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水印须经过勾描、雕版、水印、装裱四个环节，工艺繁复。(朵云轩供图)

本报记者　陈熙涵

很多年轻人觉得创造比复刻更酷更牛，然而，在延安西路一幢灰色小楼里，工作着一群80后和90后，他们从美院毕业便来到这里，安于恒常的复刻工作，不仅难有扬名的机会，还或多或少面临着生活清贫的考验。他们是朵云轩木版水印团队的年轻人，正是他们用复刻技术创造着艺术，并且传承践行前辈“急不得、懒不得，方能成”的匠人精神。

团队里有一半都是“80后”“90后”

木版水印，顾名思义就是木刻雕版，颜料以水调兑，印之于素纸或绢。这项与雕版印刷术一脉相承的技艺源自隋唐，流传千年，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匠人的传承。

好的木版水印做工之复杂细致，让人叹为观止。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朵云轩印制的任伯年　《群仙祝寿图》，分版2000多块，勾描画了6年，套印翻动纸张上万次———完成整套工序，历时8年，令原作中的枯笔印迹丝丝缕缕完全重现，令人叫绝。

朵云轩木版水印团队刚刚完成的一单，是宋代花鸟画名作———赵昌《写生蛱蝶图》。为活灵活现地再现画面上那三只蝴蝶呼之欲出的意趣，雕版环节就花了5个多月，制作了38块木版，套色不下上千次。陆燕玲，一个1987年生的女孩。她是赵昌《写生蛱蝶图》水印环节的技师。每天早晨8点，她来到水印室，打开加湿器，闭紧窗户，抄起喷壶，把撑干的画纸重新喷湿、压透，半小时后，准备才刚就绪。“水印自然离不开水。”陆燕玲笑说。举棕刷，掸刷少许淡墨于饾版，再提毛笔，蘸补一些浓墨，拉开宣纸，覆上饾版，在纸背拓印。每天，眼前这位80后不断重复这些工序。

渐渐的，蝴蝶和蚱蜢在笺纸上活了起来，虽不是原作，笔触、细节、氤氲的水墨气息，却与原作形神俱似。

据朵云轩木版水印中心主任郑名川介绍，目前他的团队里有一半都是80后年轻人，这两年还多了几个90后加盟。比如赵昌　《写生蛱蝶图》　勾描环节工作的孔妮延，雕版环节工作的王东巧、陈佳博等全是一众80后。这些年轻人刚从美院毕业就来到这里，开始在一个终日湿漉漉的车间，拜师学技而不是学艺。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们的屁股几乎是“粘”在椅子上面的。他们被告知不能随便走开，哪怕是喝杯茶喘口气也得小心，因为工作室内的湿度需要随时监控，它关乎纸张的收缩，一个不当心就会套印不上色，满盘皆输。那种珍重的态度，如同修行般虔诚。

做事如人生，急不得、懒不得，方能成

在上海，老一辈人都管木版水印叫“木刻水印”或“水印木刻”。翻译家傅雷曾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专门谈起：“木刻水印在一切复制技术中最接近原作，工本浩大，望珍视之。”傅雷认为，朵云轩的陈老莲《花鸟草虫册》“在现在木刻水印中技术最好，作品也选得最精”。

时间如白驹过隙，在这个信息发达的世界，人们太容易喜新厌旧，太容易半途而废，忘记了要严肃地对待物品、对待工作、对待生活。郑名川向记者说出一个39枚印章的故事，足以证明木版水印这门传承数百年的技艺，仿若人生，靠的是手艺，更是心性，正如朵云轩开业公告中所强调的“精益加精，新裁别出”这8个字，急不得、懒不得，方能成。

赵昌　《写生蛱蝶图》　诞生于宋，原画历经千年，经多人之手收藏，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诗、书、画、印“四全”的手卷，仅印章就多达39枚。木版水印的工作，要求必须完美呈现原画的每一个细节。然而，这大大小小39枚印章，有的因年代久远变得模糊不清，有的正反颠倒，或是在卷首卷尾只留有半个印章，给勾描和雕版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团队，为此耗费极大的心力，向历史资料和卷宗里找答案。比如，画面里一个上下颠倒的“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的半印，让人找不到端倪。通过研究历史，工作人员终于厘清一条清晰可见的收藏线索。原来，赵昌　《写生蛱蝶图》　最早是为南宋权相贾似道收藏，画幅首尾依次盖有其“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半印)、“魏国公印”和“秋壑”等三枚收藏鉴赏印。后来，贾似道以卖国获罪，此卷在抄家时被官府没收，“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半印)，或许就是因为抄家时在贾似道家里发现的收藏书画多不胜数，此幅上的公章就被公务人员忙中出错地盖倒了。

除此之外，董其昌、乾隆帝等都在画上留下过印章。其中尤以乾隆的印章最多，分别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两印，“乾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等内务府加印数枚，足可见乾隆对该画的赏识。这些不太好辨认的印章，经过工作人员反复辨识、比对、还原、修复，最终做到原式原样，一个不漏，成为木板水印制作中的一段佳话。