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政道夫妇设立的复旦大学“莙政计划”和“望道计划”开展已有18年，在这一计划的持续期间，学校将有学术研究兴趣的本科生聚集在一起，由教授指导他们进行学术探索。这也是复旦大学本科生科研创新的一个重要举措。2014年春天，部分“莙政学者”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李政道博士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在场的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先生说，“莙政项目”是李政道先生——除了诺贝尔奖之外——为人类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它开创了国内高校本科生参加学术训练的先河，在成千上万最优秀的青年学子心中播种下学术研究的种子。

18年前的最早一批“莙政学者”中，已有人成长为国内外科研单位的学术研究骨干；同样有些“莙政学者”“望道学者”，即使最终没有走向学术道路，但也同样从这样的训练中学会了思考与质疑，了解并学习了研究方法，经历了研究的过程。

一名经过千军万马竞争而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在大学里应该学习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经典、历久而弥新的命题。一般大家都会认同：他们学的是知识、能力和素养。但怎样才能最好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则是现代大学一直追问的建设议题。在创新越来越被全社会所重视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今天的教育仍然少有“身教”，更缺“开悟”

“开悟”就是教会学生质疑、挑战和解惑的思维方法，这是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虽然做好“言教”和“开释”已属不易，但要实现高等教育创新的使命，“开悟”必然是一个时不我待的中国教育命题

美国著名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College)的校长亚当·福尔克说过一段话：教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次人为活动，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越直接，越清晰越好。美国大教育家威廉·亚瑟·沃德(WilliamArthurWard)有一段名言，原文是：

Themediocreteachertalks；Thegoodteacherexplains；Thesuperiorteacherdemonstrates；Thegreatteacherinspires。

即所谓的：经师言教，人师身教，良师开释，大师开悟。

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老总在回答“你们怎样挑选员工”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会问问题的人，需要能参与讨论的人，而这些，公司是不会教的。”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即使像复旦这样的高校，我们还没有做到普遍深入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动”，我们的培养模式仍然部分停留在“言教”(talk)和“开释”(explain)，我们少有“身教”(demonstrates)，更缺“开悟”(inspires)。

这也是李政道博士1998年设立“莙政项目”的目的之一，我们今天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支持本科生科创计划的价值，也在于此。

“莙政项目”旨在为优秀的大学生提供与大师一对一接触的机会，通过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解决，让学生从问题迷茫、路径沮丧、问题挣扎、突破欢乐的学术过程体验科学的真谛，从与导师的交流中学会品味和评价，从各种讨论会中学会聆听和表达。从过去18年的历程看，显然许多学生从这样的培养模式中受益。

在今年“毕业生之星”的最终答辩中，我发现很多候选者都参加过“莙政”“望道”项目，发表过论文。参与科创，已经成为一名优秀本科生的必要条件，“莙政”“望道”等鼓励本科生科研的各种项目，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在一步步提高。

本科生科研创新也不应以论文论英雄

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学生在科创中的卓越？学术参与规范和兴趣维持之间如何平衡？论文的多寡与研究品质之间何以权衡？

单以论文而言，我们的本科生“学者”中有很多人可以硕士毕业，甚至是博士毕业了。

但令人隐约担忧的是，现在似乎大家都在谈论发表了多少论文，发表论文似乎成为追求的目标，以为没有发表论文就是研究的失败者。在“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中，如何形成创新性人才的逐步提升的阶梯性？

我们的最终理念是超越发表论文的“卓越”，超越大家都在谈论发表了多少论文的认知，科研本身“瓜熟蒂落”式的论文发表才值得鼓励。本科生绝不能把发表论文作为追求的目标，我们尤其反对“以为没有发表论文就是研究的失败者”这样的看法。不管哪个学科的学生，哪怕只发表了一篇论文，甚至一篇都没有发表，但只要确实在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有自己的思路，这就已经很好了。

2013年，我曾经参加“莙政学者”赴台交流回来后的答辩，其中一名学生林振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哲学学院国学班的学生，当时在为某位学者做编年史，这个课题在很多人眼中都非常枯燥。他当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在我看来，他可以说是所研究对象的终结者(terminator)，也会成为他所在研究领域的“终结者”。因为，他扎实研究的方式以及态度可以让大陆很多混吃混喝的所谓科研项目被“终结”。而且他在答辩中表现出来的沉稳的心态，以及沉浸在自己研究中的满足的状态，都让我记忆深刻。

当时，林振岳参加的是“望道”项目，理论上没有机会参加“莙政”项目的活动。由于他在“望道”课题研究中扎实的工作，当时学校特别推荐他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莙政”项目暑期赴台学术交流活动，同时通过遴选推荐他参加当年底在兰州大学举行的“莙政”年会，并做主报告。

他本科毕业后读了研究生，拿到了研究生大奖中的大奖——相辉奖(全校一年12人，每年10万，可以连拿3年)。后来，我在2014年12月的《图书馆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恽敬集》的编辑。这本书获得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编辑在文章中感谢了两个人：一是这本古籍的主要整理者老前辈万陆先生，另一个就是当时不知道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林振岳。因为责任编辑来复旦查古籍资料时，碰巧是林振岳值班，但他显然不仅仅是个“搬砖工”，找出了某个篇章不同年代的五个版本，以及三个校本，而有些版本在各图书馆网上目录均未登记。正是由于他的史料收集，使得这本《恽敬集》从原先的简单校点，变成汇校、汇评，学术价值获得大幅度提升。这样，这本原来与林振岳没有任何关系的书，最后的署名定为“万陆、谢珊珊、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林振岳成为除万陆老前辈外最重要的作者。

在整个项目实践的18年里，有不少林振岳这样的人，他们各有自己坚持兴趣的方式和方法。真正对学术感兴趣，真正想成为一名学者，并不仅仅在于你多快就能写出论文，尤其是在本科生期间，成为学者的关键在于——你是否真的对所做的事情感兴趣，又耐得住性子，愿意吃苦。

有一段流传很广的TED演讲，谈到一个人最终的成功，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情商、智商，而是毅力(grit)。如果本科生学者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也许会令人高兴，但如果本科生能从学术研究项目中感悟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快乐，愿意更投入地做研究，这才更令人兴奋。

同样，仅为写论文而论文的路径，就可能“舍本逐末”。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工作的两年中，接触了很多国家的年轻学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德国的学生，他们不单单严谨，而且好像什么都懂。相反的是，我也遇到过一位在国内高校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当时他已经是伯克利的博士生，硕士期间就发表了20多篇第一作者的SCI论文，但事实上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在两年时间中发表了20多篇论文，也就是一个月写一篇论文的时候，他在每篇论文上花费的实际研究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星期。两年中，他不是在写论文，就是在修改论文，他到底学到了多少研究的方法？发展了什么研究的新技术？更不要说他是否有时间认真想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最优秀的本科生学者，应该带给导师们“怦然心动”的感觉。我参加过很多有关大学生的各种各样的答辩，我常常会问：在这个项目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例子？我们希望在越来越精致的学生项目中听到让人满意的答案。

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应以三年学徒生涯求规范

本科生的科研项目应是“三年学徒生涯”求规范。我同样不知道有多少本科生学者，是经历过所谓的“三年学徒”生涯的

每年我都会遇到希望来我的组里做课题的学生。我常常会问，你们是愿意自己做一个题目，还是跟研究生们一起做？答案通常是希望自己做。这当然好，但如果学生没有经过严格的基础规范培养，很容易导致训练不正规。

前不久，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老师韩福国参加完本科生研究项目中期答辩后说：“大多数同学仅仅停留在对文献和数据做出一个基本的梳理和解释，并未表现出对学术问题的钻研精神，以及对学术问题强烈的解释欲望，这是未来我们的项目发展及审批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也值得所有的老师和学生深思。

本科学术很可能是大学生真正接触正规学术的第一步，这一定要走“正”了。

一个原创的想法(idea)如果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可能会“不了了之”，同时，没有合理规范的学术项目操作，最后也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他们会缺少对学术研究的尊重。同时学术诚信是第一位的，尤其不能出现“学术造假”和“弄虚作假”。

获得图灵奖的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约翰·霍普克拉夫(JohnHopcroft)在谈到鉴别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才实学时说，“这很简单，只要选三位相同专业方向上的优秀科学家，问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如果两个人以上没有听说，那这个人肯定不行。如果听说过，那么可以问第二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如果知道，而没有读过他的文章，这个人也不是上佳人选。如果读过，那么问第三个问题，这个人的论文有什么学术贡献？要是说不出印象深刻的贡献，这个人还是不行。”

从这段话，每个人都应该有所感悟，选拔人看他发表了多少影响因子的论文吗？没有!

看他发表多少篇论文吗？没有!看他影响因子总和吗？更没有!这三个问题应该让年轻学者努力的方向一目了然。

作为一位本科生学者，只在学术上走了一小步，但一定要走对。走对意味着，做学术，一定要有深度，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但也需要宣传自己。所谓宣传，是要与国际学术圈互动。我听过不少本科生学者的报告，但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我们的本科生在这方面训练要加强。要学会用很简略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工作的高度和影响力。这是大家获得承认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现在的杂志太多了，即使在影响因子很高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看的人也不会多。但如果在专业会议，尤其是重要的国际专业会议上做一个精彩的报告，就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品味成正比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最终能达到的高度，是与他的品味相联系的。而品味的提高，就像威廉姆斯学院(Wi１１iamsCo１１ege)的校长所说，———来自不断与大师以及志趣相投的优秀群体的交流互动，不断挑战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参与本科生研究计划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更重要的是，若干年后，每个人回想起这段经历时都会意识到，这人生中迈出的普通一步，使得大家有能力也有愿望通过一次次类似“莙政”“望道”这样的项目，增强能力，锻炼意志，提高品味。

这也是本科生科研项目的目标，否则，我们也只能培养出像过去2000年中产生的绝大多数状元那样的人才，昙花一现，但趋于平庸。

复旦大学在推动学生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对项目评审过程严格把关，一旦发现诚信问题，负责项目的办公室可以随时终止哪怕已经进入“终期答辩”的项目。当然，我们也在项目设计中采取了真正灵活创新的环节：学生大学毕业了，出国留学了，项目可以带着走；什么时候完成了，什么时候回来答辩。这真正地遵循了学生的创新兴趣问题，不让刻板的制度“框死”了本来渴望的兴趣，真正让学生有耐心遵循学术的规律和研究规范。

参加科创项目的学生，经过评审老师的严格评审、中期进展答辩和终期结题答辩，逐步体验学术的规范性。尤其是在跟随自己的指导导师进行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前面所说的“言传身教”，乃至于“开释开悟”。

老校长李登辉先生1943年在为毕业纪念刊题词时有一段话，可以媲美于梅贻琦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说，“今日诸生步出复旦之门，终生将留有复旦之符号。诸生与复旦之此种关系，将永继续。诸生一生中如有成就，复旦将蒙其光荣，若有挫折，则亦牵累复旦，同受其害。须知造就学生者为学校，而造就学校者则其学生也。”

倘如此，则大学创新之精神可以永继，国家创新之使命可以持续。

(作者为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