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静安应聘社区工作者，平均每个人要PK14个竞争对手。如果报名时手抖选了特别热门的岗位，祝你好运，对手可能超过100个。

上海的社区工作者岗位今非昔比了——“今”“昔”跨度大约两年——2014年开始，上海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做了一番改造，提升了他们职业的含金量。几乎是立竿见影地，马上有大批大批年轻人向社区投去简历。

原静安、闸北两区合并后，新静安第一次为全区1800多名社区工作者制定培训计划。区民政局刚开始有点卡壳：往什么方向培训他们？

答案在主管部门和社区工作者的互动中变得明朗：越来越多社区工作者把自　己的工作当成职业来经营，他们的职业诉求不是“安稳”“过渡”“走一步看一步”，他们的未来规划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期的。他们需要成为职业人。

一个社区工作者能有什么梦想？

社区工作者从来都是不被高看的人群。尽管三百六十行哪一行都能产出人生赢家，但是，大概很少有导师会为社区工作者转过椅子，深情地问一句：“你有什么梦想？”一个社区工作者能有什么梦想？

2006年，38岁的周健看到一则“社区事务所”的招聘信息。“事务所？听上去蛮洋气的嘛。”他报了名，笔试、面试、体检，然后被带到一个老弄堂的居委会门口。“哪能是居委会？”抬眼看，“哦，社区事务所就是居委，一个门洞挂两块牌子。”

居委会的老同志让周健负责管卫生，管卫生要做什么？“就是扫扫地，挂挂苍蝇笼子呀。”和周健同时分配到小区的还有个应届毕业生，小姑娘第二天就走了。

社区工作者的岗位主要分布在居民区和社区几大中心，比如综治中心、党建服务中心、网格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其中居民区工作者是大头。上海一直在为居委会的老化担忧，可是居民区又留不住人。

周健这样年富力强并长留居委会的人，实属少数，他现在已经是曹家渡街道三和花园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原静安区很早就尝试为社区工作者开拓职业空间，周健2012年转成事业编制人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他刚到居委会时，月收入才1400元，大大低于当时的上海平均工资标准。

2014年，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确定为当年的一号调研课题，重新架构基层社会的治理体制，把社区工作者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给他们减负、提薪、打通职业通道。2015年11月底，全上海有约2.88万人被纳入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

新出台的社区工作者薪酬体系规定，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是相应年度上海职工平均工资的1到1.4倍，薪资根据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专业水平等因素动态调整。也就是说，理论上所有社区工作者都可能跻身年收十万的队伍，还有向事业编、公务员转轨的可能，尽管几率有限，却足以激发从业者的投入热情。

社区工作者做到顶，能做成什么？

周健是持证社会工作者，现有的两个职业资质———助理社工师(相当于初级)和社工师(相当于中级)———他都考下来了。他觉得社会工作专业的技能对社区工作非常有帮助，是目前社区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箱”。

让社区工作者更多掌握社会工作方法，也是主管部门所鼓励的。考上社工师或助理社工师，可以为社区工作者的薪酬加码。

对周健来说，目前他在居民区“做到顶了”，在社会工作者的职称序列上也“考到顶了”。但这不代表他的职业追求也到顶了。在拿着微薄津贴又没有晋升空间的那些年，留住周健的是这份职业内在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现在也一样。

“我以前在企业做销售，以营利为目的，利己主义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而且，要完成有些销售指标可能要做违心的事，我做不到。社区做事采用相反的价值观，利他主义。”社区工作和他的价值观相投，现在职业身份明确、职业待遇提升，他确认自己会长久地做下去。周健说，社区工作和外界想的不一样，价值观的实现不靠空泛的情感输出，靠的是专业技能，“做社区工作讲究技术、讲究手势，我为了学技术，以前自费参加培训，考了两级社工证，完成了专升本。”

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做事也有自己的“手势”，但他们的经验是个人化的，无法拷贝粘贴给后来人。新的社区工作者，面对新型的社区和现代人际关系，需要更多从专业领域寻找工具。

社区工作者群体的共同经验和工具清单还在养成之中。2015年8月，上海出台社区工作者专业培训的指导意见，要求社区工作者接受初任培训———专业培训———进修培训三个梯度的培训，初任培训好比入职培训，专业培训主要由社区工作者所在的街镇相关单位提供。进修培训属于“高阶培训”，“面向社区工作者队伍中的优秀负责人、骨干人员……提高组织领导能力、服务群众能力、社区治理能力。”

静安区设计了14门进修培训课程，有一门名叫“社区superman养成计划”，选择4批共计144名社区工作者，培训社区治理方法。一个批次三节课，内容是“议事规则与沟通协商机制”、“社区自治ABC”、“认识十大工作清单”，讲师有谈判专家潘黎、民生政策研究专家朱晟。

周莉去年4月入职临汾街道闻喜路251弄居委会，8月当选居委会主任，她修完了40学时的初任培训，24学时的专业培训，今年6月参加了“社区superman养成计划”。谈判专家所讲的沟通协商技能，政研专家介绍的社区治理之道，对她来说不仅“超级实用”，还有助于建立专业自信。

周莉以前是个外企职员，为了生孩子辞职了，三四年后重新找工作，心态很保守，“事少一点，离家近点，混混日子也可以。”2008年她进了临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从健身房巡场、前台做到主管，平均每天接待1000人。中心有0到3岁的宝宝日托业务，她为此专门考了个中级保育员证书，还读完了大专、本科。把她从“混日子”的情绪里调离出来的，其实是社区工作的挑战性，“发现自己的工作有技术含量，才会越做越有劲。”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

每周两次候着微信“拍课”，现在成了静安社区工作者们的一大乐事。

周六课堂看上去有点“非主流”，“对我说谎试试——读懂行为语言”“换种思维看世界——创意点亮生活”“别说统计是个笑话——日常生活中的统计学”……甚至还有咖啡拉花、精油制作之类的动手课程。

年轻社区工作者似乎特别喜欢这种上课体验。北站街道的俞雯每到周六，她把宝宝交给老公，自己兴冲冲地去听理财课、法律课。这些东西和她居委会的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她觉得开阔了视野。俞雯2015年底进居委，第一眼了解的社区工作就“很不错”，没有周健那种苦尽甘来的心态转变。30岁的她很可能把居委工作作为终身职业，而居委会千头万绪，谁都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问题，“技多不压身”，多学点东西总是没错。

静安区阳光助残社工师事务所负责人解学勤刚刚离职创业，这位老牌社工把居委会工作者比喻成“全科医生”，把社区矫正、禁毒、青少年社工等比喻成“专科医生”。“专科医生”面对的服务群体相对单一，他们有比较成型的工作方法，通常可以得到垂直主管部门的专业支撑。而“全科医生”的职业支持系统比较弱，社区工作者队伍脱胎于“红袖章阿姨爷叔”和“4050”就业困难群体，他们总给人“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是太懂”的印象。

静安区民政局副局长黄蓓华把她朋友圈里“达人”都请来给社区工作者上课了。她说，周六课堂是一次开放性的尝试，她想从这种不用板着面孔的培训中，了解社区工作者们的需求，找到优化职业培训的切口，让主管部门也在这轮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改革中踩对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