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提篮桥下海庙 绘画/王震坤

那年，我在提篮桥闯了一个天大的祸。

上海人的语境里，“提篮桥”三个字的意思很丰富。不想骂你的时候，“提篮桥”大都被温馨地指向虹口链接杨浦的那一大块商业闹市，那儿商家鳞次栉比，影院戏院多多，实乃沪东的南京路；但是一旦你希望什么人被惩罚，或者含有诅咒什么人的意思时，那当然就是直指监狱，“提篮桥监狱”，说这三个字的时候，鼻尖夸张地往上走起，牙龈外翻，一字一吐，一付立马要送你进去的腔调。

▲提篮桥街道所在区域

那年，我在提篮桥闯了一个天大的祸。闯祸前，先要说说我的儿童记忆，因为父母双职工，我大概八个月大就被送到南市局门路一家“老宁波”的夫妇那里代养，上海人叫“领”，既没有“过继”的意思，也不是现在“领养”的意思，就是出钱请他们带孩子。这对没有儿女的宁波夫妇后来搬到了旅顺路，始终对我很好，按宁波人的习惯我叫他们“公公”、“婆婆”，我至今记得每天早晨，“公公”把我驮在肩上去喝豆浆吃大饼油条的情景，他的头发短且花白，总是对我慈祥地笑着。

三、四岁的时候，我回家了，但每年春节或中秋，母亲总要带我去看望他们，是故我们的来往始终平静地延续着，直到那天。

▲旧时的提篮桥监狱

那天是1976年的9月9日。上午我和好友张锡康去探望公公婆婆，他们住旅顺路、马厂路附近，吃了午饭，好像还打了个盹，张锡康建议去提篮桥逛逛，我们现在知道提篮桥区片位于虹口区的东南部。东起大连路，折向杨树浦路到秦皇岛路，西至吴淞路，南临黄浦江，北沿周家嘴路、高阳路、唐山路、舟山路、昆明路，放眼是成片的旧城区和石库门，老式的住宅，小洋房，以及建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式公房，想寻找景观的话，有下海庙、摩西会堂、霍山公园，虽然商业氛围不太浓厚，但借着“犹太人避难历史”的光，近年来观光人气还是比较旺的。

问题是，四十年前的人们，只注意它的“闹猛”，就算是“文革”后期，提篮桥还是繁华的，1898年设于汇山码头东的协兴粥店，20世纪初分设下海庙两侧的任和兴草药和元昌饼号，都是开设较早、存在较久的商号，到了1970年代，这些商家虽然已被其他商店取代，但繁荣仍在，1929年创设的东海电影院、1930年创设的百老汇(后名东山)、1936年开设的威星(后名大名)等影剧院和其他场所宣传“样板戏”的声势仍很盛大。我们去大名电影院看了一系列的新闻纪录片，出来就听到街上的高音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哀乐。

▲左图为旧时茂海路上的东海大戏院（现东海电影院），右图为百老汇大戏院（现东山剧场）

那似乎是下午五点左右，大名电影院对面有一家冷面冷馄饨店，紧挨着的是一家冷饮店，我和张锡康倚着冷饮店的门框吃刨冰，绿豆刨冰，1毛5分一杯，浅红的半透明的塑料杯。

1976年的中国哀乐比较多，事实上那天哀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包括满大街的人都没有想到会是他老人家，应该说是毫无心理准备的，因此，当那熟悉的名字从深沉的男中音里播报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手头的事，如同庞贝古城出土的泥人，凝固着一个姿势，有的默默流泪、有的圆睁双眼、有的眉毛高耸、有的口洞大开……

“哇……”！突然，附近传来第一声撕心裂肺的恸哭，那是冷面店的胖大嫂，她的恸哭几乎引发了整条大街的悲恸，眼镜店、五金店、日杂店、百货店、文具店、绸布店、水果店、食品店……所有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都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发呆或者恸哭。我一直有一个很致命的毛病，就是自控力差，中学里有个雨天，有人在教室里抛篮球，班主任进来厉声责问，大家都如泥雕木塑一般闭嘴噤声，只有我一看大家的表情居然觉得好笑，便“噗嗤”一声地笑了，那老师立刻奔我而来，严词斥责，我则反唇相讥，从此结为冤家。问题是类似的教训我并没有吸取，严格地说是那“病”并没有得到治疗，所以那天大家正在恸哭，突然（没办法，事情的转折总因‘突然’而起），一站在我前面的扶着自行车的秃头中年男子放了一个屁。“呱……”

这其实没什么。再正常不过的肠蠕动后的气体膨出现象。可是，偏偏我几乎无法令人察觉地“笑”了一下，那“笑”其实也只是一个面肌小痉挛，我尽管有“不自主笑”的毛病，但那天毕竟意识到现场的非同小可的肃穆，所以除了那个秃头的“肇事者”并没有人察觉我的异样，然而那一瞬间注定是我的一劫——

只见秃男“嚯”地转身一把抓住我，厉声问：你在干什么？！

“我、我没什么呀……”我当年刚20岁，很嫩很弱，吓得浑身簌簌抖。

秃男“碴”地一声把自行车的撑脚竖了起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辆加重型的可以驮重物的黑色自行车——然后攥住我苍白纤弱的手，大声吼叫：“大家来看，这个小反革命！他在偷偷地笑！大家说，这，是什么性质？！”

我吓得上颚发干，舌根发咸，一个劲地往后缩，连连说：没有呀！没有呀！

张锡康这时勇敢地站了出来（他现在还住在普陀区的曹杨八村，一个崇尚豪侠正义的工人新村），那一年他还比我小1岁，他反问那个始终在喊叫、在煽动的秃男：“你说你站在他前面，那你怎么能发现他在笑？！难道你脑袋后面长眼睛吗？！”

冷面店的胖嫂一直在我边上哭，这时也说话了：这孩子一直在我旁边，我没看见他笑啊，侬自家眼睛“打八折”了吧？

▲1980年代霍山路街景

但是，那个时代的群众们乐于见到“敌人”被揪出来，干脆把我和张锡康一起扭送到了大名电影院的治安办公室，刚站好，就被人一个大耳光打得趔趔趄趄，定睛一看，是一个穿着“安全生产”工作衣的黑大汉，我心里更毛了，他也不问来由，当时的逻辑是：凡是革命群众送来的人，一定是坏人，但看看我们如此青涩，又不免有点疑惑，便试探性地又打了张锡康一拳，见我们“不算嚣张”，便静下来训话，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们也敢闹事？！啊？！

见我们不语，就问那个秃男，怎么回事？那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编派我们，见问马上来了精神，除了绘声绘色地叙述现场，一时得意忘形竟然还非常夸张地模仿起我的“偷笑”，当即被在场的所有人呵止：防扩散！今天这个日子，你是不是趁机发泄不满？！

我们被勒令低头反省，治安办公室的人则走到一边讨论。

▲1980年代大名电影院

讨论的结果，是把我们仨移送提篮桥派出所，虹口历史上曾是“美租界”，后来与“英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商业不比南京路、淮海路，但欧美住宅之气势与规模是一点也不输给静安区卢湾区的，“提篮桥派出所”那地方七转八弯地我这几年又去探访过，已经找不到了，据说已搬过几次，反正当时的外貌有点像老式的联体别墅，外墙面的清水青砖与清水红砖相间镶嵌，很好看，走进去却是一惊：满屋子“低头认罪”的人，有当天寻衅斗殴者，有当天偷牛奶瓶的，有当天逆转“小火表”偷电的，有在防空洞里“轧姘头”的，有当天13路电车“冒充月票”的，更有一个老太，菜场里多捞了一把鸡毛菜也被揪了进来，说她借机泄愤……一个白净脸的中年民警踱了过来，慢悠悠地对我说：你的问题特别严重。

我虽然恐惧，然而心里清楚，如此莫须有的大罪，怎么能承认呢。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秃男之所以把我抛出来，无非是牺牲我而转移革命群众的注意力，避免自己的“反动气体”被追责而已，如果我承认了，就必然查因果，亦即我为什么笑，我就必然把他供出来，事实上，当下类似“囚犯困境”，他必须咬我，才能转移他可能的“罪”；我必须咬他，才能减轻我的“罪”，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只有坚不承认，才可以没事，他也可以没事，无形中，我竟成了他的恩人，尽管他占尽了我的便宜还坑害了我。

天色已黑。我们饿极而没饭吃。白净脸开始盘查我们的身份，那时没有身份证，我们也没带工作证，问我们住什么地方，打死也不开口，我那时刚结束在“上海传动机械厂”三年的“无去向代训”而被分配到安徽宁国胜利水泥厂，一旦承认势必叫“水泥厂”来带人，我觉得这辈子也就完了。张锡康彼时是“上海船厂”消防队的，他若招出自己的单位，我们也完了，双方就这么死劲耗着，大概考虑到秃男的指证毕竟是“孤证”，他们派出两位民警去冷面店找那个胖嫂调查情况。

那“害人不利己”的秃男没想到会和我们一起被拘禁，两只肿泡眼不时地毒毒地乜我们，他已招认是“上海搪瓷七厂”的工人，在什么秣陵路，此刻没法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怨自己中午“栲毛豆”吃多了，还是怨自己的横结肠、升结肠不争气，甚或怨恨我们不该“抗拒到底”？难道他拎不清吗，我若招供，他的罪孽甚至更重？

那一晚派出所凌晨1点以后开始逐渐放人，一群乱哄哄的肇事者一个个地被叫到隔壁狠狠训话，要他们从此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到发落完毕，已快凌晨3点了，去冷面店调查的民警因为胖嫂早已下班而历尽曲折地摸到了她的家，现在也回来了，迅速向白净脸咬耳朵汇报，根据他们的表情，我们可以断定胖嫂为我说了话，于是凌晨五点许三个人都被释放了。

我们是最后被释放的。出门后，一拐弯，张锡康觑机一个重拳就击倒了秃男，我俩上去就是一顿痛殴，然后发足狂奔，一步跳上13路电车的头班车，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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