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这是我长到十几岁来，第一次离开贫民窟，看到外面的世界。”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当地学生对23岁的孙晓说。那天，孙晓和几位志愿者在朋友的帮助下，为马萨雷贫民窟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一次大学游。孩子们穿上了　自己最好的衣服，以及志愿者们为他们买的鞋子，来到了当地非常好的一所大学里，吃了食堂，参观了校园和图书馆。回去之后，孙晓在孩子们写的日记中，看到他们感慨外面的世界“房子多么漂亮”“食物多么好吃”，还有不少学生写道，自己会努力学习，获得资助考上大学。

那一刻，孙晓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公益的价值所在。

2015年夏季，孙晓来到非洲做公益项目。她当时在读大四，本科学业告一段落，于是打算利用这个间隙参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间隔年”公益计划，成为该公益项目的首批受助者之一。申请成功后，孙晓来到肯尼亚，为当地贫民窟的孩子建学校。

相比起青基会的其它公益项目，“间隔年”计划面向的群体更广泛，也更加紧贴时代。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希望有志的年轻人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能思考自己未来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义，然后再进入社会。这时候，年轻人除了具备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还会具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5月，时值“间隔年”计划实行一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正在美国访学的孙晓，听她讲述了这段生命中极为特殊的公益之行，以及她对“间隔年”这一公益形式的思考和感悟。

在“两个世界”间穿行

尽管行前做了不少功课，但下了飞机后，孙晓还是为真实的肯尼亚所震惊，这里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贫穷。城市里的公路很平整，还有不少高架桥，马路上开的多是日系小汽车，天空中盘旋着直升飞机。城市里有一个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还能买到从中国进口的“老干妈”。

来非洲之前，孙晓花了不少时间说服母亲。因为母亲担心非洲条件落后，还可能有疫病流行，但孙晓认为，“间隔年”的机会来之不易：“年轻人就应该去最远、最陌生的地方体验一番。”

她参与的公益项目，是为肯尼亚贫民窟的孩子建一所学校。这大概也是当年所有受助者的“间隔年”计划中，最艰难的项目之一。连指导老师都善意地提醒过她，由于当地民情特殊，沟通困难，项目在推进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在此之前，肯尼亚马萨雷贫民窟的黑人小孩们在铁皮房子里上学，整个学校没有厕所、没有窗户，光线昏暗，屋顶漏雨，孩子们常被破旧铁皮划伤而感染疾病。新的“造梦学校”是一栋能够容纳原小学100多名孩子的两层竹木结构小楼，宽敞明亮，设计精巧，一楼活动室还能灵活变换空间，为平时的课堂活动及周末社区活动提供充足的场地。

驱车向着马萨雷缓缓行驶，不一会儿，孙晓就看不见商场和别墅了。窗外是歪斜的贫民房和畜牧栅栏，小贩的叫卖声取代了车辆的轰鸣，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使车子颠簸起来———内罗毕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以这种直观的方式在她眼前展现。

马萨雷是内罗毕第二大贫民区，但这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路边有音响店、手机店、服装饰品店，出售质地不一的二手货。道路上来来往往的是改装后的小车、板车和单车，大多已经破旧磨损；路边有小贩在卖炸薯条、干鱼仔、番茄、牛油果和卷心菜，边上是嗡嗡作响的蚊蝇。

此外，马萨雷的治安也不如市中心，勒索、偷盗、抢劫等罪案时有发生。有一次，孙晓在马萨雷贫民窟里的一家餐馆里吃饭，看到电视里在播放自己喜爱的欧美综艺节目，于是拿起手机拍了几张，想发给她的伙伴们分享。这时，三个斜挎枪支的彪形大汉走来，厉声询问她在干什么之后，夺走了她的手机。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勒索”，孙晓怒不可遏，倏地站了起来。一个当地小伙子见状，立即拉住她，半拖半拽地把她“藏”到了餐馆的厕所里。他在门外轻声说：“你在这里冷静一下，我去跟他们讲，过一会儿就把手机还给你。”

“那时我尽管愤怒，但也非常感动，马萨雷的平民很少敢和佩枪者发生冲突，但他愿意为了我去交涉。”孙晓说。

在这种环境下，孙晓不敢单独自由活动，必须要有安保人员随行。入夜前，她必须离开贫民窟，回到志愿者共同租用的房子———那里距离贫民窟并不远，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栋小屋连着花园，还有保安执勤。

每天，孙晓都在“两个世界”中穿行。贫民窟里大部分人的日工资只有几十个肯尼亚先令，尚不足人民币5元，有些人一天的收入仅够买几个烙饼果腹。大部分家长都很想送孩子去上学，因为学校包一顿伙食，尽管食材十分匮乏：只有大米饭、花生和土豆，偶尔有蔬菜和水果，但从来没有见过肉。而走出贫民窟，在富人区的商场里吃饭，一顿中餐可能就要几千肯尼亚先令。

尽管内罗毕的贫富区混杂，但两者却保持着奇异的彼此隔绝的状态：“外面的人不会沾足贫民窟，里面的人也从未想过走出来看看。没有铜墙铁壁，却胜似铜墙铁壁。”

杜绝“简单的施舍”

在新学校的工地上，孙晓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杜绝“简单的施舍”。其他志愿者告诉她，曾经有几个加拿大人来这里建过学校，因为时间原因，他们无法监督工程，把筹来的资金交给了小学校长，就回国了。次年过来一看，发现并没有新学校的影子，不仅如此，当时的校长还卷钱跑路了。

孙晓所在的造梦团队也遇到了种种麻烦。他们聘请的工程队，多是在建学校附近的邻居———这不仅是当地人的强烈要求，也是公益的目的之一。结果，由于工人缺乏技巧和经验，施工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纰漏，建筑师王晓宇不得不天天监工，一刻都不能离开。大到房屋架构，小到石块质量，全部都要亲自过问、手把手指点。但不久后，工程队却闹起了罢工，包工头要求涨工资，双方一直闹到了政府，最后由当地一名区长负责调停。

“在调停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负责人阴斌斌拿出合同，拒绝了不合理的要求。他表现得有理有据，‘气场全开’，最终将对方说服了。”孙晓回忆说。她发现，剥开公益外面“高尚”、“无私”、“博爱”等高大上的外壳，其内在的本质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往后，即使步履再艰难，她和伙伴也会咬着牙将难关一一攻克，坚持下去。

在国内读书时，孙晓也参与过公益活动，比如为农民工子弟辅导课业，陪伴聋哑孩子游戏。当时她的心态十分单纯：“觉得孩子们挺可怜的，需要帮助。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帮助。”但来了非洲，情况就大不一样，“走在路上时，警察会叫住我，盘问半天。我说自己是来这里做公益的。他们还会继续追问说，是谁允许你在这里做公益的？”

肯尼亚的经历让她看到了更复杂的现实，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公益并非全然充斥着理想色彩，在肯尼亚，她既看到了善的一面，也看到背后的阴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才更接近于公益的本质。

“公益不是施舍，而是改变。”孙晓说，教育无疑是改变落后最好的方式，它比经济援助的意义更大，也更加行之有效。“过度的经济救助，反而会滋生受助对象不劳而获的思想。”在肯尼亚，孙晓也遇到过当地人向志愿者无故索要的情况，她也渐渐学会了委婉而坚定地拒绝。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病人，对我喊：给我钱，给我药，我很痛苦。我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现在有事要忙，你可以去救助站反映你的情况。如果非常严重，我会请医疗志愿者来帮你看看。’尽管是来做公益的，但你要非常克制，不能予舍予求，否则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她说。

“我给非洲带来了什么”

艺术无疑是马萨雷的一抹亮色。在贫民窟，最好的营生是做小本生意或者打工，却有许多人选择成为艺术家。孙晓遇到过热爱说唱和街舞的年轻人，对方说：“音乐在我血液中流淌。”还有一位喜剧演员，说自己最快乐的事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一位流浪画家靠艺术难以为生，只能去打零工，尽管温饱不济，但依然会挤出钱买画布和颜料……

留意到这个现象，志愿者们决定在马萨雷组织一次贫民窟的“达人秀”：“教育不仅仅是教授数学、英语这样的技能，也包括美育。艺术能塑造人的精神，你会发现这里的艺术家尽管贫穷，却绝不去做偷盗之类的事。”

说干便干，志愿者们立即分头组织起来。孙晓负责的是宣传工作。她宣传的第一站是马萨雷当地的艺术中心。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和善热情的小伙子，他们正在唱歌、跳舞，并盛邀她加入。玩到下午四五点，孙晓说时间不早了，打算回家，问他们愿不愿意送送自己。结果呼啦啦地，有六七个人站起来说要送她。自那以后，孙晓就不再需要安保人员了。走到哪里，都会有认识的当地朋友主动保护她。

后来，她和朋友们租了一辆卡车和一套音响，放着欢快的音乐在马萨雷各区域来回转悠了七八圈，宣传他们的“达人秀”。负责主持的是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他用说唱的方式一遍遍宣传着即将举行的“达人秀”活动。这个宣传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夜色下的马萨雷徐徐展现在孙晓眼前：许多小贩出来摆摊了，她看到他们在贩卖杂货、蔬菜、水果，以及一种当地特色的三角形“油条”，烛光在摊位边上跳动，“非常有美感”。

贫民窟的“达人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登记参赛的小组有80多个，但最后来了100多个小组，几千名群众将活动的广场塞得水泄不通，人群一直到晚上10点才散去。散落在贫民窟各地的艺术家们，也借此获得了互相沟通的契机，建立起了联系，甚至诞生了不少艺术组织，现在孙晓还能在Youtube(一家国外的视频网站)　上看到他们的表演。

离开非洲后，孙晓不止一次地思考：“我究竟给非洲带来了什么？”马萨雷看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里的人也依然如往昔般遵从着属于贫民窟的生存法则。但是，志愿者们的努力，却在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无业者有机会自力更生，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艺术家有机会一展才华———这其中，或许会有人把握住那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马赛马拉草原上，孙晓曾看到过惊心动魄的一幕：躲藏在草丛里多时的狐狸，突然闪电般扑倒一只落单的幼鹿。她只是看着，轻轻喘息，却并没有出声，虽有不舍，但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她说：“那时我想，大部分时候，人类的社会或许也是这样，竞争是天然存在着的。不过，人之为人，就是因为有善良和友爱的存在，才冲淡了现实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