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像，1997年摄于三里河家中。(均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1950年，摄于清华大学新林院宿舍。那时，杨绛先生正在翻译《小癞子》。

 

 

2007年仲夏，杨绛在三里河家中。

 

1980年，杨绛在家中读书。

 

本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了。

 

除了铺天盖地的悼念消息，她曾经生活的空间一切如常，静悄悄的。近年来一直闭门不出的女主人仿佛只是突然出门遛了一趟弯儿。

 

她踏上了　《我们仨》　一书中所说的那条“古驿道”，在与女儿、丈夫分别失散19年、18年之后，他们仨又重聚了。

 

她管这叫“回家”；而她生活了近40年的南沙沟，成了通往天堂的“驿站”。

 

“驿站”厅堂的条案上，摆着一尊仅10公分高的锡像，那人手执长矛———堂吉诃德的锡像。

 

杨先生喜欢堂吉诃德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杨先生专门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　《堂吉诃德》，译本作为国礼，由邓小平送给了西班牙贵宾。

 

文弱的杨先生也是有点儿堂吉诃德精神的。“文革”中，“牛鬼蛇神”敢于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社科院外文所就她一个。她在钱锺书“黑材料”的大字报底下，贴了　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批斗她时，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

 

她守护的既是丈夫，也是真相。总有些东西，是杨绛先生必须拼力守护的。

 

比方说2013年春，有拍卖公司想要拍卖钱杨书信，除了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年逾百岁的杨先生还拿起了法律武器。胜诉获赔的2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用于普法讲座。她不图钱，她要守护的是公序良俗。

 

如今，她在“回家”路上还想守护一样东西———安宁。让自己走得安宁些，也尽量不要打扰到大家。她是趁着夜幕走的，当我们在安稳的睡眠中醒来，注定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揪心———她给以自己为标志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杨绛先生的心意与钱锺书先生的心意，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80多年前，他们因为“做做学问”的共同志向走到一起；如今，在她与这个世界告别时，她要用和钱先生一样的告别方式：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

 

让我们尊重这位世纪老人的最后心愿，让她安安静静———“回家”。

 

而此刻，我不必去医院，不必去她家；我仅以曾经数次拜访杨先生的“小友”身份，回忆过去的美好片段。

 

那是她百岁前后一段无比安详的时光。

 

既清又静

 

“《洗澡》是我的试作”“我从来不会涂那么多胭脂”

 

2009年中秋节前夕，受朋友之托，我前往南沙沟杨先生家，为她送去上海产的“杏花楼”月饼。那是我第一次见先生。

 

我走进客厅时，写字台前的杨先生迎了上来。几句之后，她知道我也是无锡人，便拉着我坐到长沙发上，用家乡话与我聊天。杨先生乡音未改，前几日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来访时，他俩也是说无锡话。

 

杨先生已近百岁，眼明心亮，听力渐失，既“清”又“静”。她有个助听器，但没有调试好，每次佩戴，总觉得哪里不对，有时干脆放置一边。她倾着身子，我对着她耳朵喊话，她要是还听不清，我就把想说的在纸上写下来。

 

杨先生走路虽慢，但稳稳当当，用不着拐杖。她领我参观居室，水泥地、白粉墙、裸露的水管和电线……30多年前住进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厨房里的擦手巾破了，但洗得白白的；卧房内，单人床边放张躺椅，夜里睡床，午休睡躺椅；书房的书桌上，摆着砚台和稿纸，还有一面边缘生锈的放大镜。我拿起瞧了瞧，问：“您用的吗？”先生回答：“我用来当镇纸。”书房的墙上，挂着冯其庸画的卧梅图。

 

书房偏暗，客厅亮堂，杨先生白天在客厅看书，晚上在书房写字。我那会儿并不知道她刚刚开始中篇小说《洗澡之后》的写作，但我们聊到了她的《洗澡》。

 

《洗澡》是杨先生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被文学家施蛰存评价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杨先生却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这天，我和先生聊起了《洗澡》中的幽默片段，比如施妮娜的一双眼睛“似蹙非蹙”。先生笑了：“哦，那个‘大河马’啊!”

 

先生从厅堂的条案上取了一本书———吴学昭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是吴宓之女，吴宓是钱锺书先生的老师，吴学昭这本《听杨绛谈往事》，是唯一经得杨先生本人认可的传记。杨先生指着书里配的一张老照片，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从来不会涂那么多胭脂。”我一看，那其实是后来拿到影楼染色的黑白相片，两团粉粉的胭脂，敷在她年轻秀美的脸颊上。在彩色相片技术面世之前，染色可以使黑白相片略具彩色效果。书里夹着卡片、书签等旧物。杨先生翻到一处，突然自言自语：“这个不看了，伤心。”我瞥见是个相片袋子，猜到这也许和钱先生有关，只觉心口一紧。

 

杨先生把书重新放回条案，返身时就已经调整好了情绪，指着我的裤子说：“真好看。”那是一条民族风裤子，中缝处有一些绣花。保姆吴大姐在一旁打趣：“你们都是无锡人，是两个无锡美女。”先生甜甜糯糯地说：“我就知道你又讨我喜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我随吴大姐一起，管杨先生叫“奶奶”。

 

临走前，先生在我带去的两本书上签名，《我们仨》用的是“存览”的字眼，而《走到人生边上》用的是“览正”。她专门指出后一本书为什么用“览正”：“我在里头提到了‘鬼神’、‘灵魂’等话题，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跟我讲。”

 

《走到人生边上》　是杨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散文单行本，其间夹杂着大量玄幻、命理等内容，沉静诙谐的文字有着雍容优雅的气派，那是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生死话题

 

“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还是清淡的东西最好”

 

再去时是2009年末，元旦前夕。这天，杨先生午觉睡得略晚，我15时到她家时，她还没醒。吴大姐同我在客厅随意扯扯家常。我们不必压低声音，任何声音，包括电话铃声、敲门声，都不会打扰到耳背的杨先生。据大姐讲，有一次，她出门忘了带钥匙，“往家里打一百个电话，奶奶都不接，敲门、砸门，里头都没动静”，最后只能让物业叫来开锁的人。

 

大姐是1996年起跟着杨先生的。那年，杨先生85岁，身体却远没有现在好，“奇瘦，走路颤颤巍巍，得扶着墙”，心力交瘁奔波于一西一东两家医院，医院里有她病重的女儿和丈夫。两年后，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去，受到致命打击的杨先生陷入重度失眠，夜里需要吃两次安眠药，先吃两颗安定，睡到半夜又醒，再吃一次，接着睡。

 

杨先生说过：“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杨先生的逃避方式便是埋头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书中苏格拉底就义前从容不惧与门徒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杨先生，给了她一个人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开始“打扫现场”：女儿生前想写的《我们仨》，她来写；丈夫生前积累的7万多页手稿，她来整理。2004年，杨先生在一次久病痊愈后起笔写《走到人生边上》，这时的她越来越释然，身体渐渐好转。吴大姐说：“奶奶生活很有规律，爱清静，过年也不喜热闹，常常是我们两个人过。我跟奶奶的13年里，只有一年春节是回家过的。”平时，吴大姐一周回家一次，一天内来回，提前烧好饭菜，杨先生自己热了吃。

 

先生一日三餐吃得很固定：早饭吃得最多，一起床，先喝两杯白开水，再来一勺蜂蜜，接着再喝几口白开水。稍歇，吃个苹果，随后是一大碗牛奶麦片粥，加一颗煮鸡蛋。上午看书之余练一会儿八段锦。中午，吃一点点米饭，菜是一小段清蒸的鱼，一份绿颜色的蔬菜，再吃一碟用大棒骨肉冻化开后热拌的黑木耳，撒上香菜和香油。午觉睡醒后吃点儿水果。晚上，喝好几种杂粮熬成的粥。

 

吴大姐曾指着电视里的烹饪节目问先生：“您馋不馋哪？”先生摇摇头：“以前都享受过，还是清淡的东西最好。”先生对饮食的自控力非常强，数年内，仅有一次因为多磕了几颗松子而肠胃不适。她的自控力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写过一篇叫《吃饭》的杂文，文中对满足口腹之欲而让肠胃受罪的做法甚是不齿。

 

快16时了，杨先生还没睡醒。我说：“不着急，让奶奶自然醒多好。”大姐说：“她该起了，要不影响晚上睡觉”。

 

我随大姐一起去杨先生的卧室。只见先生躺在床边的躺椅上，没有脱鞋的脚搁在接出来的凳子上，被子蒙住脸。大姐轻轻碰碰先生，先生就醒了，揭开被子，看到我，拉住我的手，笑意从她的眉眼里、嘴角边浮出来。大姐拿了件墨绿的外套，问：“穿这件吗？还是穿黑条绒的？”先生说：“黑条绒的吧，漂亮一些。”我乐了：“奶奶本来就好看。”先生接口：“奴奴生得丑，驴见踢，马见走，骆驼见了翻跟斗……”

 

午觉过后，是杨先生的水果时间，吃的是猕猴桃。先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的心是酸的。”我没听懂，她又说了一遍，我这才明白她说的是“心衰”。原来，2008年生日过后，先生在体检时查出心血管不好，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太好了呀!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心血管不好有四个好处。”先生特别有条理地一一讲述，“一是这个病不传染；二是这个病不是什么外伤或炎症，不脏；三是这个病不是脑血管出问题，不会影响脑子；四是这个病‘干脆’(意思是要‘走’的时候就那么一下子，不痛苦，不拖累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先生触碰到生死话题，全然没有我想象中的沉重，仿佛我们只是继续聊着家常。

 

感念师恩

 

哽咽回忆振华女中老校长不希望大家前来为她祝寿

 

2010年春节前，我又去看望杨先生。洗完手进客厅，发现吴大姐正在摆弄杨先生的助听器，原来，先生装电池装反了，电池盖卡住了。我接过助听器，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用力一拔，拔出了电池盖。大姐重新装好电池，把助听器给杨先生戴上，然后像哄小孩一样对先生说：“奶奶，以后装电池(钮扣电池)时，大头靠里，小头靠外……”先生“哦”了一声，有点害羞地笑了。

 

我说：“奶奶，过了年，您就100岁(虚岁)了，我送您一件小礼物。”便掏出亲手为奶奶编织的袜套，“奶奶，上次我看您在躺椅睡午觉时穿着鞋，把脚搁在方椅上，怕您不舒服。以后您睡午觉时，或者晚上洗完脚后，可以套上这个，又暖和又透气。”先生爱不释手地抚摩着袜套，看了又看，问：“你从哪里起头的？”我就告诉她，“从袜口织，袜跟处来回挂针，先收针后放针，袜尖缝合，一根线到底。”先生不停地应着，点着头。先生善编织，曾给钱先生及女儿钱瑗打过很多毛衣。

 

先生脱了鞋，要试一试。一试果然合适，她欢喜地说：“多好啊!”“那我下次按这尺寸再给您编一双，轮换着穿。”她点点头，就像个享受儿孙们孝敬的幸福老太太。

 

收起袜套，我问先生最近看些什么书。她起身拿来一本，是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写的《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苏州十中的前身是振华女中———杨绛先生的母校。这本书是杨先生介绍给出版社出的，不过，她并不完全同意书中的说法。在她看来，“最中国”这三个字是和创办振华女中的老校长王季玉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学校收归了公有，改了名，男的女的都可以念了，就不好再说‘最中国’了”。奶奶谈老校长的时候很动情，说一辈子单身的王季玉守着学校的一间陋室，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全心扑在学校、学生身上，只当是“嫁给了振华”，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教育事业当作爱情甚至生命的女人，却在建国后的“洗澡”运动中被迫离开了教育岗位。当老校长后来再来到校门口，抚摸门前的石狮子，想到世事无奈，该有多么心酸!

 

杨先生是用哽咽的语调回忆这段往事的。日军侵华期间，振华女中迁址上海办振华分校时，王季玉聘请得意门生杨绛担任校长，杨先生对恩师的感情，是经历最悠远时间而仍旧舍不离化不开的。

 

先生翻着《我在“最中国”的学校》，跟我讲书里的照片：这是校门……这是西花园……这是闻道廊……不过，她也隐约流露：“王季玉老校长的雕像一点都不像她”，“很多楼是后来盖的，我根本没住过，有幢楼却被叫做“季康楼”(杨绛原名杨季康)……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杨先生的小说　《洗澡》。杨先生告诉我，胡乔木曾经向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推荐：“你一定要看看杨绛的　《洗澡》。”梅益便向杨先生讨要该书。杨先生给了，给的时候心里嘀咕：“他怎么不去买一本呢，或者，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赠我一本？”后来又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先生大胆问：“你把《洗澡》拿了去，也该把你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我一本吧。”梅益这才回赠。

 

杨先生感叹，梅益去世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不用他翻的英译版了，改用别人翻的俄译版，这样更忠于原著。

 

杨先生平时很少出门，但对窗外事，她还是很关心的，主要的渠道是报纸。先生告诉我，2004年12月，《财经》杂志探望她时，她说自己最想不通的就是利息税：“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财经》随即刊出文章，称杨绛呼吁取消利息税。2007年“两会”的时候，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两会上提议取消利息税，并说这一想法最早是由杨绛提出的。吴敬琏后来见到杨先生，笑道：“您向我们经济学界开炮啦。”

 

2010年是杨先生百岁虚岁。这个大寿怎么庆祝，已有很多人前来或者来电商量方案了。社科院提议办个生日庆祝会，并纪念钱锺书逝世10周年。杨先生婉拒了，理由是钱先生生前表示过，不要为他举办任何纪念会，她不能违背他的心意。但又不能不让人纪念，于是杨先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可以出版一本纪念钱先生的文集，“用文学的、安静的方式来纪念，他应该是同意的。”

 

至于杨先生本人的生日，她不希望大家前来为她祝寿。一是因为她喜清静，二是因为那时候是大热天，人来人往，主客都容易疲劳，且她不宜吹空调，客人恐怕会不太方便。她也想了一个两厢方便的好办法———要为她祝寿的人，就在自家吃碗面，“汤面炒面捞面、面上放什么浇头，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那碗面，就算是为我祝寿的；我呢，也在家吃面，自己给自己庆祝。这不是很好吗？”

 

不知不觉中，杨先生与我聊了一个半小时。我怕先生太累，起身告辞。先生为我演示了八段锦中弯腰扶足的动作，活络活络筋骨。走之前，我借了那本《我在“最中国”的学校》，打算年后再去还。告别时，先生竟主动提议：“下次我和你照几张像。”接下来的好些天，因为她的这个提议，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美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