变成一把灰，不如把亲人的一部分留在别人身上，感觉亲人生命的延续。”张明记得，有个家庭就提出捐出母亲的角膜，因为这样能感觉“妈妈的眼睛还在看着这个世界”。

“对不起，我得拒绝你的捐献”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我国每年约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仅约1万人能真正完成移植。

在仁济医院，目前等待肾移植的病人有1000多人，平均等候至少3年；等待肝移植的病人有100多人。“等待肾移植患者可以依靠透析等暂时延续生命，而肝移植的患者通常是肿瘤或重症肝炎患者，有些人等不到供肝就去世了，所以名单会缩短。”仁济医院OPO协调员陈小松说。

可即便如此，张明还会拒绝一些人的捐献请求。“器官捐献不等于遗体捐献，遗体捐献的主要去向是送医学院做解剖教学，器官捐献是要移植在活人身上的，如果器官质量不好，这不等于害人？”张明说，“器官评估”是专门学科，在中国尚属空白。

OPO系统除了将器官分配带入公平时代，还有一层进步———让患者获得经过专业评估、质量安全可靠的器官。

为此，张明十分注重华山医院OPO工作规范的建立，类似SOP标准。他建起了华山OPO微信群，成员46人，包括手术室医生、护士、社工、神经科医生、伦理委员会成员等，还划分了各专业小组，比如器官维护小组。以前，医生的理念、操作都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当患者病情达到脑死亡状态时，他们得学习如何维护器官，而不是生命。“我们的第一例器官捐献者就不是来看病的。”张明解释，维护器官的用药和延续生命的用药是不同的。

如今的张明更像是指挥，每当有潜在捐献案例，他会在微信群里吼一声，40多人马上各司其职。从宣布脑死亡，到通过器官评估、伦理委员会等，其间有一道道严格流程，在华山医院，如今4-5小时就能完成这个流程。

“器官不等人，说通宵，大家就通宵了。”张明说，患者脑死亡后，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一旦心跳突然停了，等于所有器官都没用了。所以，他希望华山在OPO工作的规范上能树立标杆，以标准化的流程提高捐献的效率。

据上海市红十字会的消息，上海器官捐献的质量居全国之首。这背后，离不开一家家医院OPO组织面对这个崭新课题的思考与探索。

等得到的器官，等不到的专机？

在仁济医院，器官获取员、肝脏外科医生王鑫肩负另一项使命：当器官匹配成功时，他需要随时去取器官，很多时候是星夜兼程去外地。

这是器官捐献工作中的另一重要环节。如今，与OPO配套，我国已建起CORTS系统(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器官匹配系统。一旦有器官产生，会自动上传该系统，而后根据等待者的血型、排队顺序、医疗紧急度等打分进行匹配，并通知所在医院OPO组织。王鑫就等着被系统随时召唤。也因此，王鑫常被问到：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器官专机”？　这样可避免珍贵的器官因航班无法抵达而浪费。

这十年，王鑫蹭过别人包的器官运送专机———一个商人为救父亲，让OPO医生在温州取完器官后直接搭乘专机飞回上海，以最快的时间把器官送进手术室。

他也曾靠个人关系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负责人紧急调用了一架飞机。那次，王鑫飞乌鲁木齐取器官，他上飞机的同时，目的地城市的器官移植手术开始了。可几小时后飞机降落，王鑫懵了———这不是他的目的地。原来，目的地城市机场大雪，飞机迫降在另一城市，机场广播通知明晨再飞。“我身上背着几条命啊，器官等不起!”急跳脚的王鑫拨通了航空公司负责人的电话。这夜，机场无眠———航空公司为此专门申请航线、调配飞机、安排整套空乘人员，机场重新安检，前后花费十多万，航空公司的人说：“我们也当一回志愿者。”那次，王鑫背回一肝、两肾，最终救了3个病人。

这一切基于王鑫十年取肝攒下的“人品”。“中国人是很讲情义的，但我们不能总靠人情解决问题。”王鑫兴奋的是，这一两年，他已经感受到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在体系建设上、细节设置上的种种进步。

今年春节后，王鑫等来了我国在机场开辟的针对器官捐献运送员的绿色通道，“这不仅是进安检速度更快，而是安排你的飞机先飞；当航班延误时，还自动帮你安排最近的航班。”

王鑫注意到，随着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等组织的建立，多方正合力推进捐献事业往更高层面发展，除了呼吁公民器官捐献，还包括匹配系统完善与进一步开发，专机、专用航线的开发等。

其实，所有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人员都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要因为我们没准备好，而让珍贵的器官浪费掉，这会消磨掉公众的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