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规则是否起效，交通安全、畅通能否实现，于社会管理者一方而言，需要其爱岗敬业、执法有力；而于被规范者一方来讲，则亟需其从己作起，知法守法，总之，需要社会各参与方的共同努力。

近代中国的市政管理者，为使交通法规深入人心，做了大量的交通安全宣导工作。早在上海开埠之初，1873年，外国租界当局就曾登报《禁止中道行走告示》：“租界各处马路，原多马车来往；行人宜走两旁，庶免彼此碰撞；特谕老幼男女，各宜遵守莫忘；切勿中道冲行，临时不及避让。” 登报告知，是为了最大范围地周知大众；将告示编辑成诗，显然是为了方便牢记与流传。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交通安全宣导情形。

随着近代中国城市的交通工具式样日渐繁多，交通局面日见严峻，交通法规亦愈来愈多、愈来愈细，先前登报的一纸“告示”显然已经不敷容纳如此庞杂的内容，交通安全宣导活动亟待更大规模的社会动员。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战火中的中国民众以租界为安全岛，上海两租界内涌入大量难民、车辆，使原本就已经拥堵的城市街道更是拥堵不堪。不仅如此，“内地逃难者靡集于上海，不明交通章程，不知行路趋避，陡见风驰电掣之车辆，辄惊惶无措，进退失据，遂遭不测。更有驾驶者不顾路人拥挤，掉以轻心，而谓人必我让，讵知车竟伤人”，“去年一年（1938年）之间，上海两租界车辆肇祸案件多至15,183件，死伤5,166人”， 此时此刻，上海两租界的交通已无任何安全可言。

“惄焉以人命为忧，惕然谋预防之道”，1939年、1940年连续两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资、企划，联合法租界，掀起了一场为期一周、大规模社会动员的“交通安全第一运动”。时人于《申报》呼应道：“安全运动，治标之计也”，“今得租界当局一番整顿，广事宣传，使人人知马路如虎口，不容轻蹈，同时尤严格执行交通章程，毋得儿戏人命，使运动成为行动，诚市民之福也。”

上海两租界的这场“交通安全第一运动”的确得到了上海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与大力支持。1940年11月，在第二届“交通安全第一运动”开启前一周，即有沪上诸多社会团体、机构纷纷表示愿为此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如：

各电台除西电台由裴克副巡长播音外，中国电台已允在期内播唱安全唱片二种；

游艺界张冶儿、刘子云、李竹庵、黄兆麟、董天民等闻亦允在电台或场子，努力宣传，以翼减少道路惹祸案件；

安全旗、爱兰牙膏公司所捐赠之二十八面大长旗，当于期内在两租界各要路口张挂，以冀唤起市民在路上之注意。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上海两租界举行的“交通安全第一运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租界内的交通管理秩序亦得以重新恢复。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之“警务报告”称：“本年所发生之意外事件，计比去年减少百分之十二强，足见是项运动之成绩。” 20世纪40年代，战火中的上海市政管理者历经多次更迭，但“交通安全宣传周”活动却都被秉承了下来，亦可从见“交通安全宣传周”的社会功用。

宣教工作虽然见效慢，但长期来看反而更能降低执法成本。交通整治并非只是管理者和交警单方面努力即可见效，需要加强对民众的宣讲，从源头上减少交通整治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